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是最没有力量的东西

在此之前，我自以为比同龄人经历过更多生死攸关的挫折，更多迁徙漂泊的痛苦，所以一直觉得自己更接近生活的真相 。但最近我才发现，我心底其实一直有一个深信的核心：付出就会有回报。我曾经相信，但凡我热爱的，就可以去争取；但凡我觉得需要有所行动的，只要我够勇敢，我就可以采取行动，并且始终能找到与我同行的人。

如果不是我生活在此刻的北京，从小衣食无忧、相信个人奋斗的我，可能永远都无法体会什么叫“无力感”。面对每天吸入的空气，面对被剥夺的权利，面对被驱赶的普通人，我竟然什么都做不了。

我加入了朋友圈这一批狂热的转发中，甚至以我臆想中麻木的人为敌。我屏蔽了那些在他人的痛苦面前，还沉浸在自己小资的世界中的人， 我用可笑的姿态号召大家行动，却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行动。我像一个可笑的无头苍蝇，却飞不出自己的朋友圈。

皮村公寓里的最后一位母亲

终于在周五（12月1日），在皮村清退截至的最后一天，我跟几个艺术家朋友来到皮村。

同行的艺术家Z最近总往皮村跑。他常常都是一个人，过去走走、吃碗面、跟当地人聊聊天。没有拍摄、没有记录，只是单纯觉得，要到那里去，要和那些人在一起。他甚至还开始询问当地租房的情况，打算搬过去住一阵。同行的另外一个女生跟我很像，在自己生活的泥沼中爬不出来，不知所措所以决定去皮村看看，虽然也许什么忙都帮不上。

我们中午到达皮村南边的早冠公寓，防盗门都半掩着，一推开就发现里面都空了。听见我们来，一只猫惊恐地穿过阳光，躲进了幽暗的走廊深处。走到公寓最南边，我们听见了声响，半掩着门的一户人家传出一个警惕的女声：“你们谁啊”？她语气坚决，声音却有些微微发抖。我们见到了公寓里最后一位母亲。

她来自湖南，来北京十年了，和丈夫在村里经营一家小门面，有两个上小学的孩子。她放下警惕之后，迎我们进屋，有几个人一起说说话，也许让她没有那么害怕。

即使已经打包了半壁墙的行李，她还有太多太多的东西留在房间里。饮水机上一个巨大的布娃娃还在原地、两株已经种了两年的绿萝已经垂到了地面，两张床上的彩色珊瑚绒被子还摊着，她打算等会老公回家，“卷着被子就走”。她自己的首饰架、化妆品都散落在桌上，她说：“大人的东西能扔就扔了，小孩的东西都要带走”。那些还没打包的“小孩的东西”包括两个并排的桌子、上面摆满了教科书。桌子上的墙壁上，贴满了儿子们的“一百分”。

本来想发表的视频截图

儿子班里已经有很多人转学转走了，儿子敏感，回来反复问她：“妈妈我们会搬走吗，我们会离开北京吗？”她的孩子们从出生起就在北京长大，花了很大力气才进入北京的公立学校学习，为此他们夫妻需要支付高额的社保。

她说她一直拖到周五才搬家的原因，是因为这样不会影响孩子们学习。她怕周中搬家，孩子心神不宁，上不好课。周五搬家，这样可以给自己争取一个周末去宽慰孩子们。

原本租住这个一室一厅的公寓，每年她只需要支付一万二千元的房租，她现在被迫搬到附近的小区，每个月房租涨到了五千元。这样算下来，他们全家的收入一年可能只够支付房租。找房的过程极其艰难，很多房东知道她带两个孩子都不肯租给她，怕孩子太吵。她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撑多久，新搬的房子，只租了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后撑不住就回家。

”没孩子的都回家了，只有我们这些有孩子的还死撑着，”即使处境如此，她还在努力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生活，不想给他们一丁点心理阴影。

我们在她的允许下拍摄了她的家。临走之前，我留下了她的微信，希望她若有困难可以联系到我。

逃离皮村

在皮村的街上，你一眼就可以轻易辨认出那些因为这次事件聚集在这里的人。他们要么成群结对，要么带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器材，他们随时停下来拍照，我恍然觉得自己是来到了一个旅游景点。我为他们的游客模样感到羞愧，因为其实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同行的几个艺术家顺着网上的信息，找到了“工友之家”门口，想要关心村子的情况。还没见到“工友之家”的人，突然一个戴口罩的年轻人态度恶劣地前来询问：“你们是谁，你们在干什么”？俨然一副警察审问的气势。我们问：“那你是谁啊？”他们回答：“我们是这个村的村民。”这个人被旁边同样戴着口罩的同伴拉开，后来他们就一直聚集在“工友之家”门口，用手机拍摄院子里的“外来人”。     

发现他们在拍摄我们之后，有一个艺术家也拿出手机拍摄，后来他们便要求该艺术家必须交出手机，删除拍摄的内容（具体起争执的过程我没有看见，当时我在里面），于是我走出去，拿相机拍下他们争执的画面。

于是他们的攻击目标转向了我，要求查看我的相机、必须看我相机里面的内容。为了避免冲突，我躲回了“工友之家”的办公室里，那几个人就涌了进来，那个戴迷彩口罩的女性和一个子很高的男性，态度非常恶劣地要求查看我的相机，说不然要报警。当我们说：“你们没有权利查看我们相机”时，他们就说：“我怀疑你偷拍我”；后来我们提出，如果怀疑，你们可以报警但没有权利看我的相机。后来冲突升级，高个子的男性还骂我是“人妖”。“工友之家”的志愿者一直在试图平息冲突，调解事端，后来他们就一直在门口围堵我们。

情急之下，我把卡交给了同行的艺术家，然后我们分开行动。因为我是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我躲在了陌生朋友的车后座，爬在车座下面，才得以安全逃离皮村。据车上带我出去的朋友说，当时路上围满了同样的穿便衣、戴口罩的人，后来还有警车也开了进来。

生活继续

我一直趴在车后座，直到车开进北京市区，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狼狈的一个时刻。回到住处，恍惚中我拿起拍摄的素材，开始剪辑那个叫做《皮村公寓里最后的一位母亲》的视频，剪辑结束之际、想要发布之前，我决定再征求下那位被拍摄母亲的同意。

跟白天迫切的倾诉不同，这位母亲像是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我把视频发出来。她顾及两个孩子还在皮村上学，顾及自己还有一个门面。在微信里她我说：“没有什么好无奈的，现实生活本来就是残酷的”。

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已经坐在朋友聚会的饭局里。我因为去皮村的这次行动，给自己带来了一种“伟大的幻觉”，仿佛觉得自己是个勇敢的行动者，觉得自己是个训练有素的记者，而且内心深处竟然因为这份自我陶醉而获得了些许解脱。其实，我除了打扰了一位生活变动中母亲以外我也什么都没有做，也什么都做不了。

想到几年前，我从“波士顿爆炸案”中逃生之后，媒体疯狂的轰炸让本来就难以入眠的我彻底失眠，而在那之后我必须自己面对所有实际困难。我如今也在对他人做着同样的事。

在这一场浩劫中，几十万人几天之内被清出北京，他们安稳的生活被迫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分崩离析并且无力还击。记者的报道、救助站的信息，像我现在写的这样一篇文章，最大的作用不过是让这些“感同身受”但其实永远无法真正感知其中痛苦的人找到一丝慰籍。

这几天我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他们叫我“愤青”。其实愤怒是最没有力量的东西，而“无力感”，可能才是目前以为自己高端的人，认识到自己低端的真正开始。

不知道怎么结尾了：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