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名家学术自传 | 龚延明：学术之树常青——从工兵战士到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树立良好学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先后涌现了一大批学风端正、学术领先、治学严谨、造诣精深，并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的资深专家学者。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纪念习近平总书记在省社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对全省社科联组织和社科工作者提出“真”“情”“实”“意”要求15周年，结合新中国成立70周年，省社科联开展“我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浙江老专家学术自传”活动，讲述他们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治学历程，潜心笃志、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的人生境界，请他们为社科工作者传道授业解惑，推动浙江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今天推出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的《学术之树常青——从工兵战士到博士生导师》。
龚贤明（1940年生），字延明，以字行。浙江义乌人。五岁（1945）上小学，二十岁（1960）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留校任助教。二十二岁（1962）,响应祖国号召，放弃53元工资，投笔从戎，当工程兵战士。
1962年8月，响应祖国号召，投笔从戎。
至三十四岁（1974），于军党委秘书岗位上，申请复员，得到批准，回杭大历史系任教。五十二岁（1992），评为历史系教授。五十三岁，从历史系调任古籍所，接国学大师姜亮夫教授老所长班，担任杭州大学古籍所第二任所长。五十三岁（1993），得到教育部批准，评为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同一年，国务院表彰龚延明“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从1993年10月起,每月颁给政府特殊津贴。六十岁,2000年3月，卸任浙大古籍所所长。2000年5月，受浙大校长潘云鹤任命，任浙大宋学研究中心主任。六十三岁（2003）,退休。
退休前，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编委。
七十九岁（2019）,仍担任的重要学术兼职有：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浙大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审定委员会委员，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岳飞研究会会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荣获全国、省部级奖的科研成果统计（四项省政府一等奖、一项荣誉奖、一项三等奖；二项教育部奖（二等、三等等各一项）、三项全国优秀图书奖（其中一等奖二项）：
1、《宋史职官志补正》，获第一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
2、《宋代官制辞典》，2001年获浙江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年获教育部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类三等奖；
3、《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2008年获浙江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4、《宋登科记考》（与祖慧合作），2010年获中国优秀图书一等奖，2011年获浙江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3年，获教育部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类二等奖；
5、《宋代登科总录》（与祖慧合作）2015年获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现正在申报教育部奖）。
普及历史读物获奖二项：
1、主编《绘画本中国通史》（1991年，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1995年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2、《诗说秦汉史》（201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2014年，获第十六届全国社科优秀普及读物成果奖）
学 术 生 涯
一、七十年代末确立宋代官制研究方向
1974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杭大历史系，处于“文革”后期的高校，虽已复课闹革命，但仍未走上正轨。1962年，蒋介石反攻大陆，我是以杭州大学助教身份应征入伍的。离开大学教师岗位已十二年，谈不上有什么历史研究。回校后，直到七十年代末，我也没有明确的学术方向。
“四人帮”打倒后的第一个春天，1977年，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在杭大历史系首创宋史研究室。我被列入该研究室成员，开始进入宋史研究领域，跟陈先生研究陆游。陈先生后来转至暨南大学任教，我的陆游研究遂告终结。
1979年，继陈乐素先生，徐规先生接替宋史研究室主任的担子。徐先生有一套《宋史补正》的计划，向省社科规划办申报了《宋史补正》课题，得到批准，列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
