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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吐槽:半年接待5次扶贫检查,一次迎检花20万,形式主义累苦百姓!

2017-12-08 法治智库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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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经济参考报

精准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各级政府卯足了劲加油干,一块块硬骨头正在啃下来。但是,越是攻坚期,越要实打实,坚持问题导向,把好事办好。


近段时间以来,一些地区反映,频繁填表报数、迎评迎检、陪会参会等扶贫领域的一些做法,耗费了基层干部大量精力,干扰了基层脱贫攻坚工作。一些干部群众呼吁,少一些形式主义扶贫,多一些走村串户服务。


最近,内蒙古自治区一个旗上下气氛紧张,由于在上次检查评比中排名靠后,旗委书记已被约谈做检讨,而本月末又将迎来新一轮检查,如果第二次排在后五名,他的上级领导将直接被问责,“迎检”已成全旗头等大事。


为推动脱贫攻坚工作,自治区于今年9月启动了全区脱贫攻坚交叉检查工作,各旗县抽出20人左右的检查组,对贫困旗县进行交叉检查。在半年时间内,这个旗除了要接受2次全区“大检”,还要接受专项审计、巡视、盟市抽查3次“小检”。开展检查评比的初衷是为了推动工作,但次数过于频繁、操作与实际脱节、问责压力过大,扶贫检查在基层走了形、变了味。


各显神通“上手段”

互相检查变“互相拆台”


近段时间,这个旗把上千名干部派到村里,他们负责完善扶贫手册,教老乡回答问题。有的干部嘱咐贫困户记住他的名字,一旦问到谁谁有没有来,可得说实话。“你说认识我,我就帮你搭牛棚。”


他们对上次评比心有余悸。这个旗的扶贫办主任说,另一旗检查组来“交叉检”时明显带着火药味儿:“这次检查就是要旗县间互相监督的,给你们打了低分别埋怨。”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的情况下,只有尽可能把对方旗县的分数压低,才能防范自己不被排在后几名。


为了排名靠前,有的地方想尽办法“上手段”。


因为调查问卷中有一项群众满意度测评,检查组当天抽完需要入户的村子后,干部们连夜给需要入户的贫困户发钱。


有的地方千方百计做上级工作,打听别的旗县分数,这个旗把给其他旗县的评分刚交自治区有关方面,相关旗县就打来电话质问为啥打分不高。


有的地方尽量在规定时间内最后一个交卷,待摸清其他地方的分数后,想办法提高一下分数。


如此“交叉检查”,已造成一些盟市、旗县、部门间的隔阂。上次该旗检查打分的另一个旗,恰巧11月份也来交叉审计,审计组便明显“闹情绪”,毫不客气给该旗打了低分,根本没有充分考虑实际扶贫工作成效。


“检查结果涉及考核问责,高压之下,有的地方难免用一些手段,严重违背了检查工作的初衷。”该旗一位分管扶贫的领导干部忧虑地说。



一次“迎检”花掉20万

无效评比劳民伤财


扶贫本是件十分具体、客观的工作,但一些干部反映,评比分数带着明显的主观倾向,未能真实反映扶贫效果。


测评分值包括60分精准识别与退出过程,20分群众认可度,20分教育、健康、产业等扶贫措施。


该旗的扶贫干部坦言,这样的测评体系多依托于检查大量的表格是否填写完整,侧重于工作程序,较难反映出当地扶贫工作的重点、优势、可持续的脱贫措施,也容易引导基层把功夫下到建档立卡上,相对忽视了基础建设和产业发展。“我们旗有些产业扶贫举措还曾当作典型推广,而在评比中根本没有体现出来。”


事实上,打分极易受到人为干扰。根据当地的评比要求,若群众对帮扶工作满意度为85%及以下,群众认可度一栏直接就记成零分。有的蒙古族群众不懂汉语,检查组在问有关问题时,因为根本没有听懂便摇了摇头。还有的检查组问“包联干部来过吗?”,牧民们连“包联”两个字是啥意思都不明白,只好摇头。检查组便据此判定为群众不满意。工作人员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听解释,他们三天要入四百多户,一个人每天得走访十几户,只好按部就班地提问,答对了加分,答错了减分。


从实际情况看,评比检查有些劳民伤财。哪个地方“迎检”,都要做展板、拉横幅、准备各种材料和办公用品,还得好吃好住好招待。这个旗一位干部透露,上次为迎接另一个旗县来交叉检查,全旗花在培训、差旅费、接待费上共计20万元,这20万元至少够给20个贫困户每家买头牛了。倘若是实事求是的暗访,哪能花这么多冤枉钱?


