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分享 | 梁昱：语言类型学问题的若干思考

编者按

《理论语言学五道口站》（2024年13期，总第312期）为大家转载分享一篇新近发布在《西去东来中传站》的文章，题目为《语言类型学问题的若干思考》，作者梁昱系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2020级本科生，指导教师为卢德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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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昱，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2020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政策，卢德平教授“本硕博去层次化科研创新团队”成员。曾获国家级大创项目优秀结项奖、挑战杯市赛一等奖以及“学术青年榜样”、“学术科研先进个人”、“学术科研先进团队”等学术类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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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内容

一、形式还是功能？

    语言类型学作为当代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金立鑫，2006），其核心任务是探讨不同语言之间的结构共性，以及不同共性之间存在的逻辑蕴含关系。虽然形式学派也探讨语言共性，但这种共性更多是先验的，被认为是人脑中与生俱来的存在。而且，形式学派追求构建出一个自洽、自足的理论体系，来解释语言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和部分跨语言的共性。而类型学提取出的语言共性是后验的，是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数据统计之后的结果，完全从语言事实出发。两个学派的目标虽同为寻找语言共性，但由于研究范式的差异，呈现出了研究方法的分化。形式学派通过演绎法寻找语言共性，先从一个现象假设出规则去解释另一个现象，或者从一门语言的现象中抽象出规则尝试去解释其他语言的现象，呈现出“由点到面”的正向思路。而类型学通过归纳法寻找语言共性，从大量数据库中爬取可能的重要参项，然后通过数据结果分析不同参项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由面到点”的反向思路。

    除此之外，语言类型学相比于形式学派的另一特点在于，从语言现象中提取出规则之后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对规则进行功能解释。功能解释的角度有很多，例如认知、交际、历史等。而形式学派则认为自身构建的理论体系是自足的，是不需要外部解释的。所以，形式学派，不仅是生成语法，也包括形式语义学、生成音系学等同属形式派的不同分支，基本都从语言现象出发，最后又回到了语言现象本身，并未对语言现象存在的合理性给出语言之外的解释。这也是众多学者将类型学划归为功能学派的主要原因（刘丹青，2003）。所以，当代语言类型学所做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归纳，更准确说是归纳加解释。

     功能解释同样也是当代语言类型学相比于传统语言类型学明显的进步之处。传统语言类型学仅把研究目的局限于形式共性的提取，并在此基础上对语言进行较为初级的分类（孤立、屈折、黏着、分析等）。这些分类主要基于形态上的标准，与当代语言类型学所强调的语序研究的思路不同。这种分类的思路自19世纪初便已产生，历经近两个世纪仍停留在对前人观点的修补上，在方法论上并无显著创新。分类属于初级阶段的“归纳”，其学术价值显然低于形式学派的“演绎”和当代类型学所采用的“归纳＋解释”。诚然，也不能否认分类具有某种认识论的价值，但分类的角度过于多样化，难免会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比如汉语的词类问题，几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分类本就是一个开放且无解的问题，实际达成一定共识、形成几种主流观点就可以了，在主流观点后面不断缝缝补补，能够解释的问题很有限。分类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分类标准的细化程度，分类也并不一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越来越完善。

     真正有理论价值的是诸如“原型范畴”（prototype）这样的概念，巧妙地避开了分类本身带来的限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原型范畴理论的思想来源于Wittgenstein（1958）提出的“家族相似性”，是对亚里士多德“经典范畴”的反拨。原型范畴认为决定成员是否属于某一范畴的标准并不是二分的，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只存在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之分。事实上，分类本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手段，而非亘古不变的公理。人类永远无法绝对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因为一切对物质的分类都带有主观性（王寅、李弘，2005）。而一旦有了主观性的介入，便不可避免地使问题“一题多解化”。虽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分类，但“原型范畴”这样的思想背后反映的规律确是客观存在的。

    既然形式学派和以类型学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均在探讨语言间的共性，可见“共性研究”实际是将看似对立的两大学派统一起来了。共性研究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共性是差异的前提。差异需要对比，而只有找到了相同的比较维度，即某种共性，对比才得以实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共性是第一性的，差异是第二性的。世间万事万物千奇百怪，人类自始至终想要探寻的“规律”实际就是从纷扰的差异中寻找共性。这也是类型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二、四个步骤