在讨论《宋史补正》课题分工时，我接受了《宋史职官志补正》的任务。梁太济教授承担《宋史食货志补正》、何忠礼承担《宋史选举志补正》，此三部《补正》都已出版。
我确定宋代官制作为此生研究的学术方向，出于三点考虑：其一、能与教学相结合，我在杭大历史系开了两门课，一是基礎课《中国古代史》，二是《中国古代官制史》，这都是宏观的，通过宋代官制研究，推动《中国古代官制史》教学水平的提高。其二、在征询了国内著名学者赵守俨、傅璇琮先生等意见后，深感宋代官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宋代官制研究还相当冷落，显得没有生气，其三、以宋代官制为平台，可以上下延伸，点面结合，前途无量。
《宋史职官志补正》研究，前后用了五年时间。
头三年，我把精力集中在阅读、摘抄《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职官分纪》、《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吏部条法》、《庆元条法事类》、《宋朝诸臣奏议》、《宋史》等史籍、类书以及宋人文集、笔记、方志等等史籍中的宋代官制史料。按《宋史·职官志》十二卷内容顺序，做了15册的宋代官制史料分类笔记。继而，用二年时间，参考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缜密地考订《宋史·职官志》，前后共花了五年时间，完成了近三千条补正条目、50余万字的《宋史职官补正》书稿，1991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时间，离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1941年出版之期，恰好半个世纪。
众所周知。邓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得到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高度评价：
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证》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
是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踰越等伦。
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人，所以无疑也。
噫！先生与稼轩（辛弃疾）生同乡土，遭际国难，间关南渡，尤复似之。然稼轩本功名之士，仕宦颇显达矣，仍郁郁不得志，遂有“斜杨烟柳”之名句。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不屑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
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证》，获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毫无疑义，也就奠定了邓广铭先生在宋史界领军人物和新宋学开创者的崇高学术地位。此后，邓广铭先生半个世纪的学术道路及其在中国古代史、宋辽金史史，尤其是宋史的研究的卓越贡献，诚如陈寅恪先生所期许，嬴得了海内外同行的景仰。
而我这个无名之辈，居然去分担研究室分配的《宋史职官志补正》子课题，能免“狗尾续貂”之讥吗？
《宋史职官志补正》出版后，作为浙江省重大课题的子项目，需要进行成果鉴定。浙江省社科规划办聘请邓广铭先生担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宋史职官志补正》鉴定组组长，同时聘请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曾瑜、陈智超，上海师大古籍所研究员朱瑞熙及中华书局编审汪圣铎，成立成果鉴定小组。
我心中忐忑不安，不知评价如何，倘若不合格，通不过，那我的学术前途将会改变。我曾经私下对一位同事讲：“要是《宋史职官志补正》鉴定通不过，那我就易做《宋史列传补正》，改行从事人物研究，不搞官制研究了。
1992年代10月底，成果鉴定意见书寄回杭城。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同志立即告诉我：“鉴定组对《宋史职官志补正》予以充分肯定，评价很高。”这使我喜出望外，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掉下了地。
诚如傅璇琮先生所预料的，邓广铭先生“胸怀豁达，视学术如生命”。他衡量学术成果，不论资格，不计较对自己的研究的批评，完全以学术上有无建树为心中的一杆秤。
邓先生郑重其事，先把鉴定组四位成员意见归纳为二点：
第一、龚延明同志对于《宋史职官志》所作的补正，既极周全详备，也极精审谛当；第二、这一新著的丰富内容，反映出龚延明同志对于宋代职官制度既具备通贯的理解，也具有深厚的基础根底。求之于当今之治宋史者，他的功力之雄厚应是居首选的。
接着，邓广铭先生，又专门写了他自己个人的鉴定意见：
半世纪以前，我曾撰写《宋史职官志考正》一文，重点在于抉发该《志》所有材料的来源，及纂修者们因不熟悉两宋官制沿革而造成的诸多谬误。然因写作时限短促，思考多有不周，故在刊出之后，自行检校，亦惊诧于其中颇多极不应有之疏失，其后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为佐伯富的《宋史职官志索引》所写序言中，对拙文的失误之处亦间有指述。这说明，我的那篇文章只能算作开‘大辂’之先的‘椎轮’。然而‘大辂’却一直迟迟没有出现。直到八十年代末，国内学者中，才有杭大历史系龚延明同志出而专心致志于宋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他除已先后发表了多篇具有较高质量的文论文外，更以五个春秋的时间和精力，完成《宋史职官志补正》这一巨著，对该志的遍体鳞伤，细致周详地加核查、比证，每一条各都有理有据，说理都是极精当，证据都极确凿，所以也都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此后之研究宋代职官制度者，若能以此书作为案头必备之参考书，不唯可以不至为《宋史·职官志》中那些岐互杂乱的记载而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在诵习此书的过程当中，还可以领会到：龚延明同志的这一著作，真正做到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境地，这是只有很深厚的根柢、很广博的知识才能做到的。在这种强力的感染下，又必将使读此书者，愿以龚延明同志为榜样，扎扎实实地从事一些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例如对史料的鉴别、比勘、考证、分析的技能才行。这本书是一本极具功力的书，是一本必会在许多方面都能起积极作用的书。
