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栏 | Marcel den Dikken教授访谈（上）
编者按
《理论语言学五道口站》（2020年第16期，总第80期）“人物专栏”与大家分享本站采编人员王竹叶对Marcel den Dikken教授进行采访的访谈录。Marcel den Dikken,匈牙利罗兰大学英美研究学院英语语言学系教授，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国际教授委员会成员，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Generative Syntax（2013）编辑，Studies in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系列编辑，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主编（2008-2015）。本期访谈中，Den Dikken教授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如何把音系研究和句法研究结合起来，随后分享了乔姆斯基革命对语言学的影响，与此同时，Den Dikken教授就如何研究形态变化少的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中肯的建议，并对生成语法内省语料的可靠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续访谈内容将在下期人物专栏与大家分享。
人物简介
Marcel den Dikken教授
Marcel den Dikken教授现任教于罗兰大学英美研究学院英语语言学系，同时也是匈牙利科学院语言学所的高级研究员。Marcel den Dikken教授于1988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取得了英语文学硕士学位，并于1992年在该校取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1998年9月至2015年9月，Marcel den Dikken教授在纽约市立大学语言学系履行教职，负责硕士和博士培养项目。此外，他还在包括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格罗宁根大学、蒂尔堡大学在内的多所院校中任教授课。同时，Marcel den Dikken教授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参与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巴黎第七大学、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研究院以及韩国首尔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Marcel den Dikken教授著有四部专著，分别是：Particles: On the syntax of verb-particle, triadic and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The structure of the noun phrase in Rotuman (LINCOM, 2003); Relators and linkers: The syntax of prediction, predicate inversion, and copulas (MIT Press, 2006); Dependency and direction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并与其他学者合著了Syntax of Dutch: Nouns and Noun Phrases（合著）。
此外，Marcel den Dikken教授与他人合作编辑的学术期刊多达十余本，并在各个顶级核心期刊、出版物以及专科全书上发表了100余篇论文。不仅如此，Marcel den Dikken教授主持了201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生成语法手册》一书的编纂工作，并担任自然语言与语言学理论研究丛书的编辑。2008年至2015年，Marcel den Dikken教授在《自然语言与语言学理论》期刊担任主编，同时也是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的通讯研究员。
【人物简介】（英文版）
Marcel den Dikken is a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Linguistics of the School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ies at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ELTE) in Budapest, and a Senior Researcher at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inguistics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He received his MA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1988 and his PhD in linguistics in 1992, both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eiden , in the Netherlands. From September 1998 to September 2015, he was a Professor on the faculty of the PhD and MA Program in Linguistics at the CUNY Graduate Center in New York City. He has also held appointments at the 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 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and Tilburg University, and has served the University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é de Paris VII, the Meertens Institute of the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nd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He is the author of four monographs—Particles: On the syntax of verb-particle, triadic and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The structure of the noun phrase in Rotuman (LINCOM, 2003); Relators and linkers: The syntax of prediction, predicate