基层扶贫干部因频繁“迎检”身心俱疲。该旗一位驻村干部说,这一年自己就顾着“迎检”和整改了,除了大的交叉互检还有各种小检查,11月份当地就要接待三批检查团,巡视组扶贫专项检查、扶贫交叉审计检查、市纪委扶贫检查,扶贫干部们天天疲于往这些人的驻地跑,一会儿调这个人过来,一会儿调那个人过来,一会儿要这个材料,一会儿要那个材料。为了准备检查材料和迎接检查,经常开会到晚上十一二点,根本没有时间走村入户。这位驻村干部坦言:“最近30天里我只有2个晚上没会。”

“虚功”太多脱不了贫

考评要问责和激励并重


内蒙古这个旗的检查评比“怪圈”,暴露出当前基层脱贫攻坚工作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第一,“虚功”过多。内蒙古多地旗县的基层扶贫干部反映,他们几乎用了整年的时间反复做表格、调整数据、完善表达方式、应付上级检查。在评比结果问责的巨大压力下,有的地方大部分精力用在扶贫“虚功”上,反而少有时间为贫困户解难。


第二,存在重复建设。为了监督考核扶贫干部有没有下到基层,还得动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比如,扶贫系统内有国家大数据平台、自治区大数据平台、市大数据平台,旗县也要单独做大数据平台,而建一个大数据平台需要上百万元。一些基层干部抱怨说:“当然查岗只是这个大数据平台的一个功能,还有其他许多关于扶贫的信息化工作内容,但本该节约资源综合利用,没必要烧钱自立门户。”


第三,“假扶贫”问题。有些地方为了向检查组交差,按照要求制造了表格,但内容却不实不真。记者在贫困户宝山一家的精准扶贫手册看到,产业扶持一栏写着帮扶购买两头基础母牛、协调金融扶贫贷款5万元、种植青贮10亩,并都显示“已完成”。表格中还显示政府为该户危房改造60平方米房子。“没给我买过牛,也没给过买牛钱。没给我协调金融贷款,我家今年根本没种青贮玉米。危房改造后的房子满打满算才35平方米,哪里来的60平方米?如果是以后要这样帮扶我,那也不能写上‘已完成’了啊?”宝山说。


一些基层干部呼吁,脱贫攻坚要高压也需减负,要问责也需激励,发生在内蒙古某旗的频繁评比检查,扰乱了基层扶贫工作的正常节奏,而大范围的通报批评和约谈检讨,也挫伤了一些扶贫干部的积极性,有必要进行纠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干实事、见实效上来。(经济参考报记者 呼和浩特报道)


评论


扶贫岂能“不看实效看资料”


来源:凤凰评论

作者:涂涂


扶贫中种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热闹,看上去很认真,“局中人”也会感觉到忙、累,而在民众看来,却更像是一场场无谓的折腾。


十八大以来,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提升至治国理政新高度。11月20日,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把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和脱贫难度大的贫困村作为重中之重。


严格的目标管理机制,使任务级级分解,扶贫开发工作向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目标推进。


不过,各方注意到,在一些地方,形式主义的问题依然突出,有些干部随意安排扶贫任务、下达扶贫项目,动辄进行无谓的“检查”。


最近,内蒙古自治区一个旗上下气氛紧张。半年时间内,这个旗除了要接受2次全区“大检”,还要接受专项审计、巡视、盟市抽查3次“小检”。另据透露,为迎接另一个旗来交叉检查,全旗花在培训、差旅费、接待费上共计20万元。