邓先生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审阅一个地方高校普通教师的成果，如此负责，如此认真，并用已经有些颤抖的手，亲笔写下716个字的评语，这是何等感人！充分体现了邓先生对宋史研究成果的高度重视，对培养年轻教师倾注心血的热心和真诚。
对《宋史职官志补正》的评价，谁最具权威的发言权，自然是非邓先生莫属，也就是说，只有经得起邓先生的严格审查，才能证明我的研究工作没有失败。邓先生的评语，使我深受鼓舞，又使我十分不安。我感到邓先生对我是鼓励多了。实际上我所做的《宋史职官志补正》，不过是站在邓先生的肩膀上摘到的果实。邓先生却自谦“我的那篇文章（按：指四十年代发表的、得到陈寅恪先生高度评价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只能算作开‘大辂’之先的‘椎轮’”，反而称我那本《宋史职官志补正》为“大辂”。自古以来，不乏文人相轻之例、同行相轧之病。然而，我在新时代却亲身感受到文人相亲的温暖，亲身感受到前辈大师心胸的豁达开濶，和奖掖后进不分亲疏、不凭门户、不讲地域，但论学术的高尚人格魅力。这是目前社会上存在品评学术、分配学术资源，亲、疏有别，师生、非师生有别，同门、非同门有别，南、北、东、西有别，本单位、非本单位有别，哥们、非哥门有别的不普遍、但常见的现象，与前辈大师唯论学术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邓广铭先生光风霁月、磊落无私的襟怀，高山仰止，值得永远钦敬！
由于得到北大名师邓广铭教授的奖掖和提携，坚定了我在职官科举史、宋史研究园地继续耕耘的决心。
以上，是我宋史研究的第一阶段，以《宋史职官志补正》为基点，打下了宋代官制研究的坚实基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于是继《宋史职官补正》出版后，《宋代官制辞典》（179.6万字，中华书局1997）、《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227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先后出版。我的官制研究，本准备沿着撰写《宋代官制史》、《中国历代职官术语大辞典》、《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含正式官名、职官别名、职官术语的独具特色的官制辞典）。
《宋代官制辞典》自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后，已成为海内外宋史研究者案头必备书，至今重印6次、2017再版一次。荣获浙江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历史类三等奖。
《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2006年出版后，201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本增订版，字数增至240万字。我的官制研究，本准备沿着撰写《宋代官制史》、《中国古代官制史》的路子向纵深发展下去。然而，由于一个客观原因，官制研究暂告一段落，开始朝科举制度研究转向。
总结我的第一阶段宋史研究，有五点体会：
第一 学术方向的确定，至关重要。宋史领域那么广大，不可能一个人都拿得下来。作为个人，只能挑选一个学术方向。那么确定什么方向呢？事关一个人有限生命的、无限潜能值的最大发挥，故而，必须考量个人的兴趣和可持续发展的广阔学术空间。
第二 做学问，不能浮躁，不能急功近利，搞一些“短、平、快”的成果，只有甘于寂寞，坐得住冷板櫈，先打好基础，才能往上一步步盖高楼。
第三 做学问，必须见难而上。我开始做《宋史职官志补正》时，遇到好多拦路虎，直接影响到对原文的理解。如《宋史·职官志》卷二3814页：“（王）佐时摄版曹，（林）宪尝为右史”、3815页“庆元后，台丞、谏长、暨副端、正言、司谏以上”。以上引文中版曹、右史、台丞、谏长、副端，到底是什么官？我都不明白，查词典也查不到。怎么办？是绕过去不管它呢，还是想方设法搞懂它？我反覆想：既然我碰到这个难题，他人同样会碰到，做学问就要有见难而上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魄力。于是我决定，在做《宋史职官志补正》的同时，注意搜集宋代职官别名。虽然一时不懂什么版曹、台丞，什么谏长、副端，我遇到一个别名，就做一张卡片，经过不断积累，做成了成数十万张卡片。同时，通过不断阅读文献找例释的方法，原来不懂的别名，一个个逐步获得解决。什么叫“例释”？这里举一个例子：
副端 （宋）御史台殿中侍御史别名。
【例】 《宋史·职官志》卷二《崇政殿说书》：“副端兼说书自余尧弼始。”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绍兴七年秋七月甲申：“殿中侍御史余尧弼兼崇政殿说书。”
（宋）吕陶《净德集》卷五《辞免殿中侍御史札子》：“窃以副端之与丞杂，虽轻重不伦，而任责略等。”
可见，关于“副端”，虽然找不到直接的解释，但我们完全能够通过搜集例证予以解决。
后来，我在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了《略论宋代职官简称和别名》、《宋代职官别名汇释选》，想不到，这引起了大洋彼岸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的兴趣。1984年秋，刘子健教授给历史所王曾瑜、郭正忠、陈志超写了一封信，此信标题即为“建议编制《宋代官职别称》”，信中说：“龚延明先生，我不认识，在这次《宋史研究论文集》中，页335起，有他的《略论宋代职官简称别名》，很有用。”为此，他建议“两岸协力，国际合作”，“编制《宋代官职别称》。”此信，是对我的职官别名研究工作的充分肯定，激励我加快完成《宋代职官别名汇释》的编撰。后来就构成了《宋代官制辞典》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四 做断代史研究，不能止于断代，一定要承上启下，注意贯通。宋代官制与唐五代官制难以分割，宋代官制又对元明清官制产生影响。研究断代官制，必须把握其沿袭和变革的演变轨迹。如同样一个“副端”别名，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含义。在唐代，既是尚书左、右仆射别称，又是殿中侍御史别称；而在明代，“少詹事，称之副端。”（明余庭璧《事物异名》卷上《君臣·詹事》）
