从贸易战反思改革四十年：中国发展需要这样定型

Original 刘工昌反做空信息中心 201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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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贸易战硝烟未散，在其影响下的全球贸易也阴影难除，连累着同样贸易额巨大的中欧、中日甚至与东南亚的像马来西亚等的前景都不明朗起来，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贸易自由化竞争后，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的领导人纷纷走上各国前台，从目前来看，很可能一时难以消除。

而这又恰好赶上我国正由小康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关键时刻，曾经创造一个贫穷大国逆向崛起的各种有利条件正在逐步消失，同时历经几十年发展所积累的各种问题开始集中暴露，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依靠对方开放所创造的巨大红利撑起庞大的经济体量，进而在发展中慢慢消化前期积累的各种问题，这就使得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了的发展策略必须适时作出调整。

40年来我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今天举世瞩目的工业大国，改革开发功不可没，完全可以这样说，它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关键。但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演变进程而言，二者并不是以同等身份同时出现的，通常主要遵循的是，由开放促改革。

这是因为长达几十年的闭关与计划经济使得各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人们的思想也完全跟不上形势，而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几乎使得所有人受益，这就极大的减少了改革本身面对的各种阻力。就具体进程来看，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引来外资，先从简单的三来一补开始做起，随后内地效仿争相创办工业园，而沿海成本的提升也开始慢慢进行产业升级，更为重要的是，配套产业也就是相关产业链的兴起且日渐成熟，同时一些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也日渐为我所用，慢慢壮大，有些开始取代原有的外资，成为国际市场一股强有力的竞争力量。时至今日，建立在中档企业上庞大而完善的产业链是今天中国经济参与世界竞争最核心的力量。

但是今天随着民粹盛行导致的全球化受阻，曾经为经济的运转更新乃至社会的进步持续提供动力的开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以开放促改革看来是难以为继，同时随开放脚步走慢使得国内积累的各种矛盾开始暴露，一不小心可能步入前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所言的“明斯基危机”。

也就是说，现今的我们必须把主要的目光转向国内，做好国内的综合治理，以改革反促开放，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刮骨疗毒，才能更健康的上路。

优化营商环境是改革的方向

前一段时间，国家领导人密集发布了关于国内治理的各种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要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李克强总理说，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就是解放生产力。

两位领导人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包括影响企业活动的社会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等方面，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众多领域的系统工程。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但他们所讲的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习总所言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各级政府对面对外来商务竞争时所必须提供的符合现代企业运行的规范与服务，主要指的是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内涵，就是指一套行之有效公、公平正透明的具体法律、法规和监管程序；营商环境国际化的内涵，是指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和世贸规则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体系。

营商环境的欠缺往往正是外方对我们发动贸易战的主要借口，这里面当然有外方出于各种目的所进行的无端指责，但必须承认，我们的营商环境特别是在习总所言的法治化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一旦让人抓住轻则罚款至其入人国门受阻，重则制裁导致企业可能陷入崩溃境地。中兴就是很好的例子。

而李总所言营商环境主要是针对企业在国内运行时遇到的各种问题。在一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直言不讳说，很多企业负责人反映，他们很欢迎减税降费政策，但同时也更希望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放管服”改革的要义其实就是“造环境”，优化环境之后才能吸引人才和投资。（金储宝：总理多次提到的“优化营商环境”是怎么回事2017-06-19 苏南网）

2018年年初，一段网络视频火遍全国。视频中自称中诚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毛振华，要向黑龙江省委书记控诉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非法侵占他们度假村23万平方米的土地，还总是给他的度假村找麻烦。最后称他们是“柴河的江湖上人称的豺狼”。

人们普遍认为，视频显示的是东北的真实现状。官员不把在员工当人，员工不把公司当自己的公司，官与官争，民与民斗，政府与民争利，原住民欺瞒外地游客，从上到下“泛着一股子透露着愚蠢的腐烂气息”。视频一经发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就连国家发改委也对此发声，东北营商环境与发达省份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但总理多次就此发声，表明营商环境的欠缺绝不止东北一处。

毫无疑问，总书记和总理主要从政策层面阐述的改革的方向，这是我们通过改革修好内功的关键。但是我们要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除了宏观方面政策策略的调整必须做出外，还必须在高速狂奔的速度降下来后勇敢的审视这些年来积累的诸多问题。