这也并不是内蒙古一地的独特景观。据媒体报道,中部某县仅5月下旬至6月扶贫干部要填的表就多达90个。有位驻村第一书记表示,全村130家贫困户,每户的扶贫统计表均为一式4份,仅填写一遍他就需要签2080个名字。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李烨表示,调研发现,“填表的特别多,有的填100多个表,工作组得跑100多次的入户调查。”


而在迎检、填表之外,形式主义乱象也波及方方面面。比如过度强调资料收集,热衷于制作高档大型展板等,不看实效看资料;又如要求一线扶贫人员对上到中央、下至县乡的有关政策条规一字不落背下来;还有的花上百万元建起大数据平台,却只是为了查扶贫干部是否在岗等等。


扶贫中种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热闹,看上去很认真,“局中人”也会感觉到忙、累,而在民众看来,却更像是一场场无谓的折腾。



地方为什么热衷于“形式主义”?首先,这可能是一种下意识的行政惯性。即以往各项工作也都是靠着这样一种方式推进的,扶贫也不例外,不然不足以体现“声势浩大”、不足以体现“积极作为”。而且,越是因为中央重视,则地方在扶贫领域中的“花活儿”就要做得格外到位、花样翻新。


本来,目标设定、规划进度、督促检查、农户反馈等等,这些行为要素也不是可有可无,更不能完全称之为“形式”,但如果过分强调这些本该是“过程”的内容,一味硬性要求“可看”,甚至把部门间正常的信息传递也当成了事情本体,未免本末倒置,从而模糊了扶贫的目标。


其次,这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及官员的自利倾向。即便做出一些努力,也是职分所在,并无任何可夸耀的地方。然而,遗憾的是,就是有那么一些官员将扶贫做成了一桩“生意”。


这种“生意”表现在,将扶贫作为升迁的筹码,不去实实在在地接触民众,帮他们解决现实困难,而是在报表上做足功夫,结果是官员升迁了,而民众的生计却难以解决。这些年来,中央在扶贫问题上的很多努力,不少都在“政绩诉求”下被损耗掉了;再就是大笔扶贫资金成了各级官员的“唐僧肉”,层层扒皮、层层挤占挪用,很难真正抵达贫困农户。


事实上,中央对扶贫领域的此类乱象多有警惕。今年7月,为解决扶贫领域依然突出的形式主义问题,国务院扶贫办专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制止频繁填表报数、迎评迎检、陪会参会等大量耗费基层干部精力的行为,维护脱贫攻坚工作正常秩序。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各级扶贫部门要狠刹形式主义歪风,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这种从上到下遏制形式主义扶贫的做法当然会有效,但也该注意到,形式主义“依然突出”,根源仍在于当下对于行政机关以及官员的“软约束”。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督很难抵达每一个触角,而媒体监督、社会监督往往又多有无力之慨,也就导致了地方官员的恣意妄为。这也是为什么中央一再表示将严肃追责,而下边依旧“岿然不动”的原因所在。


也因此,当下的当务之急,一是要迅速改变扶贫工作中已发现的诸多文牍主义、迎检乱象、浮躁不实等问题,将扶贫力量主要放在解决农民的现实困难上,将工作重心下沉到一个个村落里、一户户农家中。人在做,天在看,如果一边靡费着财政资金、单位扶助款,一边却又把扶贫念成了“生意经”,如何能够心安理得?


再就是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媒体监督也好,社会监督也好,只会在发现问题的同时让事情走向正规。


此外,除了大规模的扶贫之外,也应该考虑如何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通过来自政府、外部社会的帮助,让农民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自己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总理最近专门作出批示,要求“着力破解制约脱贫的关键瓶颈和突出困难,着力提高脱贫攻坚实效,着力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其实,农民从来不缺乏改变生活的热情,很多时候,制度要素应该帮助农民自发自为,而不是相反。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只要做好兜底,并从财政政策、国民待遇等方面多一些倾斜,自然就会出现财富涌流的情形。


说到底,耗资巨大的精准扶贫,当然需要有一个“交代”:给上级一个交代,给社会一个交代,给历史一个交代……但根本而言,首先是要给底层民众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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