我在做《宋代职官别名汇释》的同时，又注意搜集和研究从先秦到明清的职官别名，细水长流，经过二十余年的积累，终于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227万字）的编撰，并于2006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以此类推，我在做《宋代职官术语汇释》的同时，又注意上下延伸，为完成《中国历代职官术大辞典》做准备（迄今为止，我已做了四千余条历代职官术语汇释）。
第五 一个人学术上的成功，机遇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我的确幸运地遇上了贵人相助。一个是原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先生，一个是北京大学名教授、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傅璇琮先生在我得知邓先生已做过《宋史职官志考正》、不敢承担《宋史辽官志补正》任务的情况下，帮我树立信心，确定以《宋史职官志补正》为基点、致力于宋代官制史研究的学术方向。后来，又拍板接受在中华书局出版断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辞典》。在官制史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的时侯，又建议我扩大研究领域，做《宋代登科记考》，从而使我自九十年代起，进入了科举制研究的学术领域。科举制，从广义上说，仍属官制史研究范畴，从根本上说，这将有助于我的中国古代官制研究推向更深入、更广阔的天地。
另一位贵人就是邓广铭先生。2001年第九期《读书》刊登了北大陈来教授撰写的《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在谈到邓先生承继北大名师奖掖后学的传统时，即以邓先生高度评价杭州大学龚延明的《宋史职官志补正》为例。由于《宋史职官志补》正是在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基础上完成的，所以邓先生对其时名不经传的后学之奖掖，格外发人深思，此事已传为学林佳话。
二、九十年代后转向科举制研究
1991年，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先生向我建议：“鉴于唐代进士名录，藉（清）徐松辑录的《登科记考》，部分得以保存，大有裨益于今人；然而，宋代科举取士历朝最盛，却没有一部《宋登科记考》，这是学术界深感遗憾的事。你能否来做这件事？”我考虑后，这的确是一项具有创新学术价值的工程，同时，从广义上看，科举制也与铨选制有关联，属官制范畴，没有脱离我最初确定的官制研究学术方向。于是，我就答应下来了。商量结果，由我和祖慧教授合作，申报《宋登记科记考》课题，1992年，经全国高校古委会批准立项。因两宋118榜科举考试，仅留下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两榜《登科录》，116榜《登科录》都已灰飞烟灭，必须从零开始，通过检阅宋代经、史、子、集海量的文献，挖出一个进士又一个进士的资料，为此，历尽艰辛，终于清理出四万一千零四十人的宋代登科人名录，并一一为他们撰写了小传。411万字的《宋登科记考》（与祖慧合作），于2009年，终于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为中国科举史填补了宋无《登科录》的空白。（明、清有《进士题名碑录》）这个四万一千宋代登科人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举个例子：我们常用的、台湾王德毅先生编撰的《宋代人名资料索引》，一共收录了二万多人，只有《宋登科记考》所收登科人的一半。
《宋登科记考》出版后，得到学术界欢迎和好评，荣获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高等院校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历史类二等等奖。
我曾经说过，做断代研究，不能止于断代，一定要注意上下贯通。我在开始着手做《宋登科记考》时，就已在设计，以《宋登科记考》为基点，上下延伸，做一个《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系列。1993年，我从历史系调到古籍所，接替姜亮夫先生担任杭大古籍所所长。我以此为契机，1995年，向高校古委会申请了《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集体项目。从此开始踏上了我主持打造自主创新民族品牌的、《中国历代进士数据库》长达二十四年的书生长征之路。
三、打造自主創新民族品牌科举人物数库－－《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
1995年，我向高校古委会申请《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得到批准；继而2003年，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12年，经专家中期评估，提升为国家社科基金滚动资助项目。迄今已历经24年，工程巨大，包含五个子课题：《宋代登科总录》（1000万字，14册,2014年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明代登科总录》（1500万字，已获得国家出版基金250万元的资助，今年年底出版）；《清代登科总录》（1400万字，明年交稿）。此外二个小子课题《隋唐五代登科总录》（120万字）：《辽金元登科总录》（100万字）。总字数达4000万以上。我们边做课题，边建立起《十万进士数据库》，使人文社科研究从卡片时代走向数字化研究的时代。