    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发展可归结为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确定研究对象。类型学研究的第一个步骤，首先要选定想要分析的目标参项。目标参项的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选择与其他参项之间关联尽可能多的参项。所谓关联，即二者存在现象上的一致性。根据这样的参项进行的分类才是有价值的分类，否则语言类型的数量将无法控制（金立鑫，2011）。例如，VO/OV这一参项和“核心前置/后置”、“领属成分和名词的语序”、“形容词和比较基准的语序”等近十个参项存在一致性。另一方面，选择在特定语言中表现较为稳定的参项。所谓稳定，即该参项（特征）在确定的语言中的表现是确定的。反之，则不易确定，也不易分类。例如，“形容词和名词的语序”这一参项在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等语言各自内部的表现均较为灵活，语序受语用因素影响较大，并非由语言本身因素决定。因而这样的参项是无法统计的。

     第二，初步统计预测。选定目标参项之后，需要在收录多种语言的大规模语料库中，对每个参项在不同语言中的表现情况进行统计。例如，在Dryer（1992）统计的124种OV语言中，有112种语言的领属成分在名词前，只有12种的领属成分在名词后。而在93 种VO语言中，63种语言的领属成分在名词后，30种语言的领属成分在名词前。由此可见，“VO/OV”和“名词-领属成分/领属成分-名词”两个参项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相关性，语序优势明显。

    第三，总结蕴含共性。根据上述的统计结果，寻找对应的语序和谐且优势明显的参项，两两之间比较，总结出参项之间的蕴含关系。两个变量之间组合能够得到2×2=4种可能性，但根据逻辑真值表，这种变量间的组合最终总会有一种情况是无法被接受的，这被称为“四缺一”格局。“四缺一”格局已经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实证验证。形式逻辑的真值表居然能对复杂的自然语言有如此强的解释力，但其中的底层逻辑并不容易把握。严格来讲，相关性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并非一定存在逻辑上的相关性。至于这一问题如何解决，是下一步“功能解释”要完成的任务。

    第四，寻找功能解释。功能解释的角度不一，能够自圆其说，且有一定的普遍解释力即可。解释的角度通常是语言外的，如从认知角度的“可别度领先”、“语义距离象似性”（陆丙甫，2005a、b）、“从外到内”（金立鑫，1995、1999）；从心理角度的“联系项居中”（刘丹青，2002）、“空间定位策略”（崔希亮，2002）；还有从历史演变角度的解释，等等。

     功能解释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第三步总结出的只是形式上的共性，是一种统计的巧合。客观讲，功能解释为找到蕴含关系真正成立的理由，排除了条件独立的情况，进一步证明了蕴含共性的内在合理性。举一个生活中简单的例子：公鸡一打鸣，太阳就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倘若有一只来自中国的公鸡前往美国，根据它习惯的生物钟在美国的傍晚打了鸣，此时美国的太阳并不会升起。重复多次依然很可能造成同样的结果。所以，条件独立的情况只是看似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实际并不构成因果关系。同理，倘若我们仅仅发现“V Pro”和“V N”之间存在形式上的相关性（参见Greenberg共性23），我们也不能由此确定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而是要进一步采用“可别度领先”原则对其进行功能解释。

     总而言之，以“形式描写、功能解释”为核心任务，从科学视角探寻语序共性的当代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过程，主要需经过四个步骤：确定研究对象、初步统计预测、总结蕴含共性和寻找功能解释。

三、底层参项

    我们时不时能在语言学的著作中见到，类似“SVO/SOV是语言系统中最为底层的参项”这样的说法。所谓“底层”，即基础、重要。为何说这个参项重要？它又凭什么处于底层？语言类型学的蕴含共性给予了我启发：

当一个参项通常作为蕴含关系的前件时，这一参项成为底层基础变量的可能性较高。在无数的蕴含关系中，一个参项作为前件的频次越高，证明该参项越底层。因为这意味着这一参项与其他参项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逻辑关联，处在参项网络的中心。

