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如柳
来源公众号/如柳说，ID：ruliu3166
如柳（公众号“如柳说”）从浅层经济表象分析了香港现状产生的根源。上一篇文章出来后，有些读者留言，问为什么中央政府不干涉香港的房价、不干涉香港的经济垄断情况。这表明许多人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基本原则不了解，也对香港《基本法》不了解。按《基本法》，中国政府除了驻军与外交权，对香港的经济、立法、司法、行政管理都无法干预，因此，有人说，中国政府只是收回了香港名义上的主权，经济主权、立法司法主权都不在中国政府手上。
2003年，连反对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由于香港人游行反对而未能通过。而香港《基本法》23条内容如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正是由于无法律禁止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的叛乱行为，暴乱份子们才会肆无忌惮。许多人一直疑问：英国殖民统治香港一百多年中，从没有给香港人“民主”，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在香港还属于三等公民，排在印度人后面。而香港回归中国后，中国政府完全遵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原则，给予香港充分的自治权，为什么今天的香港人却要争取“民主”、仇视大陆？
也有人会问，为什么澳门就没有产生象今天香港这样的乱象？因为葡萄牙政府在殖民撤退时，没有象大英帝国那样“埋雷”！可以说，今天香港乱象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就是港英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埋雷”，这些“地雷”在今天必然会引爆，香港在今天的现状也是必然会产生的。二战后，全球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许多民族国家宣布独立，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开始走向瓦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政治家意识到大英帝国的瓦解不可避免，就实行以退为进的“再殖民化”战略，通过主动撤退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英国人经济和战略利益。表面上宗主国采取民主化进程逐步放弃直接行使殖民统治权，但另一方面将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精英推向领导地位，这就是大英帝国撤退战略的精髓所在：培养地方精英的政治忠诚，实现幕后遥控;培养民众的独立公民意识和民主理念，使社会走向分裂与混乱，实现分而治之。正是在大英帝国这个殖民撤退指导思想下，造成了只要是大英帝国殖民撤退的地方，必然出现长久的动乱和自相残杀，如印巴分治后的克什米尔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土耳其问题、中东领土纠纷、南非种族问题、新马问题等等。香港今天面临的困境，主要根源在于英国殖民撤退时的种种安排：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的改革与设计，给后来的管理者制造麻烦；通过一系列经济制度的改革与设计，使香港的未来必然因为经济问题而导致社会危机重重，为动乱埋下“祸根”。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为什么香港不论谁做“特首”，都不可能“干得好”，都不可能令香港市民满意，因为港英政府在回归前故意留下了“伏笔”，打下了“楔子”，导致后来不论谁任“特首”，权利都会受各种牵制，都无法施展“拳脚”。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为什么香港的房价会被炒到天价，香港的地产财团会垄断香港民生，香港的经济持续衰退而缺乏新动力。如果今天中国政府不能从根源上“解套”，香港的经济死局基本无解。1967年香港发生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六七暴动”。在“六七暴动”之前，中国人地位是极其底下的，港英政府采取的是老式殖民高压政策。“六七暴动”使英国人深刻意识到，必须与左派争取群众基础，而香港的前途最终将回归中国。面对这种局势，港英政府必须考虑在归还香港过程中如何获得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这个筹码就是增强港人对香港的归属感、培养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忠诚、塑造香港市民的自我意识，使其与内地在身份认同上割裂开来，从而给香港回归制造麻烦。“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一改“统而不治”的殖民传统，采取积极干预政策，制定了大量保护工人福利的法律。一九七一年麦理浩(Murray McLehose)出任港督后推行了全面的社会治理改革，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十年房屋计划”和组建“廉政公署”。