现在我们所处时代，可以说是在二十一世纪，全球人文社科研究数字化革命浪潮中，我们不但要做追潮人，更要勇敢地站立在潮头之上。于是，我们结合做《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同步在做《中国历代科举人物数据库》，其对象主要是十余万进士、上百万举人、上千万省府县学贡士，和上亿的应试举子，及各级考试官等等科举人物。这是中华传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标杆，是中华民族复兴可以取资的宝贵的历史资源，我们要努力赶在他国之前，抢先建立起数字化的中国科举人物档案库。中国科举人物数据库应建立在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数据库建设上，我们中国学者要有家国情怀，要有自主创新、建立民族品牌的意识。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留下自己掌控的数据库。
今年五月，中华书局古联数据公司依据我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首先做成了《中国历代进士人物数据库》。
饮水思源，这个课题源头是设在北大的高校古委会。
1995年，我向高校古委会申请《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得到批准；继而2003年，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12年，经专家中期评估，提升为国家社科基金滚动资助项目。
总之，古委会批准立项的这个开头，意味着一颗学术种子播种下去，之后才有生根、发芽、耕耘、开花，历经二十四年书生长征，终于走到结出硕果的今天。
《宋代登科总录》（1000万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出版）
这漫长的二十四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前期结合做博士学位论文、参加过资料搜索集工作的团队成员有：宋代有宫云维、周劲松，明代有多洛肯，陈长文，邱进春，清代有方芳，蒋金星毛晓阳。以及祖慧，龚延明。三大课题《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清代登科总录》核心成员：龚延明，祖慧，邱进春，周佳。
这二十四年，对我：是否有坚定的学术信念，是否有坚强的工作毅力，是否有组织、协调研究团队的能力，和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是一次严峻考验。我挺过来了，自感欣慰。
关于《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我自以为有几个亮点，在自传中简略地介绍一下：
第一、原创性强。所收自隋唐至清代十万以上进士，每个进士一小传，列登科人姓名、字、号，籍贯，有仕履的亲属，哪年登科，初授官，最重要历官，终任官，谥号。每个小传，都有书证支撑，每一条书证都是从第一手科举文献和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中抄录下来。可以说“字字有来历，条条有出处。”
我们如何重视第一手史料，举一个例子：2014年，《清代登科总录》资料搜集已快完成时，总字数已近千万，正在这时，浙大图书馆购进了人大《清史》编委会编的800册《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没有《全清文》、《全清诗》，这是清代科举人物金矿。浙大图书馆十分重视大型丛书文库建设和碑拓数字化建设，浙大西溪校区图书馆三楼，就是大型文科丛书书库。我们课题室就在图书馆六楼，庭院修竹摇曳，明窗正对保俶塔，这也是在浙大连续几任校领关心下，图书馆为支持我们做这个大课题所安排的。
这是我们团队所在的课题室之一。二个课题室都设在浙大西溪校区图书馆六楼，庭院修竹摇曳，明窗正对保俶塔。这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浙大连续几任校领导关心下，图书馆为支持我们做国家大课题所安排的。
2009年10月9日，浙大党委书记张曦、浙大副校长罗卫东、人文学院院长黄华新等校院领导来课题室，了解《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进展情况。
2018年，在课题室前庭院，与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合影。
因此，利用《清代诗文集汇编》十分方便。我立即安排已引进的人才——浙大祖慧教授硕士生、北大小南教授博士生周佳，用一至二年时间，专门负责将此《汇编》翻阅一遍。周佳已从此《汇编》中辑录了百余万字进士史料，大大丰富了清代二万六千多名进士的书证。至于420册《清代朱卷集成》、30册《清代履历档案全编》及《搢绅录》、《爵秩全览》等等，无不检阅过。正因为都是利用第一手资料，保证课题研究的原创性，所以工作量就大，投入课题时间就长。
简单地再举一例，《宋代登科总录》收41040人，不说书证工作量，就说写小传，一人一传，四万一千多个小传，一个人最快，一天也不可能超过写20个小传，一个月600条，一年能完成7200多个小传，五六年才能完成小传的撰写。小传撰写写要懂该朝官制，历史地理，必须由我与祖慧教授亲自做，为此得各投入二年半左右时间。又书稿校对，前后共七次，一千万字校对七次，这是什么概念？除输录员，及结合学位论文撰写、参与前期搜集资料工作的博士生之外，《宋代登科总录》核心成员就我与祖慧教授二个。《明代登科总录》核心成员是我与江西大副教授邱进春二人，工作量之大，同样如此。由此类推，可以想象，我们做这个课题，是何等之艰辛！
正所谓“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
第二、学术性强。做课题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登科总录》从唐朝做起？还是从隋朝做起？徐松《登科记考》从唐代开始，没有收隋代进士。学术界关于科举试自唐开始还是从隋开始？有争议。为此，我们专门梳理了《隋书》、唐宋文献中有关科举制起源的史料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确认中国科举考试取士始于隋。于是我和祖慧合作写了一篇《关于科举制起源的再商榷》一文，发表在2006年6月《历史研究》上。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隋代登科录》，有秀才科、进士科、孝廉科、明经科、制举，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孔颖达，就是隋大业初明经及第，初授河南郡博士。
