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奶奶》| 碧浪达，是裁缝的挽歌
MADAME
——写给邱炯炯的《姑奶奶》
作者：何佳，2011.3.16
裁缝和碧浪达夫人
姑奶奶樊其辉有两重身份，健谈的裁缝，浪荡的碧浪达夫人。你会发现作为男性形貌的裁缝举手投足还是母叉叉的，相反，女性形貌的碧浪达夫人却生猛坦荡，霸气十足，带点男人的襟怀坦荡。所以裁缝和碧浪达夫人，是他社会身份的划分，是白天和黑夜的划分，但决不是性别的划分。就像他自己说的，他非男非女，非0非1，非常复杂难以界定。
裁缝斜倚在太阳底下讲他在旱点水点的“猎货”经历，他是个早就毫不掩饰还带点扬扬自得的基佬，喜欢嘲讽人间也调侃自己的基佬。裁缝斜倚在太阳底下唱八角鼓子弟书，真正的满洲旗人吟唱的玩意儿，哼得韵味十足，绵长老练。这半老基佬一身北京皇城根儿底下遗老遗少的慵懒悠然气，“冷雨凄风不可听，乍分离处最伤情”，一段宝玉探晴雯，唱得涕泪连连。他也就是晴雯的命，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可惜的是一生没有遇着懂他惜他的贾宝玉。
而碧浪达夫人呢？二十公分高跟鞋，两米三的大高个儿，巨型假发套，沥青一样又厚又粘的眼影，这是碧浪达的审美，够邪恶，够丧气，和裁缝的貌不惊人反差强烈。碧浪达夫人在乱糟糟的夜场唱白光、唱蔡琴，唱撩人的，搔首弄姿的，肝肠寸断的小调，极其的怀旧，又带有强烈的前卫时髦的波普味。裁缝在夜店的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形式，特别的放浪形骸，可是也极其严肃，极其伤感。在那些三英寸长一英寸宽的黑色眼泪流下来的时候，的确有一种击中人心的悲情美。裁缝是在通过碧浪达夫人，来哀悼他自己。碧浪达，是裁缝的挽歌。
▲《姑奶奶》截帧 ©️ 邱炯炯
男版“白昼美人”
美丽的中产阶级女子塞芙丽娜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却在每天下午跑到妓院卖身，得到了“白昼美人”的称号，身体上完全的解放，使塞芙丽娜得到莫大的满足与快感。这是布努艾尔的《白昼美人》。而姑奶奶樊其辉，中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益鑫泰”金奖、“兄弟杯”银奖得主，著名的“异装皇后”，清华客座教授，也怀揣着一颗妓女的心，用“嫖”来解说一切男人和他的关系，包括邱炯炯对他的采访，也被他比喻成了“操灵魂”。
“我还能做什么呢？除了卖淫我是彻底没戏的。”“你们都没有过卖淫经历吗？那你们的人生肯定更加困苦”。人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建立和外界的关系，以及向内探索自己的身体。姑奶奶选了最原始生猛的那一种。可惜连这种最容易的事，他也没有太多的资本可以办到。他总是卖不出去，他的卖淫往事心酸而困苦，这困苦也成了加剧他快感的力量，乐此不疲。
“我也许是想通过卖淫这种方式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裁缝幽幽的说。“走遍人间，历经苦难，要寻访你做我的旅伴”，碧浪达夫人动情的唱。通过“卖”的方式来得到自我的认同，来找到“爱”，这种人生剧本实在太悲剧透顶了。但这明显是姑奶奶偏爱的感觉形式，他偏爱在复杂的，心酸的，肮脏的，层次丰富的关系里面寻找美好。就好比他说起第一次卖淫也算初恋的经历，他爱戴维查爱得要死的时候，心里面更想要的是那个三十块钱的电熨斗。姑奶奶热衷于复杂的戏剧，甚至可以说，他热衷于把自己推到可悲的故事性里，在那里尽情的审“哀”。布努艾尔的白昼美人解放了自己，姑奶奶却画地为牢。