当时香港有百万人居无定所，“十年房屋计划”，计划用十年的时间为近一百八十万人提供住所，使港人不再觉得他们是流浪到香港的中国人，而是长久在香港生活下去的香港人，增强归属感。以前香港是一个贪污腐败横行的殖民社会，警察为非作歹，警匪一家，黑社会猖獗，廉政公署建立后，肃贪倡廉，成效显著，迅速改变了港英政府的形象，港英政府变成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获得了香港市民的认同，也促进香港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一九七九年，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麦理浩意识到大英帝国从香港的撤退已不可挽回，便悄悄地启动了港英政府一直未能实施的撤退步骤，把代议制引入香港，让香港人自己统治自己。一九八〇年六月六日，港英政府发表《地方行政模式绿皮书》，提出改革地方行政，建立“区议会”，选举产生区议员，香港的代议政制正式拉开了序幕。
从1979年中英开启香港谈判，直至1997年香港回归，在近二十年时间里，大英帝国在香港问题上一直采用两种策略来实现香港独立或完全自治的政治目标。策略一是诉诸外交。通过与中国政府开展外交谈判，给香港自治或独立争取最有利的外部条件。策略二是诉诸内政。利用英国对香港的最后统治推动香港的政治民主化，把香港政权尽可能地交给亲英的港人，促成事实上的香港独立。
1984年7月18日，港英政府赶在9月26日中英草签《联合声明》之前，就发表了《代议政制绿皮书》。这份文件的目的是将香港的政治体制从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向香港市民负责的代议体制。这样的体制避免了未来的特区政府向中央负责的倾向，确保香港维持半独立的政治局面。而实现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就是引入政治选举。由此，港英政府一改立法局议员由港督任命的传统，引入了功能界别选举。这一制度也有利于巩固港英政府与香港工商专业精英阶层的政治同盟。港英政府的政治目的很明确：要在1997年之前的13年时间内进行代议制改革，彻底改变香港的政制体制，使其在1997年之后得以延续。这就是港英政府推动政制改革“十三年大变，五十年不变”的基本思路。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香港《基本法》。1991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英美改变了对华战略，中国成了整个西方世界实现和平演变战略的最后目标——香港成为首当其冲的主战场。1992年6月19日，彭定康出任港督前20天，英国上议院摩斯会议厅举办了一场题为“香港之未来”的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很明确，就是把香港理解为“国家”，通过民主化政制改革，将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或在中国内部培植出反对和分裂势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了他的“政改方案”：通过民主普选把香港基本法中确立的行政主导体制改变为立法主导。
英国人很清楚，港督不是选举产生的，香港回归之后的行政长官不可能直选， 但港英政府可以推动立法局直选，让他们所扶持的代理人名正言顺地通过选举进入立法局。香港回归后的政治体制变成立法主导，他们的代理人也就自然获得了特区政府的管治权。这是大英帝国一贯的撤退战略，只不过由于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世界格局变化，香港已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是被英美西方世界选作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较量的试验场，是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1992年10月，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不到三个月后，直接提出了香港政改方案。政改方案的根本方向是推动代议政制，扩大立法会议员的直选成分，增加立法局对政府的制衡作用，取消了总督任立法局主席的做法，由立法局议员互选产生立法局正副主席。将立法会由隶属行政的民意咨询机构，变成独立的代议机构。与此同时，彭定康还对政府的运作架构进行改革，推行政府部门的公司化、独立化，使其脱离政府的架构。总之，彭定康对港英政府体制的改革就是按照既定的撤退战略部署，尽可能地扩大立法局的权力和社会的权力，削弱并限制行政的权力。而在这些改革中，最富冲击力的是推行变相直选的政改方案。只要这个方案播种在香港人的心灵中，一旦北京利用“衔接”最终推翻这个方案，那么，香港人心目中理想的政改方案与97后特区政府按照基本法实施的政改方案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这样一来便会造成一个不信任、不接受中央统治的香港，培养出一个不信任、不接受中央主权、甚至挑战中央主权的香港精英阶层，从而在中国的内部形成敌视和对抗，播下分裂的种子。
根据"维基解密"文件，1995年，英国人离开以前，留给香港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政府中高级别官员、工商界老板、传媒大佬、知名记者、法官、律师等约5万人一个密码。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到任一英国使领馆，只要出示这一密码，都可获得英国本土公民护照，并立即受到领事保护。5万精英加上他们的家属，约22.5万人，而当时香港只有有600多万人口。虽然现在这段历史已经过了解密期，但其中2100人的身份至今仍被严加保密。末代港督彭定康的全部政治努力就是刺激香港人的民主化期望，香港人的民主期望越高，对中央的不信任就越深，中国人（当然包括香港人）输得越惨，而英国人在这场赌博中就赚得越多。彭定康刻意打造个人的亲民形象，成为香港市民的代言人，成了香港市民的精神领袖。资深政客彭定康利用个人魅力，将政改方案的民主理念深深地植入香港市民的心中。