又如，我在做《宋登科总录》时，遇到一个如何鉴别进士的问题。明、清文献记载的“进士”，通常就是及第进士。可宋代记载中的进士，如“业进士”、“习进士”、“举进士”、“州进士”、“京府进士”等等，都不是及第进士。为了在翻阅文献时不至误读，我作了较细致的探究，写了一篇《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发表在1996年出版的第41辑《文史》上，这对课题组十分有用。想不到，此文居然得到“科举学”倡导者、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的青睐，将它选入《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之中。
再如，《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海内外研究中国明清科举常用工具书，学者统计明清进士分布与流动时，其数据就来自此书。然而，此书阙漏不少。比如，洪武十八年进士碑，该榜因有参与削藩的探花黄子澄，在“靖难之役”后，被明成祖下令摧毁，此榜472名进士，残碑仅存293名。虽经后人利用方志补阙了108名，尚缺50名进士。我们做明代登科录，总不能将阙就阙。为此我与博士生邱进春（现在江西师大）专门进行了深入探究，于2007年完成了明代洪武十八年进士的发覆，完整地收录了472名进士。其成果在2007年第3期《浙江大学学报》上发表。光这一榜进士，就这样厚厚一本，180页。明代科举试89榜，也就是89册。我们就是这样，坚持将学术研究与做课题紧密相结合，以保证课题成果的学术质量。
第三、研究方法实证兼具数字化，大大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开拓了多元利用课题成果的功能。九十年代，我们做课题搜集資料，都是传统的方法，做卡片。可是，我们这个课题太大，因为我们所做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体例严谨：凡从现存文献中能辑录到的登科人，按朝代、榜次顺序，列其姓名，姓名下撰一小传。小传包括登科人字、号，籍贯，登科年，初授官，所历官（举例）及终任官（或最高官），谥号。小传之下，上取自第一手文献资料资料的书证。每一个进士书证，平均在三条以上，写明哪一朝作者、书名、卷次及与小传有关的原著引文。书证尽量做到二、三条以上。例如：
1、［隋朝］ 温彦博 字大临，太原祁县人，温大雅弟，隋开皇末登进士第，初授文林郎、直内史省，仕至尚书右仆射。
《新唐书》卷九一《温大雅传·附彦博》：“彦博，字大临。通书记，警悟而辩。开皇末，对策高第，授文林郎、直内史省。”
《祁阳县志·乡贤传》：“温彦博，为隋之进士。”
《旧唐书》卷六一《温大雅传·附彦博》：“温大雅，字彦弘，太原祁人也……。大雅弟彦博，开皇末……，授文林郎、直内史省。（贞观）十年，迁尚书右仆射。明年薨。年六十四。”
2、［唐朝］李嗣本 唐秦州成纪人。武德九年，弱冠（二十岁）登进士科。补金州西城县尉。贞观中，应清白尤异制科，入高等，转雍州高陵县尉。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页299《唐故宁州录事参军陇西方李府君（嗣本）墓志铭并序》：“府君嗣本，陇西成纪人也……初举进士甲科，补金州西城尉。举清白尤异高第，转雍州高陵尉……迁宁州录事参军……年六十九,以上元二年六月二十日终于宁州官舍。”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八册《李嗣本及夫人卢氏合葬墓葬志》：“府君讳嗣本，陇西成纪人也……弱冠举进士甲科，补金州西城尉。举清白尤异高第，转雍州高陵尉……年六十九，以上元二年六月二十日，终于宁州官舍。”
胡可先《徐松《〈登科记考〉补正》（刊《文史》第六十三辑、页72）：据《李嗣本及夫人卢氏合葬墓葬志》，“武德五年壬午 李嗣本。《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八册《李嗣本及夫人卢氏合葬墓葬志》：‘府君讳嗣本，陇西成纪人也”‘弱冠举进士甲科，补金州西城尉。举清白尤异高第，转雍州高陵尉……年六十九，以上元二年六月二十日，终于宁州官舍。’以此推之，弱冠即武德五年。
王洪军《登科记考再补正》页14：“武德九年丙戌（626） 李嗣本（607--675），举进士甲科。陇西李氏。”（《李嗣本及夫人卢氏合葬墓葬志》）原按：“李嗣本上元二年（675）卒，年六十九，弱冠举进士，当在武德九年。胡可先推算为武德五年，有误。”
龚按：李嗣本卒于上元二年（675），享年六十九岁，以此推算，其生年应为隋大业三年（606），“弱冠”为二十岁，二十岁登进士第，其年当为武德九年。兹从“武德九年”说。
［宋朝］李常宁字安邦。开封府延津县人。元祐三年，年五十二，获进士第一，初授宣义郎、签书镇海军节度判官。同年六月，以疾卒。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哲宗元祐三年三月己巳：“赐进士李常宁等二十有四人及第、二百九十有六人出身、一百八十有八人同出身，诸科、明经七十有三人。”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八《祖宗科举取人·哲宗》：“元祐三年三月己巳，赐进士李常宁、刘寿、章援、杨彭、史愿、史通、范致虚、费贡等二十四人及第、二百九十有六人出身、一百八十有八同出身。内宗室子湜为承务郎、令馡为承奉郎。”
《宋会要·选举》二之一二《进士科》：“（哲宗元祐三年）五月十一日，进士及第李常宁为宣义郎、佥书镇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
《宋会要·选举》七之二五《亲试》：“哲宗元祐三年三月十日，上御集英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得李常宁以下五百二十三人，并赐及第、出身、同出身。”
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一《哲宗朝·进士》：“元祐三年取进士李常宁等五百二十三人。”
宋秦观《淮海集》卷三三之一《李状元（常宁）墓志铭》：“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临轩，策有司所贡士被选者凡数百人，而廪延李君为第一。君讳常宁，字安邦……授宣义郎、签书镇海军节度判官。是岁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五《考史·李常宁对策名言》：“李常宁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坏之而有余。’”原注：“元祐中对策。”注引《秦少游李状元墓志》：“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临轩策士，而廪延李君为第一。君讳常宁，字安邦。君于斯时年逾知命，释褐授宣义郎、签书镇海军节度判官。是岁，以疾卒。”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五《宋登科记总目》：“元祐三年，进士五百二十三人，省元章援，状元李常宁。”
