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栏 | 哈里斯对青年乔姆斯基的影响

编者按

上期人物专栏曾推出“乔姆斯基的人生经历及影响”（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本期聚焦于哈里斯对乔姆斯基的影响，内容选译自Zellig Harris （Robert F.Barsky著），张晴、吴伟韬、李蔷薇译，题目为本公众号编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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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对青年乔姆斯基的影响

虽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时才遇到语言学界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哈里斯（Zellig Harris）教授，但是自其童年时代起，他们两家就已经互有往来了。肖莎娜·哈里斯（Shoshanna Harris）在回忆乔姆斯基的父亲威廉·乔姆斯基（William Chomsky）和哈里斯的往事时说：“两人经常来往”。两人还都曾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过关于闪语问题（Semitic language）的文章。在乔姆斯基成为哈里斯的学生和研究助手之后，两人甚至成为通家挚友，两家的关系也就日益紧密。同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过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家亨利·海兹(Henry Hiz)说：“诺姆的第一位老师是哈里斯。很难形容哈里斯对诺姆和我的影响有多深刻。”乔姆斯基的妻子卡萝尔·乔姆斯基（Carol Chomsky）对此也很赞同：“诺姆非常崇敬哈里斯，而且可以说，哈里斯在很多方面都对乔姆斯基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乔姆斯基与哈里斯的早期对话是从一篇题为《结构语言学的方法》（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1951）的语言学著作开始的。该书试图将描写语言学归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和实践的综合体。在该书重印版本（1986） 的封底，诺尔曼·麦奎恩（Norman McQuown）这样写到：“哈里斯在两个方面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一是它标志着语言方法论从受文化制约的直觉主义阶段脱离了出来，进入了鼎盛时期；二是它标志着可以在更大范围的人类文化领域中严格应用新方法这样的新时期的开始。

这本书在促进乔姆斯基与哈里斯的关系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就像乔姆斯基在其早期作品《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中所说：“1947年，哈里斯的《结构语言学的方法》校样正式将我引入语言学领域。我发现语言学很有趣，所以在与哈里斯进行了一番讨论之后，我就决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专攻语言学。由于我父亲对历史语言学和中世纪希伯来语语法均有研究，我对这些领域也略知一二，而且同时也与吉奥吉奥·利维·德拉·维达（Giogio Levi Della Vida）一起学习阿拉伯语。”不过对于乔姆斯基来说，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在哈里斯处理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利·利斯克（Leigh Lisker）在信件中说道：“尽管哈里斯为学亢直，并且执着于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同时也对发掘用以描述世界的其他不同方法充满兴趣，这也暗示了对于最难的问题，不会只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或答案。”利斯克说：“正是在这种方法中，人们可以找到哈里斯在语言学和政治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联系 。”

这种联系可以在话语分析的作品中被更清晰地看到。那段时期，弗雷德·卢科夫（Fred Lukoff）的硕士论文也是与哈里斯的语篇分析项目有关。他采用哈里斯的语言学方法对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杂志关于英国新工党政府的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报道进行了研究。利斯克也说过，他曾花大量时间试图把哈里斯关于话语分析的概念应用到科学、政治以及美展的写作中去。通过分析研究发现，最终结果却是混乱无序的。但是当他按照哈里斯的要求操作时，对其中一项研究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这项研究试图探讨在泰卢固语（印度东南部的一种德拉威语）中的词和词素边界是如何精确地反映在音位分布的基本统计学中的。这项研究与其它有关现代印度语言的研究和教学相一致。

 默里·伊顿（Murray Eden）在这些方面的想法与利斯克也不谋而合。在默里·伊顿十八岁时，他与哈里斯相识。当时他虽然没有接受过关于结构语言学方面的正式训练，但是他依然在哈里斯的鼓励下参与了一个有关语篇分析的项目。他尝试把报纸上的英语篇章改写成与形式逻辑相一致的标准形式。

伊顿通过哈里斯认识了乔姆斯基，他回顾道：“哈里斯和乔姆斯基所走的程序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都执着于形式方法。”对于伊顿自己而言，他更倾向于采用一种折中的方法—工程法。据他所言，这一方法对篇章或语篇的一些重要部分来说可能更为适用，但是这一方法并不能处理所有篇章语料。后来，伊顿和莫里斯·哈雷（Morris Halle）设计出一套看起来适用于草书以及其他任何完整文稿的形式体系。这一体系尤其适用于西里尔语，梵语以及希伯来语。在此期间，他也使用了其它符号系统分析的概念，甚至还包括一些自然物体的意象。他与他的学生，也一起做过有关潦草字迹的分析实验。

由于再一次受到了哈里斯的启发，伊顿在语言学界发表的最后的文章中又重新回到了对语篇分析的问题上，这次他尝试把化学方面的文章写成受逻辑形式制约的语言。而哈里斯在从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后，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使用着他自己的形式主义方法，而且实质上还使用了同样的语篇材料。

在政治方面，哈里斯和他的学生同样采用描述性方法研究政治和新闻话语。1996年3月5日，McGill Avukah的另一位成员工程学教授诺曼·艾普斯汀（Norman Epstein）在里奇剧院的一场演讲中回忆说：“哈里斯非常有才华，对政治问题有独到理解，对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媒体和大众文化表达也颇感兴趣。”在艾普斯汀看来，对于哈里斯来说，这一意识形态就是用来迷惑、欺瞒、糊弄人们关于生活中政治事务的真实情况的。而且，对于那些有文化、善雄辩、受过教育的激进分子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改变这一现实。也就是说，首先不能自欺欺人，然后不要去欺骗他人。哈里斯用了defooling而不是unfooling来描写这个过程。

翻译：张晴 吴伟韬 李蔷薇

校对：李富强 康兴

排版：李蔷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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