应对当前状况的经济思路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这里“不平衡”主要源于地区发展带来的巨量差异，就是经济学大师冈纳·缪尔达尔所称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改革开放40年来政府采用不平衡战略，对经济基础较好的东南沿海和重点行业进行重点投资，奠定了现在工业化大国的底子，同时内地落后地区大量优质劳力和资源涌向这里，由此产生缪尔达尔所称的“回波效应”，即累积因果循环导致落后地区不平等约束加剧，地区差异越拉越大。而“不充分”主要是指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能充分满足飞速发展的中产以上阶层对经济文化消费的需求，它的实现需要宏观经济整体面实现结构转型，它所体现的正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跨越的重要标志。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实际上揭示的是现阶段我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横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纵向，产业结构的升级。前者看来令人难以忍受，不解决，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与信任危机；后者似乎也是迫在眉睫，不解决，则完全可能落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

要实现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变升级，关键是要使扩散效应大于回流效应。（《经济学》96--97张体连山编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即通过建立增长极，带动周边落后地区经济迅速发展, 从而逐步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但是缪尔达尔先生认为，发达地区经济减速会使社会增加对不发达地区产品的需求，从而刺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导致它们之间发展差距的缩小。这作为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平衡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将其放入整体的国际大环境下，却不符合我国现行国情。因为我们目前尚未完成经济上的结构转型，如果我们把精力主要放在平衡上，让发达地区经济减速来促成区域的平衡，则只能使我们整体经济失去向上的活力，最终是越来越穷，根本不可能获得各方都期望的平衡。

经济均衡发展所应遵循的途径

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发达国家得以独善其身的德国的深刻体会是，经济转型升级中应保持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不应把传统产业全部转向现代服务业。尤其要注重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充分利用信息化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德国总统武尔夫会见汪洋，介绍如何应对金融危机》2011年6月9日《南方都市报》）。

我国自是更应如此，能够支撑我们平稳度过转型适应期的，只能是重视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骨干地位。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处境注定了多数城市要以制造业为主的大众或者说中低端产业，高端产业只能落地在部分先发城市。若失去大众制造的优势，将受到两面夹击。在高端领域，受到欧美的阻击，在低端领域，被印度和越南等国蚕食。同时，在国内也应存在一个产业梯度。随着产业向广阔内陆转移的完成，我国将形成一个U形曲线产业结构，东部沿海地区将成为研发和高端的产业核心区，以及最终产品的销售中心，而加工制造这个U形曲线的底端集中于中西部。

以制造业为例，我国将出现三大集团，一是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国家高精尖制造业，总量少，但是技术处于最顶尖行列。这些城市也不以制造业为主流。二是以长三角的无锡苏州，珠三角的佛山东莞为代表的大众制造业的中心，其技术先进，基础雄厚，在制造业体系中处于节点位置。三是当下承接产业转移最集中的大陆腹地城市。（中国城市战略的五大迷局 FT中文网 2017年6月1日罗天昊）

这其实也是由我国复杂的居民消费结构形式决定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3%。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

排名末尾的几个省份中，贵州、云南、青海、广西等均是西部省份，如贵州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5121元，仅为上海的27.8%。（表格见下图）

差异极大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乡比决定了今后主要支撑中国经济运行的消费市场仍需予以细分，以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外加中西部一二线城市和其他地区相对较为富裕的人群的消费取向，可能逐渐或是更多追求品质,中产崛起驱动下的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高端化发展动力强劲，有望进一步打开产业升级空间、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而其他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以价格和实用为主要目的。

必须承认，尽管我们在某些领域具有接近甚至赶超世界的实力，但从大的方面看与引领世界的主流创新领域还有很大的距离，由于我们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使得我们在培育具有颠覆式创新人才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要完成创新的弯道超车主要就只能依靠最大限度的开放。诚如汪洋同志不久前发文：关起门来搞创新不行。要坚持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提升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加强在创新领域的各种形式合作，推动开放型经济加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成本、价格优势为主向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汪洋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0日）

东部核心城市：确立高端服务业与信息产业化优势

具体说来，参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以大带小的原则，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使之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平台。《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要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