雍正《河南通志》卷四五《进士·宋》：“李常宁，延津人。元祐中状元。节度判官。”
唐代进士总人数少一些，宋、明、清三代收录进士就多得多，仅两宋就多达41,040名进士，平均一个人四张卡片，也有十六余万张卡片，更大麻烦是，宋代118榜进士，有文科、武科，制科与常科等不同科目，十几万張卡片，输进电脑，榜次、科目、姓名不辨，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无法查阅。九十年代研究工作流程是，先手工做成一张张卡片，再将一张张卡片输录进电脑。但问题来了，卡片归类、查检，已很费时；
再将卡片输入电脑。可是，十几万張卡片，输进电脑，榜次、科目、姓名不辨，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无法查阅。现实逼使我进行跨学科研究，必须制作数据存入和筛选、检索软件。科目、榜次、登科年代、姓名笔划都用数字代替。为此，我聘请了浙大计算机老师，按我的设计，编制《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数据库，会每一张卡片输入电脑，都能自动地归类至那一朝、那一榜、那一科目，除前三名外，一律按姓名笔划排序，终于解决了这道难题。为了进一步提高课题组工作效率，技术性输录活儿，我聘用了一位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兼职输录员，每月给工资（劳务费），所有卡片，以及后来不做卡片后的电子稿，都由输录员按规定程序统一输入，这样，可以任意检索进士和补充史料。如需要，一个命令，就可以把所有贮存在电脑中的进士数据，自隋至清，按不同朝代，拉出上千万字的登科录Word文本。
2019年５月23日，在北大静园举行的《中国历代进士数据库》上线发布与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热烈发言的场景。左排：龚延明、洪涛、刘海峰、刘京臣、路育松。
从九十年代末，我实际上已开始做原始的中国历代科举人物数据库了。我确实体会到，数字化研究方法，带来了人文社科研究方法的革命。要不然，四千万以上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少数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实证兼数字化的研究方法，是对科举文献整理、研究方法的革新。
我主编的《中国历代进士数据库》（10万进士，总字数达4000万字），于今年五月二十三日，已在中华书局古联数据公司“籍合网”正式上线，立即受到社会关注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袁行霈先生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历代进士数据库》上线新闻发布会上，致辞：“首先，我很钦佩龚延明先生，他的书我都看过，也常常用。他多年来进行的文献整理很不容易，并且成绩斐然；其次，‘历代进士数据库’是个大工程，把它做成数据库方便多了。龚先生有眼光，中华书局有能力，你们强强联合，造福学界！”
现在要检索中国十万进士的小传和资料，只要登录中华书局古联数据公司“籍合网”中的《中国历代进士数据库》，就可以查到了。
《历代进士数据库》上线新闻发布会与会专家合影。
第一排中间站立的，为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其左边是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小南、中华书局总编顾青、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馆长冯家红，右边为浙大龚延明教授、人大毛佩琦教授、北大张希清教授、浙江省图书馆馆长褚树青、厦大刘海峰教授、浙大城市学院汪潇晨。后排第一排自右至左：北大《北京大学学报》管琴、《文学遗产》刘京臣、浙大历史系吴铮强、上海科举博物馆徐征伟、上海科举博物馆长朱匀先、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冬梅教授、《史学月刊》主编苖书梅、北京大学图书馆蒋刚苖、浙江大学历史系孙英刚教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姜锡东、《浙江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徐枫。第二排自右至左：中国社科学院历史所孟彦弘研究俗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刘后滨、云南大学历史系黄纯艳教授、云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李东红、浙江大学图书馆副长黄晨、《中华读书报》主编王玮、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南京师大潘晟教授、《中国史研究》副主编张彤、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冯国栋、古联数据有限公司总经理洪涛。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院副院长路育松、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侯旭东、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因工作忙提前离开。
四、担当撰写历史普及读物工作
作为历史学家，在学术研究之外，有责任担当历史知识普及工作，面向社会，面向大众，传播中国五千年历史知识，这也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也作了努力。七十年代，中华书局约我撰写、出版了“中国历史人物小丛书”《宋太祖》、《王安石》，开启了我撰写历史普及读者物之路。其后，我又陆续撰写了：
1、《岳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成为畅销书，发行量超过30万册。