正是由于港英殖民政府刻意打造的政改方案，导致回归后，特区政府由于行政权被削弱和限制，基本无法作为、无所作为。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香港市民，他们是无法看清真相的，他们只知道每一届“特首”都无法令人满意，希望每一届特首“下台”，今年的暴乱也是如此，“反特首”一直是废青们心知肚明的目标之一。不仅受西方民主政治蛊惑的“废青”们如此认为，许多香港市民，也总是把香港民生的板子打在特首上，总是认为“特首”不行，总是认为“特首”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不是民主“普选”出来的，所以施政能力不行，或者与财团存在利益输送或官商勾结。香港市民哪里知道，不是“特首”不行，而是港英政府在撤退之前，故意设计的政治制度如此，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体制已经被改变成了回归后的立法主导体制，换了谁在“特首”这个位置都无法施展手脚，无法使市民满意。香港今天的政治乱局，香港人对大陆产生的不信任、敌视、对抗、甚至仇恨也都是来自于港英政府当初撤退时有意设的“民主理念”的“局”。可以说，今天香港愈演愈烈的动乱与不稳定因素是港英政府“政改”后必然要出现的结果。很多大陆人无法理解香港的“废青”们对香港的“自我毁灭”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关于大英帝国殖民撤退的战略部署，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那么繁荣富裕的香港今天会变成象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国家一样，不稳定因素日增。
只要是大英帝国撤退之地，最后必然变成自相残杀，今天的香港也在逐渐向“自杀式毁灭”状态演进。所以，如柳（公众号“如柳说”）对香港的未来不乐观。被港英政府“民主理念”洗脑的香港市民，他们没有认清西方“民主自由”真相的国际政治知识储备，何况回归后被“港独”离心教育洗脑长大的一代“废青”们，他们更缺乏对民族国家观念的认同，“废青”们以为西方灌输的“民主、自由”就可以解决他们的现状和未来困境。殊不知，如果他们稍微有点国际政治常识，如果他们把目光投向伊拉克、乌克兰、利比亚等国家看一下，当初这些国家的老百姓也听信美国的“民主”贩卖，以为只要“民主”了，只要“普选”了，他们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可结果事与愿违，“民主”后，他们的生活状况更糟糕。香港的“废青”们是无法理解，“民主”只不过是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资本集团殖民统治世界的工具而已，即使在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民主”也只不过是大资本奴役民众的幌子。因此，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说：“英国政府预备把英国在香港及中国的利益作赌注。香港只是棋盘上的一只棋子，英国在香港搞民主立法，实际上是国际上大国的阴谋。”除了“政改”方面“设套”，中英谈判开启之后，港英政府对香港的经济制度也做了历史性的改动，在香港回归前悄然让度了香港的经济管理主权。1983年之后，国际金融资本逐渐接收了香港的经济管理主权，这种情况在1997年之后更加严重。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操纵下，香港财政金融制度日渐扭曲，香港形成带有食利特征的贵族体制，大财团垄断民生，香港失去创业和创新潜力，经济不可避免衰退。资深财经专家卢麒元先生认为，依附在香港经济体上吸血的两大毒瘤，一是超级地租，一是港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如柳（公众号“如柳说”）咨询香港财经专业人士，也有如此共识，有些香港人也明白这两大“毒瘤”也是港英政府当初埋下的。港英政府时期，香港实行政府所有制下的土地批租制度。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其中列明英方于过渡期内（1984年－1997年）每年只可卖出50公顷土地，如多于此数需得到中方首肯。《中英联合声明》限制每年香港土地供应不得多于50公顷，令港英政府得到了哄抬地价的借口。港英政府和地产发展商形成默契，通过控制土地的供应量，并利用土地招拍挂制度，哄抬地价，也使楼价如同坐了火箭一样升上天。由此，香港的土地异化为港英政府和地产商的提款机，为实际操纵土地占用权的人们（英资及其代理人），提供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发财并套现的历史性机遇。港英政府通过恶劣的土地财政制度从香港转移走了天量财富。
由于恶劣的土地财政制度导致高地价，高地价导致高房价，高房价导致香港居民的房屋租金收入比或房贷收入比超过50%，是正常房屋租金收入比的两倍，卢麒元先生把香港由于高房价、高房租导致土地资源升值形成的超额利润称作超级地租。正是这个超级地租成就了香港的超级地产商，使弹丸之地的香港产生了一批世界级富豪。香港极端扭曲的超级地租扼杀了香港经济的创新与活力，吞噬了港人的劳动成果，埋葬了香港年轻人的未来，是香港经济不可避免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香港经济空心化的另一个“毒瘤”就是“联系汇率制度”。港币在1971—1983年实行浮动汇率制，正是由于浮动汇率制，促进了香港经济的起飞。1983年，在香港未来回归中国局势明朗后，港英政府改革了香港的汇率制度，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港币与美元汇率固定在1美元兑换7.8元港元的水平。从此，港币变成了 “美元兑换券”，所以港币除了10元外，都有“凭票即付”字样，港币失去了主权货币地位。港币成为美元的代发币，香港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也就意味着香港丧失了金融主权。