这里最主要的仍是以广深港为首的珠三角、以沪宁杭为首的长三角、以京津为首的环渤海城市群。它们是国家完成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之所以选择这些地方，除了整体经济实力领先于全国外，更关键的是，这些地方有着构建城市群增长极最主要的推动力，即具有与国际接轨的强大创新能力与潜力的特大型企业。由BAT华为联想复星等大型企业在核心区的集聚，导致资本与技术的高度集中及其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并能通过扩散效应以自身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和周围腹地的发展。

具体说来，从技术方面看，核心城内巨企的技术创新使企业产出增长率、投资回报率大大高于卫星城内其它企业，从而引起这里其他企业的学习和效仿，进而使得区域内企业现有的行为方式和组织结构包括社会价值观念更容易朝着变革方向转变，使之适应创新结果，并成为下一次创新活动的基础，总之这种集聚强化了社会群体的进取意识，同时推动了周边地区劳动力为改变自己进入增长中心的比较劣势而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

对区域核心城市而言，必须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充分利用相对雄厚的科研实力，以最大的开放与包容加强对世界最前沿的科技金融创新技术加以引进消化，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适当的改造应用，经过切合实情的孵化改进创新，最终转化为民族产业群。这是立志于伟大复兴的这个民族赋予他们的光荣任务。

核心城市周边：以中高端制造业立足

立足于核心城市周围的二线城市珠三角的佛山东莞珠海惠州，长三角的苏州无锡宁波绍兴，环渤海的青岛威海大连等要敢于承接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加以利用，发展中高端制造业，使产品向注重质量的高端迈进，这就使得一线核心城市与紧紧依傍的二线城市在产业上形成相对的互补，让国家在中高端产业布局更加合理的同时，也给核心城市在高端的竞争有了更多的选择乃至试错的机会，而这往往是创新的关键。

从产业分工来看，它们更多的要抓住的是与工业4.0相关的新机遇，尤其是以升级工厂、使之实现高度自动化和先进技术的机器人为核心的未来应用。这可能正是这些具有较好的制造业基础的二线城市的优势。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统计，尽管中国正在追赶韩国和新加坡等全球领导者，但机器人的使用仍未饱和，使用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机器人企业重点聚焦的领域，主要来自尚未应用机器人而又亟待进行生产线自动化升级的公司，来自食品、药品、橡胶、物流等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和继汽车后电脑、通讯和消费性电子为主的3C行业。而这与政府全面推行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谋而合。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容易做到的。如果说区域核心城市最前沿的竞争主要面对的是美英为首的强大的技术先行者的话，区域卫星城市所面对的则是具有成熟而高端的制造业传统的德日韩等。与他们单独相比，在各自的领军行业我们都有着遥远的距离，但我们有着他们都不具备的隐形优势，那就是我们有着相对最为完善的高中端产业链，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着区域一体化的政策时令上的巨大优势，不仅是成本，还有效益的优势。即使我们企业的产品与顶端的外面来的有一些距离，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熟悉的庞大的呈梯级分布的国内消费群分类消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的广阔和规模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让市场决定产能。这就既为我们新品的上市争取了时间，又获得了得以升级改进所必须的资金的回笼，整体供应链的反应速度更为迅捷，在对方下一个更富变革意义的新品出来之前，已被我们利用市场的规模优势干掉。高铁就是最好的例子。

必须承认，这里区域一体化的城市内部之间本身是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很多核心城市担心自己产业流失GDP缩水，不愿意下放本城市的一些产业，或者说不愿看到二线城市的类似产业超过自己，这里不妨参考腾讯的事例。作为涵盖多领域的互联网巨无霸，腾讯经历了从”全民公敌”到 “在腾讯的地里种庄稼的日子”。从一个封闭排他的公司到一个主动进行流量开放，后又意识到能力开放对合作伙伴的价值，最终形成了一个日渐成熟的“能力开放”体系。在为了支撑外部开放合作能力的过程中，企业的后台支撑系统自己也不断完善，还有了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腾讯云的诞生。所以说云服务并非出于对产业趋势理解而提前做出的战略布局，而是在现实的开放合作模式下摸索出来的一个战略架构。腾讯的能力开放带来了一大批初创公司的成功。