姑奶奶有很多关于大粪和狗屎的哲学理论。“人生都有两公斤大粪，一些人是慢慢地匀着吃，吃一辈子，我是大口大口地吃，早点吃完了它”。“以前是说，爱情是这，爱情是那，酸文假醋的。噢，现在是说，爱情就是臭狗屎。很多人都有幸踩上了。踩上以后还跋哧，使劲地跋哧，然后连擦都擦不掉。然后有一天你想擦得时候你发现，臭死了，又馊又臭，甩都甩不掉。”
关于邱炯炯，08年在南京独立影像展上看过他的《大酒楼》。作为一个几近同乡，印象非常深，家乡的亲缘感浓烈，觉得那里面霸气又欢乐的中年男人们，简直就是身边各个顶着啤酒肚的男性亲友，可见《大酒楼》气质的世俗性和亲切感。邱炯炯初次拿起摄像机，选择的是离他较近的对象来拍摄，拍出了他对故乡的人和事的一部分理解。但《大酒楼》之后聚焦裁缝樊其辉，则是他对陌生对象的一种尝试。和《大酒楼》的平实感相比，《姑奶奶》更特殊一些，人物的特质边缘化明显。和《大酒楼》的群像记录相比，《姑奶奶》是个人肖像画。和《大酒楼》的社会视野相比，《姑奶奶》是非常私密的凝视。如果说《大酒楼》是一个关于一方水土和一方人，人的地域性和精神的关系的片子，《姑奶奶》则是纯精神的，焦点唯一，不及其余。
内容不同，形式却有相似。黑白摄影从《大酒楼》延续到了《姑奶奶》，对构图的讲究，剪辑的跳跃感，声与画之间的打碎和重组，也一脉相承。不同的只是，由于《姑奶奶》比《大酒楼》更侧重人物的精神性，它的导演风格也选择了比前者更极致一些。《大酒楼》活泼，开阔，自由畅快，《姑奶奶》非常专注，对素材掌控的力度更大。你看叔叔们谈论一生的酒量，画面里欢乐而突兀的出现了一个在公路上行驶的油罐车，姑奶奶唱宝玉探晴雯，画面里却只有枯藤老树，下一个镜头的更新只是上一个镜头相似的重复。
▲《姑奶奶》截帧 ©️ 邱炯炯
对于人物肖像式的纪录片，在访谈的同时配怎样的画面，访谈之外怎样即时跟拍，对于素材如何挑选和剪辑，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传递的都是导演对自身风格的把握。《姑奶奶》的记录手法无疑在做减法，直奔最极端的记录方式去了，除了歌曲演唱的记录，就只剩赤裸裸的访谈，屏蔽了人物旁枝末节的其他现实。甚至在健谈的裁缝对着镜头叨b不断的时候，邱炯炯给的景别也都非常的小，屏蔽掉了环境的很多信息，只留下亮闪闪的演出服，假发，灿烂的假花。黑白影调更是减法，消减掉色彩可能造成的多义，只留下一个单色世界，妖艳也是黑暗的妖艳，枯败也是黑暗的枯败，没有余地。这是邱炯炯认为最适合姑奶奶的形式感，因为这个对象本身够极端，够赤裸，够纯粹。事实上，这样的影像感的确达到了效果。文本和对象度身订做，互为镜像，映照了对方。
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姑奶奶把自己逼到黑麻麻的墙角里，逼成了一朵放浪形骸的黑色大丽花。可他的格局也就在这里，和这个片子的影像感一样的逼仄，没有出路，超脱不出去。他不能代表任何群体，不代表同性恋，不代表艺术家，不代表妓女，更没法代表现今乱世出来猖狂的诸多妖魔鬼怪。他只是他自己，一个裁缝+碧浪达夫人，《姑奶奶》只是人物素描，“操灵魂”的人体X光片，姑奶奶的现实感只在于它深入个体的深度，还有这个个体本身的妖艳夺目。除此之外，我们无法讨论任何的话题。姑奶奶绝对是个异数，是人间妖孽，但他和其他的妖孽并无可比性，他只是他自己。如果要谈论现实带给妖孽们的相同的东西，那就是舞台。过去他们没有舞台，如今却都有了。众神狂欢的娱乐时代，只要你足够妖，就会有观众。和舞台，和大众相关的，一定是一个关于媚俗的话题，但姑奶奶至少是并不媚俗的，他是用他够悲情够邪恶的绝望在供别人消遣，供自己消遣。他不是在取悦别人，只是在取悦自己的过程中，顺便满足一下他们罢了。后来他消遣够了，也就曲终人散了。
再美的Madame也有谢幕的一天。“画得真美，洗掉吧。”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