inversion, and copulas (MIT Press, 2006), and Dependency and direction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and the co-author of one of the volumes of Syntax of Dutch: Nouns and Noun Phrases. He is the (co-)editor of more than ten volumes and special issues of journals. He has published over 100 papers in the leading peer-reviewed journals in the filed and in a wide variety of edited volumes and encyclopedias. He is the Editor of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Generative Syntax (2013), Series Editor of the book series Studies in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and served as Editor-in-Chief of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from 2008 till 2015 (having served the journal as one of its Associate Editors since 1996). Marcel den Dikken is a Correspondent of the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访谈录
王竹叶：研究音系和句法有不同的方法，生成语法从最初的标准理论到最近的最简方案也是把二者分开处理，音系学和句法学能否统一，我们怎样才能把二者结合起来呢？
Den Dikken教授：在生成语法早期，音系和句法是完全平行地发展起来的，二者都利用到了形式上的显性表征和派生（规则、规则顺序）。派生的过程由抽象的底层表征式经过若干中间表征式，到最后的输出，涉及到一系列步骤，这对音系和句法都是完全符合标准的。早期生成性分析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解决模糊性，这种逐步派生的方法尤其适合透明化的分析。虽然有人提倡纯粹的句法表征方法（在乔姆斯基主流之外有完全非衍生的生成理论，但主流之内也有人呼吁严格的表征主义，例如在Michael Brody的作品中），但大多数生成语法学家总体上仍然支持派生主义。20世纪90年代，优选论风靡音系界，利用优选论也可以做一些句法研究，像David Pesetsky这样有影响力的句法学家早期就曾做过这样的尝试，但就像U型转折一样，那之后他又很快回到了派生主义的立场上。“密集的”句法派生究竟是怎样的（或者说句法派生有多少中间过程），尽管句法学家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但我想句法分析能从推导过程中获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音系学中也没有达成这样的共识。音系学中一些优选论研究也试图将推导引入自己的系统，但这距离派生主义的全面回归还相距甚远。与此同时，过去的三十年里，音系和句法也在沿着各自的道路继续发展，所以除了这两个领域的边界学科有所交流（如韵律学），音系学家和句法学家之间并未进行真正的对话。音系和句法之间可以很好地交流，它们的表征式极其相似，甚至可以说基本相同，递归性的层级结构在句法中随处可见，而音系中包括超音段层在内同样受益于这种结构。20世纪的音系模型（Dependency Phonology, Government Phonology）强调与前沿的句法理论紧密结合，Harry van der Hulst和Markus Poechtrager等学者从中受到启发，并在音系学中开创了非常有趣的视角。我个人认为，应当充分挖掘这两个分支学科中层级表征式及其派生的作用，从而促进音系学家和句法学家之间的深度交流，这正是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最佳时机，我也将努力为此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在我和Harry van der Hulst的合作研究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有趣的成果）。但无论人们希望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让音系学家和句法学家再次互相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为此，在重大的国际会议上使得双方了解彼此的工作，实现两个领域的融合，将是必不可少的途径。
王竹叶：不同语言的形态表现也有所不同，比如意大利语形态变化丰富，九大词类中有六大类词有形态变化，而汉语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那么对于研究形态变化匮乏的语言，您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建议吗？
Den Dikken教授：形态学和句法学呈镜像分布（Baker的镜像原则）,在这一假设基础上，形态学对句法结构细节的探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假设协约关系（负责在句法中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元素建立联系）的建立会受到严格的制约，那我们可以利用形态学来改进我们的句法。形态丰富的语言在这一方面呈现出一定的优势，但是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尤其是缺少屈折变化）通常会依赖更严格的语序来展示句子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这也为句法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语序是从句子短语结构的表征中解读出来的。理想情况下，把层级结构“翻译成”字符串的理论以及把语义层面有意义的关系（像是述谓关系和辖域关系）编码到句法中的理论是非常严格的，这使得在PF和LF层面的输出信息可以“逆向改变”层级句法。为使层级和语序之间的关系更加严格，Kayne提出了反对称性理论。句法制图理论对句子结构内不同层级的假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每一个层级以这种方式定义，为放置形容词、副词修饰语、焦点和话题等留下尽可能小的空间，从这一点看，在研究屈折变化少的语言时，反对称性理论和句法制图理论在句法学家中间很受欢迎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句法学家在处理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时，通常为了方便而忽略线性顺序）。当然，句法制图理论绘制详尽的句法图只是解释句法现象的一种方法。在句法制图框架下，跨语言研究一旦成熟，我们就可以从语言结构的原则中推导出这些句法图。这些原则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对句法结构的（语义和信息结构的）解读（管辖句法和解读之间关系的这些原则，一旦被理解，我们将不再需要那些严格的结构图，例如，如果从关系角度出发去看待“话题-述题和焦点-预设”二分法，我们就不再需要构建TopP和 FocP的层级）。