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敏：自然教育和环境教育，到底有什么区别？
不过，事先要声明的是，这不是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只是通过我的经历和感悟，来分享我对环境教育和自然教育的看法，这不是“权威“的论断。文章中，我会涉及到一些人和事，由于时间久远，可能细节上有误差，如果有什么疏漏，我愿意文责自负。
首先说说，为什么我比较适合来回答这个问题。
2006年到2008年，我在美国的环境教育重镇——威斯康星大学斯蒂芬角校区（UWSP，University of Wisconsin-Stevens Point）攻读环境教育及解说硕士。我之所以有机会去美国读书，是因为获得了福特奖学金的资助（IFP,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Program）。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国际项目，我至今以入选这个奖学金为荣，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自然教育领域，用以回报这个奖学金给予我的机会。
图：本文作者在威斯康星读书期间参加自然嘉年华，这是参观国际鹤类基金会的展位。右边的服饰主要用于人工孵化美洲鹤幼鸟的抚育，也是很好的环境教育工具。
但当我去美国读书之前，我并不知道还有个叫“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education）的专业。我那时候，是一名观鸟爱好者。当负责奖学金评审的老师问我想去读什么专业的时候，我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我能确定地知道，我肯定不是想去读鸟类学，因为观鸟和鸟类研究还是差别很大。我也能确切地知道，我之所以想去美国读书，是想学习一种能力，让更多的人通过观鸟这样的活动来了解自然之美，进而能够愿意保护自然，而不是破坏自然，比如，不去抓鸟吃鸟，不去破坏鸟类的栖息生境，我们应该以更好的方式和自然相处。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奖学金办公室的老师，结果她告诉我，有一个叫“环境教育”的专业，很适合我的理想。于是，我就去读了这个专业。
图：本文作者回国后在西双版纳植物园工作八年，上图为举办观鸟节的搞怪合影，现在已经举办到第七届。
一点没有错，它果然就是我想读的专业。后来我才意识到，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环境教育这个词，但我告诉奖学金办公室老师的那番话，已经无意中谈及了环境教育的核心定义——关注人行为的改变，这一点我会在下文详细谈到。也是在美国读书期间，我认识了两个至今在国内的自然教育领域颇为活跃的人物——王愉，云南在地自然教育的创办人，比我早一年去UWSP读环境教育的福特奖学金获得者；闫保华，深圳红树林基金会秘书长，亚利桑那大学环境教育博士。
在这里我不想做环境教育的考据研究，也不想引用各种环境教育的经典定义。但有一件事确实值得关注环境教育的人知晓，那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环境规划署1977年10月在第比利斯（现在的格鲁吉亚首都，那时候的苏联）召开了68个国家参加的政府间环境教育大会，会议发表了著名的《第比利斯宣言》，提到了环境教育的五大要素：意识（Awareness）、知识（Knowledge）、态度（Attitude）、技能（Skills）和参与（Participation）。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环境教育，你应该尽可能地考虑到以上这五个要素，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仅仅告诉别人知识是不够的”重要的理论依据，因为还要考虑其他四个要素呢！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文中提到，即便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环境教育这个词，但我已经在和福特奖学金办公室老师的交流过程中，表露出了和环境教育一致的理解——我要通过观鸟活动去影响人、改变人。看来我去读环境教育专业，真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呀！
还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后来联合国不太使用环境教育这个词了，开始用可持续发展教育（SustainableDevelopment Education，SDE），欧洲国家用的也不多，北美倒是一直在使用环境教育，特别是在学术领域。
图：桃源里自然中心携手绿马甲志愿者在杭州社区开展自然教育活动
我在美国读书期间，有一本未来影响了中国自然教育的书籍出版了，那就是《林间最后的小孩》（LastChild in the Woods），当时，这本书成为我们这个专业必读书。我在阅读这本书之后就被震惊到了。书中的内容很多自然教育的从业者应该都比较熟悉，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鼓励儿童去自然中玩耍，缺少了这种玩耍，对儿童成长有什么坏处，以及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渐渐让这种玩耍变得越来越难得了，不仅仅是电子产品的问题，还有社会对陌生人的恐惧、对安全的责任承担风险以及有组织的户外活动兴起（作者认为有组织的户外运动，比如橄榄球赛，并不能替代在自然中玩耍）。
我之所以感到震惊，是因为在我对美国社会有限的接触看来，美国可真是环境教育的天堂呀！自然风光优美、学生课业负担不重、有很多自然中心和森林学校定期为孩子提供环境教育课程，还有美国的大学每年都在一批批培养环境教育的从业者，如果这些作者认为都还不够，那中国岂不是更惨！因为从我在中国读书和工作的经历看来，美国现有的那些东西我们都没有，也没有人觉得这是个问题！这恰恰是最严重的问题！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本书太应该介绍到中国去了！