这是因为，经济活动中引发蜕变的如由于技术进步、偏好改变等因素而引起供给和需求变化的某一节点，往往是市场前沿运行的企业最先感知并做出调整，进而改变生产过程中原有要素的分配，资源被重新配置。随后这种反应将扩散至产业层面，使该产业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并导致产业的要素密集度发生改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附加价值提高。随着其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与产业波及效果日益显著，市场主导更新换代速度加快。而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所产生的联动作用，使得这一地区经济整体的投入产出乃至要素禀赋的结构得到优化，并最终实现转变。这也带来了合作开发过程中产生溢出效应的母公司自身的系统能力升级。因为在越来越多的合作里，合作伙伴们需要的能力可能并不是腾讯原来擅长或者具备的，这就逼着它也要去补足自身“开放能力体系”中的短板。（南方周末记者黄河朱迅垚2017-11-10 ）

这实际上也是区域核心城市对周围卫星城应该做的。区域核心城市通过其进驻的特大型创新企业成为支配周围卫星城地区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与组合的重心和区域发展的组织核心。它们之间的互动不应是产能与技术的简单输出，更不是企业牵出与否带来的经济活力的你死我活，而应是企业牵出的一整套的与现代企业发展相生相随的决策运作管理规范模式，而这些东西在不同的地方面临不同的际遇后又不得不加以完善，这就是成熟的能力输出而带来的互补双赢。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可能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中获益，使其在地区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各种产业分布有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的趋势，而这些企业的集中，又会导致那些为它们服务及它们为之服务的前导型产业及后导型产业也向这些地区集聚。这一切的结果是使产业、人口在城市群内部形成合理的梯度分配，这又为大量的服务业向该地区集中创造了条件。最终区域发展骨架逐步完善，区域协同联动效应得到加强。这样一线核心城市与二线卫星城之间主导产业相继更替、产业附加价值不断提高、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社会分工不断细化与深化，在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下产业间的关联水平和协调能力得到加强，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演进。这才是区域一体化的真正优势。

就这样，在东部三大主要城市群通过外在的市场自发抉择与内在的政策一体化方针，改变了资源配置的空间格局和范围，带来资源配置范围的扩大，大幅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构建区域层面的发展共同体，最后自然引发产业升级，成为全社会完成结构转型的龙头。

关于转型升级，笔者认为，除了那些对环境有损害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必须淘汰外，那些最低档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不要以这个名义一棍子打死。这里有两个理由。一是我们从人均收入看，仍是一个不发达国家，这就注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只能以中低档的服务与制造的消费为主，这也就决定了这些东西的生产在中国仍有相当广阔的市场；二是要深刻认识到转型升级的困难。在控制产业链高端的发达国家不断祭出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顺利转型升级无疑是一项漫长复杂极其艰苦的过程。

中西部次发达地区：以中低端制造与服务业为主

从2017年前3季度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看，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主要集中在生活用品服务类和教育文化娱乐类等领域的，而农村增速较快的品类还集中于衣食住行等传统消费。

这就决定了以东部三大城市群为核心的沿海地区通过极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转型升级的同时，而对广大内地来说，可能在某些地区的某个领域有所突破，大多数地区还是应老老实实承接它们淘汰下来的“落后”产业，也就是中低档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应坐视它们跑到东南亚南亚这些地区。要让这些地方的领导明白，产业本身并无落后先进之分，只要产品有销路，它就是有生命力的。

这是因为，支撑消费的首要因素是收入增长，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要有产业做支撑。前些年很多地方小城镇化之所以无疾而终，根本在于只造城，空有房子，没有产业。中国经济需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跨度内维持中高速增长，这不是所谓的“唯GDP论”的产物，相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可持续增长轨道并向消费增长驱动转型的前提。

而要完成这一切，首先要转变这些地区领导的观念，尤其是现代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意识要加强。具体说来就是鼓励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领导不要消极等待，而要主动来到东部沿海地区洽谈承接即将转移的产业。

在准备承接沿海产业流转的初期，当地政府必须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市场作为政府行动的基本目标。因而当地政府必须具有鲜明的自主性，就是政府有足够的调配能力，动员经济发展所需的各项资源来改变资源配置方向，从而有效制定并实施有选择的产业政策，即一方面与所依托的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上有着内在的衔接与互补性，另一方面又与周围同类城市的核心产业群相比又有着鲜明的独特性。有鉴于此，当地政府机构人员构成必须向这个方向看齐，即必须具备现代商业咨询管理意识、具有对现代政府治理谙熟于心以及能熟练处理各种商业关系且与社会利益集团保持一定距离的人员。

