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兵、杨学林：不能让法官成为维稳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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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王兴律师、马瑞芝法官、杨学林律师

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是法治国家的最基本特征，而独立审判的实际操作者，就是法官。没有一支健康、稳定的法官队伍，依法治国无从谈起。执政党提出"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其实，法官履职过程中最大的风险，不是"调离、辞退、免职、降级"等，而是刑事处罚，这对法官的职业生涯和家庭，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2013年，河北的马瑞芝法官，被作为刑事被告人推上了法庭，涉嫌罪名是"滥用职权"。涉案原因是马瑞芝根据领导的安排，审理了一件民事纠纷案件。马法官根据当庭查明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对案件依法作出了处理。没想到，该案双方当事人向法庭隐瞒了部分事实，从而使案件处理结果侵害了案外人的利益，引发了案外人的上访。案外人上访行为的激烈程度，超出了当地政府政治上的承受能力，被当成了一个重大维稳事件。于是，地方政府试图以追究办案法官的刑事责任，来平息案外人的上访，结果导致马瑞芝法官在网上喊冤。

马瑞芝法官比较幸运，经过一、二审法院的审理，被宣告无罪。如今继续从事法官工作。

而甘肃的法官蔺宏彬，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他被认定是犯了"徇私枉法"罪，终审判处免于刑事处罚。蔺宏彬是因为审理的刑事案子，宣告被告人无罪，引起检方抗诉。结果是，被告人改判有罪，主审法官蔺宏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蔺宏彬除了轻微的违纪外（按：与被告人一审无罪，无因果关系），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完全依据事实与法律，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判决。这种判决是经过了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反复讨论。因此，即便该案被告人有罪，也仅仅是法官、合议庭、审委会对案件的认识问题。追究主审法官的个人刑责，违反法律规定。蔺宏彬一直在申诉，有关法院已经决定再审。我们但愿他和马瑞芝一样，恢复清白之身。

而浙江的金林响、山东的薛延，则受到了实刑，如今已经服刑完毕。他们被追究刑责的原因，与马瑞芝法官是一样的，都是涉及民事审判工作。

毋庸讳言，在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中，确实存在一些虚假诉讼，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比如假离婚、假借债、假抵押、假破产等，法官要警惕。但要求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必须具有火眼金睛，能够全部识破假象，是不现实的。在没有相反的证据下，法官只能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交法庭的证据，进行质证。如果当事人都认同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法官凭什么不予采纳？各方当事人合谋欺骗法庭，当然应当按照法律程序予以纠正和惩罚。而法官，如果未与当事人共谋串通，则不应追究其责任，最起码也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为了维稳，一味追究法官的责任，则对法官是不公平的。

这里特别要提及刑事诉讼。由于我国刑事案件的无罪宣告率极低，因此，法院判决宣告某被告人无罪，就显得极为珍贵。为什么我们对甘肃法官蔺宏彬被追究刑事责任扼腕长叹？因为这个结果对于刑事法官是否敢于依法独立判案，是致命的打击。据统计，在蔺宏彬出事以后，他所在地区法院审理的案件交审委会讨论的占到了60%至70%，而此前不到30%。法官被吓得不敢依法独立履职，动辄把案件交给不参加庭审活动的审委会，而被告人的命运，也是掌握在那些连见都没见过的审委会成员手里，岂不是离依法治国越来越远了！

近些年发生的大量冤假错案，其主要原因就是法院没有能够坚持疑罪从无。蔺宏彬主审的那个案子，是以"疑罪从无"宣告被告人无罪的，这恰恰是四中全会所倡导的法治精神。如果全国的刑事案件法官，都能够坚持疑罪从无，呼格吉勒图就不会冤死，念斌也不可能被四次判处死刑，全国的冤假错案将会大大减少。因此，对于像蔺宏彬这样的法官，尤其要注意保障其依法履职。

我们以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是要明确法官的权利和责任。只有权利明确，才能责任明确。长期使法官处于责权不明的状态，实际上是对法官履职的最大损害，也是法官时刻面临的最大风险。

在许多案件的审判过程中，经常听到法官庭后对辩护律师说，你们的辩护观点我都同意，但却不能这样判，因为我说了不算。这种情况是当下所谓"中国特色"在司法领域的一种悖论。法官如果按照查明的事实和法律独立裁判，就违背了上级有关领导或者机关的意图，则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什么好处；而法官如果完全按照上级有关领导或者机关的意图去裁判，则是违背法律的，法官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还不能免除将来被错案追究的风险。许多法官感到很纠结。可以想象，法官在如此的环境下，在如此的心态下，如何能够依法履行审判职责？

最近发生了许多法官把辩护律师撵出法庭的事件，以至于连最高法院周强院长都感叹"百思不得其解"。笔者观察了几件律师被撵出法庭的事例，发现都有法庭外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湖北的张科科律师在吉林开庭，因为辩护观点与法院庭前要求的不同，审判长竟然允许在场旁听的公安人员将其强行带离法庭。观察张科科律师在法庭上的表现，并没有违反法庭纪律，也没有与法官个人发生冲突。可是，在场"旁听"的公安人员，以及不在场的背后具有决策权的领导，给了庭审法官强大的压力，使他们不敢独立地依法审理，而只能成为权力的附庸。纵观许多"死磕"的案件，表面上看是辩护律师与庭上的主审法官死磕，而实质上是律师与躲在法庭背后的某种权力死磕。这种权力不但可以操纵法官，而且可以随时抛弃法官，必要时牺牲法官以保全他们自己。错案是权力制造的，而错案追究却指向法官。这就是我们的法官面临的窘况。

推进依法治国，就要推进司法以审判为中心。而这其中，法官起着主导作用。保障法官能够依法独立履职，就应当使他们不至于因为抵制外来干扰而承担风险，也不至于因为独立思考判断案件而受到惩罚；即便是由于自身认识而导致判断失误造成错案，也不能动辄追究法官的刑事责任。

特别要杜绝的是，政府部门为了维稳的需要，而牺牲法官合法权利。

这样的司法环境，才是健康的，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