由于香港没有赠与税，没有离境税，从香港赚的钱，你愿意给谁给谁，没有人管，可以随便离境。这造成美元降息周期中，资本大量流入香港，与超级地租政策一道，疯狂炒高香港房价；而在资本外流周期中，香港股市和楼市则会大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由于楼价暴跌，许多买房家庭变成负资产，直接引发社会动荡与不稳定因素。超级地租和美元联系汇率制度，使得香港的财富被国际垄断资本吸干。这两大毒瘤既使香港经济的创新活力缺乏财富积累的支撑，也使得香港的经济变得畸形扭曲，房地产一家独大，房地产大财团垄断香港整个经济命脉，导致财富两级分化，激化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当然，除了港英政府殖民撤退时在经济、政治方面的有意“埋雷”，其它方面的一些因素形成合力也不容忽视，比如回归后，中央政府在香港统战工作方面忽视了走群众路线，忽视了与敌对势力争取群众、争取青年；香港回归后，教育方面存在很大问题，教材无人监督，取消中国历史（“欲夺人之国，必先亡其史”），不仅有意淡化青少年的民族国家认同，而且通识教育对青少年学生的“港独”、“离心”洗脑越来越严重；回归后，除了少数左派传媒，香港的大多数传媒经年妖魔化、丑化大陆人和大陆政府，日常报道的都是大陆地沟油、毒奶粉、毒食品、雾霾、贪污腐败等等负面新闻，在香港市民心目中形成对大陆的敌视和厌恶，制造分裂的种子。当然 ，香港的暴乱离不开国际敌对势力的经济支持与政治煽动，上文已经分析过，英美等西方势力早已经把香港作为和平演变中国、分裂搞乱中国的基地。但这些因素，比起港英政府从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埋雷”来说，都属于次要的外部因素。而经济衰退、房地产畸形发展垄断经济命脉与港英政府在经济体制方面“埋雷”脱不了干系。看不到未来希望的中下层青年在国际各种敌对势力的蛊惑下，以为通过“暴乱”、通过“普选”就可以改变现状，改变命运。这些“普选”的民主诉求又与港英政府在香港政治体制方面的“埋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刚好香港的经济衰退与垄断资本的壮大过程是与“回归”同步，大陆又处于高速发展期，几个方面的合力叠加影响，普通香港人由于教育和思维认识的局限，加之媒体的歪曲洗脑宣传，就把“回归”前后生活落差对比这个“锅”让“回归”背，让大陆政府背，所以黑衣暴徒们最终发展为“逢中必反”，不仅反“中”字机构及企业，也反大陆学生、反大陆人，反中央政府任命的“特区政府”和“特首”！普通老百姓也因为“回归”前后生活质量的对比，对大陆充满了怨气，这是“暴乱”之所以能持续这么久的民意基础。因此，如柳（公众号“如柳说”）认为，中国政府要彻底解决香港问题，必须从根源上把英国人撤退时埋的“雷”一一排除，真正有效去殖民化，改变目前香港只是“名义”上的回归、真正的治理权既不在中国政府手中，也不在港人手中，而是受制于幕后隐藏的“港英当局”、也受制于国际金融资本的现状。中国政府必须改革回归后香港政府的“立法主导制”为“行政主导制”，收回立法司法主权；改革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收回香港的金融主权。改革土地制度（理论上，在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土地所有权归属于中央政府，香港超级地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所有。但是，鉴于《基本法》的安排，香港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由香港政府代为行驶管理权。香港政府实际上将香港超级地租让度给了地产发展商以及土地实际占用者。）
如柳（公众号“如柳说”）认为，香港如果不拔掉“超级地租”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两颗“毒瘤”、不从根本上改革经济制度，香港的经济衰退和财富两级分化就无从改变！长治久安也无从谈起。 除了改革香港的政治治理制度和改革经济制度，如柳（公众号“如柳说”）认为，中国政府还要从民意和舆情上正确宣传与引导，改革传媒、改革教育，既要改变许多香港老百姓对“回归”、对大陆政府的错误认识，也要引导香港老百姓对“民主”的正确认识，只有从“民心”上治理，才能真正杜绝各种外部“后患”，实现香港的长治久安！1.为何英帝国精心撤退之地, 都陷入了自相残杀?
强世功· 《读书》2007年第11期
2. 《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 强世功
3.《香港的制度变迁及未来挑战 》卢麒元
4.《香港代议制与超级地租》 卢麒元
5.《香港衰败的根源，英国人设计的超级地租制度》 卢麒元
作者介绍：如柳，资深调查记者，名校硕士。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家国情怀。个人公众号：如柳说，ID：ruliu3166，私人微信：ruliu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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