首先伸出对接之手的应是内地的省会或经济区域中心城市，除了像成都、武汉这样的有足够能力和相当基础与沿海产业平起平坐的外，其他大多数省份的这些城市都应主动前去，探寻适合自己本身发展的产业。为什么是这样的城市呢？因为产业的落地首先需要赋予该企业以信息技术甚至熟络的营销网络支撑且本身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方，能够立足于此待其产业发展成熟后再向附近中小城市扩散，通过产业链的自然延伸来使这些地方加快承接产业转移，从而完成区域实体企业的构建。说这么细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尚未工业化的地区完成工业化的初步普及。

但是仅仅把一个地区的产业希望完全放在一个产业里也是不行的。所以当地领导应在充分考虑本地资源以及劳动力禀赋、尤其在基本产业结构已初具雏形且形成了相对较为成熟的市场氛围与整体运营环境的前提下，通过现代网络信息化手段，跨出本市在全省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寻找适合本地的企业。在经过严格仔细的搜索科学严谨的论证后，再有针对性的开展行动。行动包括对该企业的运营状况、运营前景、盈利水平、负债状况、股权状况等都要有准确详实的考察，以确定它是否在本镇资源禀赋承受范围内。而一旦确定采取行动，又要对行动对象的身份、地位、话语权、影响力乃至性格爱好家庭背景都要有较深的了解，争取有的放矢，加大游说成功的可能性同时能有效的减少成本。这些产业也许大多处于中低端，但它们经营的好坏恰是前方能否完成高端转型的基础所在。

引来了这些产业怎么活？决定这些从沿海转移过来的产业（主要是制造业）能存活下来的关键除了人才，其次为成本竞争力、生产力以及供应商网络等。这里只说成本竞争力——2017年4月19日，国务院推出进一步减税措施，包括继续推进营改增，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这对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增后劲无疑开了个好头。

但笔者认为，减税还应跟整个经济发展战略格局的调整相适应。关于减税，最主要的不是激发企业活力，而是通过减税，完成产业结构合理的梯级分布。具体的说，减税应有所区分。在东部沿海，尤其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对中高档的服务业信息工程或中高档的制造业采取减税，而对中低档制造业，相反还应采取一定的加税政策，迫使其自动离开。而广大中西部地区除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其余的都应以减税为主。

所以减税不是一次简单的大水漫灌，而是有针对性的管道滴涌，其最终是通过它以市场的形式完成产业的自然铺陈，从而以相对较小的阵痛完成整个产业的结构转型。

这种有差别的减税表面看来似乎更有益于中西部，实际上它带给东部的是长远利益。因为东部只有在经济方面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高度整合，才能享受到整个国内市场梯级分工的规模优势。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还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与整个西方世界高度整合，因而享受整个西方世界约10亿人口的规模优势。

三大层面产业互补，形成完善产业链，是消除地区差异关键

在我国也是如此。发达地区为了保持其经济发展只有不断创新其新产品，而这些产品价格一般随着科技含量的增多，价格偏高，这些产品要想有市场（不发达地区），就必须建立在不发达地区能消费的起的条件上，这就要求两个地区的差异不能太大，否则只会导致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受到阻碍，这就使得发达地区要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带动不发达地区发展。

我们把经济的发展按沿海三大区域与广大内地的划分，实际上就是承认了经济发展中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经济”，不回避，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我们认为解决的方法不是劫富济贫，而是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东部三大区域核心城与周围卫星城市构成一个整体，而广大内地又与三大区域为首的沿海构成消费与生产的市场整体。从宏观政策上看，东部坚持发挥19大重申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总体经济运向。中西部仍主要采取注重比较优势的新结构主义导向，像西北东北还需就此进行最初步的市场意识的培育。

今天的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节点。能否冲出发展的陷阱，外部世界剧烈的竞争考验着企业家的勇气和韧性；能否安抚民众的焦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检视着领导人的智慧和决心。我想只有做好了这些，才能解决新时期所出现的新的主要矛盾，真正实现19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贸易战或许提供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好的正视改革开放40年我们存在的各种问题，解决自身问题、利用改革红利实现经济再平衡，倒逼我们加快推进新一轮更加深刻广泛的改革。我相信，经过这轮改革后的我们能够以更加健康迎接人类文明的各种挑战，更加自信的迎来对外开放。

作者|刘工昌贴

编辑|小鬼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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