只有充分理解句法和其解读之间的联系才能“逆向改变”基于PF和LF输出的句法。像汉语这种屈折变化少的语言，将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竹叶：众所周知，乔姆斯基语言学是围绕个体说话人/听话人的内在语言开展的研究，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个人的判断是不可靠的，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Den Dikken教授：生成语法对语言的中心假设认为语言在个体思维中表现为一种内在能力，这就是“内在语言”（I-language）。个体说话人就是判断话语可接受度的人，这些需要判断的话语通常由和我们说同种语言的其他说话人发出，从社会层面理解，这里的“语言”由同类语言社区的成员所共享。当我和一个同样说本族语的人交谈时，我们大脑中都有一个母语语法，使得我们能够彼此交流、互相理解。但是由于思维不被共享，不同个体的内在语言之间会存在些许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同一语言背景下，不同的母语说话人也会对个体话语作出不同的判断。这些差别存在于个人习语、方言差异以及语言的历时变化中，我们无需担心，而且它们的存在并不能说明个体说话人的判断缺乏可靠性。事实上，一些研究（在众多研究中，这里我主要提一下Carson Schütze 和 Sam Featherston的研究）已经表明基于研究者内省判断的句法研究不仅可靠而且可以复现。那些在“安乐椅上的语言学家”以及他们同事、学生的判断（即仅仅依靠内省语料作判断）也在大量的调查问卷和语料研究中得以证实。母语说话人对话语判断的引导作用是语料库研究永远无法取代的：例如，语料库永远无法确切地告诉你什么是不合语法的，但是由于“土耳其机器人”和其他网络工具的出现，现在再将一个人的内省判断和其他母语说话人的判断进行对比变得越来越可行了，这一发展形势十分喜人。然而，例句常常缺乏语境或者以书面形式而非口语形式出现，这使得关于判断可靠性的争议仍会持续下去。脱离语境的单个句子如果以书面形式呈现，很可能会引起截然不同的判断。当然，有一些方法可以改善可接受度判断任务的刺激呈现，而且人们对这方面的关注也在日益提升。归根结底，判断话语的可接受度将始终是个体核查其内在语法（即内在语言）的过程。正常人的内在语言是没有任何缺陷的，所以个体说话人的判断就不会不可靠。
王竹叶：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转化生成语法，这一理论挑战了当时美国流行的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您能简要介绍一下乔姆斯基革命在语言学界的影响吗？
Den Diken教授：上世纪50年代中期，转换生成语法在科学舞台上的出现，是这个依旧很年轻的学科——语言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刻。组成“转换生成语法”的每一个词都引起了误解和争议，其中人们认为“语法”（grammar）一词似乎只关注句法，目光短浅，过于狭隘，但对于乔姆斯基而言的“语法”（grammar）囊括了语言理论中所有结构的方方面面，而非仅仅是句子结构。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语法”这一术语涵盖了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和（非词汇层的）语义学，这里也就没有必要再多谈这第三个词语了。但该理论的前两个词语，即“转换”和“生成”，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人们常说，转换是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中最具革命性的组成部分。但在乔姆斯基的老师——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学教授Zellig Harris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把一种语言形式和另一种形式明确联系起来的转换简编。转换（句法学家通常用“移位”表达，也逐渐被采用）无疑是使语言学研究富有成效的催化剂，但真正导致语言分析发生巨大变化的是乔姆斯基在其著作中所强调的“生成”（generative）。生成语法生成的是人类语言中所有的符合语法的话语，它以一种形式明确的方式向我们解释了乔姆斯基所谓的“语言习得的逻辑问题”，即世界各地的儿童，无论他们的智商水平和社会经济背景如何，即使在没有明确的教学或者语言输入的数量和质量都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刺激贫乏论），他们依旧能快速轻松地掌握其母语。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仅需要对具体语言进行描述，还需要理解语言话语结构的普遍原则和语言变异的参数。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人类语言是普遍原则和参数的产物这一概念，用改变参数的方式处理语言变体，激发了一个开创性研究的“黄金时代”，特设因素大量出现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包括早期生成语言学中以及前人研究的特定结构、语言特定成分。参数这一概念的出现，还使得乔姆斯基这一主流方法更具对比性，使其能够借用大量异国语言作为语料，从乔姆斯基主流（特别是关系语法）分离出来的那些子领域曾占据主导地位，参数的出现也把乔姆斯基语言学推广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
原则参数方法是乔姆斯基革命的缩影。虽然早期的乔姆斯基转换语法在许多方面是结构主义传统的延续，但向普遍原则和参数的转变彻底改变了这场游戏的规则。由于乔姆斯基最初设想的宏观参数和微观参数（或许还有“中间参数”）之间存在分歧，近年来，学者关于参数的本质问题也争论不断。Borer-Chomsky猜想认为变体是词库内中心语属性的范围，根据这一猜想，微观参数设定在单一功能范畴的特征中。毫无疑问，这些参数的确存在，但似乎还有“更大的”参数（Mark Baker尤为关注的那种，例如多式综合参数）起着作用。对于参数的出现，我们尤其要感谢宏观和微观比较研究，特别是形态句法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热潮。在“一个特征，一种范畴”假设的辅助下，基于特征的参数观也促成了制图的产生和发展，这在北京语言大学是众所周知的。句法制图的研究方法也为发现和分析形态句法变体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方法。
乔姆斯基方案还使语言学变得更有趣，并使之与心理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神经学家也密不可分，从而掀起了一场涉及人类语言的跨学科研究热潮。这也是乔姆斯基思想对科学界所带来的影响。
附访谈录(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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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晓彤 王竹叶 訾姝瑶
排版：马晓彤 王竹叶
审校：陈旭 王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