2008年我回国不久，机缘巧合，和自然之友的朋友胡卉哲（她现在是深圳市绿色基金会的执行秘书长）结识（其实也不能说是巧合，志同道合的朋友总会相遇）。胡卉哲说，她们已经找志愿者把这本书翻译了出来，希望郝冰老师和我能够校对一下。这样的事情我当然义不容辞，于是和郝冰老师一起参与了校对，后来，这本书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在2010年出版。当时的译者署名“自然之友”，郝冰老师和我署名为“审校”。书籍出版之后，在国内引发的反响和我当时读到此书的感觉一样。大家都觉得说得太对了！我听说后来很多自然教育机构都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参与他们活动的父母，书中提到的“自然缺失症”也开始被公众广泛接受。2014年，中国发展出版社购买了此书的第二版版权，我再次参与了书籍的翻译和校对，作者署名改成自然之友和我。新版本的书同样受到热捧，至今已经多次印刷。
这个时候，“自然教育”这个词开始出现了。
现在很难考证第一次出现“自然教育”是什么时候（也许没有这么难，是我没有好好去考证）。但必须要提一件与此相关的重要事件。
2010年前后，一家叫中日公益伙伴的机构在国内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介绍日本的自然学校，这个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叫李妍焱和朱惠雯。中日公益伙伴不仅在全国举办了多场介绍日本自然学校的交流分享，还组织国内自然教育的活跃分子去日本实地考察。2013年4月，我有幸被选中参加了为期一周的日本自然学校考察项目，收获良多。
图：本文作者参与的日本自然学校考察 朱惠雯 摄
回国后，9月在西双版热带植物园举办了中日自然学校网络会议。会议请来了日本自然学校的高木晴光先生、梅崎靖志先生和森美文先生与大家进行交流。他们以自己创办自然学校的经历为切入点，介绍了日本自然学校网络的建立历史，分享了他们20多年来的经验和感悟。随后这样类型的交流会又在成都、北京等地举办了多次。中日公益伙伴策划和执行的这些项目，为中国自然教育界培养了一群专业能力扎实的从业者，也为中国自然教育搭建起了早期的专业交流平台。
我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中日公益伙伴组织的中日自然学校交流项目是大陆较早地推动自然教育网络建设的活动，具有奠基石的重要作用。参加第一次在版纳植物园举行的自然学校网络会议代表，很多都已经是当前大陆自然教育领域的活跃人物。当初能够发起这个项目的人，都是具有长远的眼光和情怀，必然在中国自然教育历史上留下一笔。”我至今仍相信这个判断。
我认为，《林间最后的小孩》出版和日本自然学校模式在国内的推广，催生了“自然教育”这个词在国内的发生和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当“自然教育”这个词开始出现的时候，我还是挺反对的。我当时认为，既然有了环境教育，为什么又要搞个自然教育出来呢？在我看来，两者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的呀，两个词会很容易让人搞糊涂！
图：甘肃白水江自然保护区的朋友在桃源里自然中心体验自然游戏
我对“两个词容易让人搞糊涂”的判断基本没有错。但我对自然教育这个词的使用态度后来却转变了，这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大家确实喜欢用“自然教育”这个词，我反对也没有什么用。既然如此，何必死抱住旧观念不放呢？很明显，在汉语的语境里，“自然”这个词自带美好的寓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鸟语花香、微风拂面等美好体验，而“环境”则没有这样的效果。这也怪不得大家喜欢用“自然教育”。
其次，自然教育好像在某些方面确实和环境教育不一样。比如，受众年龄上，自然教育的受众明显是偏向8-12岁左右的小学生。虽然也有中学生和成人愿意接触自然教育，但这不是当前自然教育的主要受众人群。另外，自然教育确实没有环境教育那样高大的使命感。自然教育就是鼓励孩子们去户外玩耍，多认识花花草草，虽然也会涉及到尊重、友爱、合作等内容，但大家确实不太谈改变人的行为这一层次。并且，自然教育虽然也鼓励孩子们在周边观察自然，但现在以深度自然体验为主要目的的长途旅行反而成了一个重要特色。
第三，我意识到，自然教育在中国的突然发生，肯定是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变化相关的。既然它有着自己产生的独特历史背景，为什么我一定要用一个几十年前的词汇去指代它呢？谁敢保证，这个在中国当前环境下产生的新事物，未来不会走出真正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来？说不定，随着它的发展和成熟，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案例，自然教育还真会成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一个贡献呢！
我曾经也就这个问题去问台湾的环境教育学者张子超先生。张老师微笑地看着我说：“西敏，你知道吗，这两个词被发明出来，并不是为了让你去区分它们。”我为如此睿智的回答而叹服。
你看明白了吗？
本文作者王西敏，现为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自然教育总监，曾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从事八年专业的科普工作。
编辑：含羞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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