2、主编《绘画本中国通史》（浙江少儿出版社1991年出版，五卷本）兼撰写其中第三册《宋辽金元史》卷，此书亦成为畅销书，特别受中小学生欢迎。荣获2996年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
３、撰写一套《诗说中国史》（九卷，已出版五卷）：
《诗说先秦史》、《诗说秦汉史》、《诗说三国史》、《诗说魏晋南北朝史》、《诗说隋唐五代史》、《诗说两宋史》、《诗说辽金元史》、《诗说明史》、《诗说清史》。其体例用五字经的格式，史实一一注明史料出处。
目前，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五卷（五册）：
《诗说先秦史》，
《诗说秦汉史》（荣获全国普及图书优秀奖），
《诗说三国史》，
《诗说两晋南北朝史》，
《诗说两宋史》。
前排中间北大乐黛云教授，其右边中华书局原总编傅璇琮、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中华书局副总编冯宝志等，左为浙大龚延明、人大毛佩琦、北大张希清教授、杭师大副校长何俊。
后排站立的嘉宾、学者有：《光明日报》资深编辑梁枢、《中华读书报》资深编辑陈菁霞、人民出版社综合辑室主任张秀平、浙江古籍出版社副总编石英飞、《中国史研究》副主编张彤、《历史研究》副主编路育松、澳门大学副教授龚刚等。
五、“老夫不减当年勇”，学术上永不言退休
在做国家、省课题的同时，与学术研究紧相结合，不停止撰写论文，退体后十六年至今，“老夫不减当年勇”，在学术刊物上继续发表论著，平均每年四篇（含一级学术刊物二篇以上）。
兹以最近四年半（2015至2019年6月）二年半为例，所发论著统计如下：
2015年科研成果统计表
2016年科研成果统计表
2017年成果统计表
2018年发表的论著统计表
2019年6月前发表的论著统计表
目前主持的国家级、省级重大课题:
1、国家社科基金滚动资助重大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重大项目、浙江大学“双一流”建设资助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总字数4000万以上）
2、浙江省第二期文化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浙江历代进士总录》
我能做到以上工作，一是有明确的、空间广阔的学术方向；二是靠勤奋，不断的学术积累，三是要始终保持创新的思维，一遇到新问题，即不敢懈怠，抓住不放。以《木兰诗与唐代勋级制》一稿为例。2011年3月一天，我在《中华读书报》（2011-3-23）上，看到了了马质斌《“策勋十二转”新解》一文，该文提出《木兰诗》中“策勋十二转”并非唐制，欲摇撼支持《木兰歌》“经隋唐文人润色加工”（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10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重要论据。我认为此奇文必须驳斥。于是立即动用平时学术积累，用一天时间，撰写了5300字的《〈木兰诗〉与唐代勋级制度》一文，投给《中华读书报》。该报收到我的稿子后，十分重视，立即大开绿灯，安排在紧接的下一期、以头版头条刊登标题，即于2011年3月30日“国学”专刊上以整版篇幅全文发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从五岁（1945）开始读书，二十岁从杭大历史系本科毕业：
到今年七十九岁（2019），已经历了近七十年的学习之路。我始终如一地，抱着积极向上、向善的人生态度，朝着一生要干一番事业的目标，风雨兼程，奋勇前进，没有停止过一天脚步。诚如古人所言：“有志者，事竟成。”当然，国家和原杭大、浙大，为我和我们的团队提供的经费和硬件设备的支持，营造了优良的研究大环境，这也是我能取得以上这些成绩的重要保证。
浙江大学多年主管文科的副校长罗卫东教授，一直关注我的研究工作，并予以鼎力的支持。在《光明日报》（2019年7月2日）刊出记者刊杜羽报道龚延明《二十四年走出一条学术新路》的专文之中，引用了罗副校长对我和我的团队学术研究的点评：
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早年致力于中国宋代职官制度研究，是杭州大学宋史研究的骨干之一。龚先生临近退休之年，又开启了历代登科研究这一宏大的基础研究课题。二十四年如一日，带领一个小团队，锲而不舍，在近八十高齡，终于完成了这个累计4000余万字的重大学术基础课题。可喜可贺可敬可佩！
这样的生命投入，这样的“笨功夫”，没有强大的学术信念和浓厚的兴趣，是不可能想像的。
对于一位退休老师的学术坚守，学校也尽了自己最大可能予以支持和关照。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社科院想方设法雪中送炭，图书馆一直为其提供充分的工作空间和资料保障。人文学院在队伍建设上确保龚先生中意的年轻学者顺利引进。
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件不是奢侈品？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须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即便有了这些基本的条件，能否做出好成果还难说。所以，若以简单的投入产出公式来评价和决策，或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学者，无论如何是做不了好文科的。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著作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
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日积月累，体现新时代学术界愚公移山精神的典范——令人敬佩的龚延明（贤明）先生及其团队。学校即立足长远，持续支持，玉汝于成。
是的，我现在是浙大退休教授，没有任何骄人的头衔；但在学术上，我决不言退休。时至今日，我仍“老夫不减当年勇”，带领着科研团队，在浙大“双一流”学科建设推动下，在传承中华文化传统的战线上不懈战斗！我坚信：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上，“虚名薄利不关愁”，学术之树可以常青。
201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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