     例如，经过前人的研究，我们已知的与VO/OV相关的变量就有8个：领属成分与名词的语序、形容词和比较基准的语序、前置词/后置词的选择、从属连接词和句子的语序、助动词和动词的语序、系词和形容词的语序、助动词和实义动词的语序、方式副词与动词的语序等。在这些蕴含关系中，VO/OV均作为蕴含关系的前件，后件不计其数，但反过来则不行。也就是说，VO/OV通常只能作为前件，而不能作为后件。这一语序实际决定了相关一系列成分的排序顺序。这是导致VO/OV成为语言底层参数的重要原因。

     对诸如VO/OV这样的底层参数的挖掘是十分有意义的。或者说，越底层的参项，越与其他参项有内在的联系，就越需要补齐功能解释。如果将已知的具有类型学意义的参项画成一张谱系图的话，那么OV/VO将出现在图谱的正中心；从中心到边缘，参项从底层延申到表层。做好这一工作需要将前人的所有结果重新进行整合，统计出各参项在各个蕴含关系中出现的频次。按在蕴含关系的前件出现的频次进行排序，安排其在图中的位置。除了放置参项之外，还可通过连线建立参项与参项之间的联系。在连线上注明二者存在蕴含关系的功能解释，这样画出来的整张知识图谱就宛如词云一般，相比文献综述，更能直观、简洁地展现出类型学的整个谱系。诚然，后续随着研究的深入，知识图谱的延申是无限的。这张图谱，包含了形式描写与功能解释的全部内容，构成了当代语言类型学的规则系统，有助于后续发现更深层次的跨语言规律。

四、流派取向

    基于以上这些基本认识，那么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做法究竟更符合形式学派、功能学派，还是独立的第三派呢？多数类型学家认为类型学更倾向于功能主义，功能派学者中也不少人在做类型学研究。但也有一些类型学家将自己的研究最终指向了形式语言学的问题（Hawkins, 1994），亦或将类型学的方法纳入形式研究（如音系学中经常提及的优选论）。而刘丹青（2003）等部分学者认为当代语言类型学以其独特的语言学理念、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强调跨语言共性、从大规模语料库统计出发），应属独立的第三派。

    本文认为，当代语言类型学无论从方法还是思想上，都更符合功能派“形式分析＋功能解释”的内核。形式派是对语言规律可能性的探讨，而功能派则倾向于将可能性落实为必然性，来解释语言现象存在的理由。我们可以采用语言哲学的视角做一个不一定恰当的类比：

    形式学派的思维方式受到以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为代表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以客体为主导，认为客观存在即合理，尝试从语言本身来解释语言。而功能学派则从语言之外的因素寻找语言现象成立的理由——从外在于客体的主体视角进行解释，认为人使用即合理。这是典型的皮尔士实用主义、弗雷格意义理论以及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所强调的“主体性思维”。形式学派在语言内部寻找语言结构存在的理由，做的是逻辑可能性的推导和语言规则系统的建构。

     功能学派则从人的认知、心理、历史（人的约定俗成）等主体性的因素解释语言现象。这些主体性因素存在的普遍性使得这样的解释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语言现象存在的可能性也就转变为了必然性。当然，功能派的解释也未必能够解释所有的语言现象——甚至无法解释的可能相当多，但这是必然的，是由人类认知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以及时代的发展变化决定的。陆丙甫（2006：10）认为当代语言类型学是“高度形式化的功能学派”，也和传统意义上功能学派的“原型”有很大不同。

     正是因为人类语言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语言研究才变得如此迷人。语言出自人身上，了解语言也是在了解我们自身。尊重语言事实，保护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不断深入探索语言的内在规律，才是我们享受语言的奥妙所在。

参考文献

[1] 崔希亮. 空间关系的类型学研究[J]. 汉语学习，2002(01)：1-8.

[2] 金立鑫. 句法结构的功能解释[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5(01)：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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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立鑫. 语言类型学——当代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6(05)：33-41.

[5] 金立鑫. 什么是语言类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6] 刘丹青. 汉语中的框式介词[J]. 当代语言学，2002(04)：241-25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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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陆丙甫. 语序优势的认知解释(上)：论可别度对语序的普遍影响[J]. 当代语言学，2005a(01)：1-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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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陆丙甫. “形式描写、功能解释”的当代语言类型学[J]. 东方语言学，2006(00)：10-21.

[11] 王寅、李弘. 原型范畴理论与英汉构词对比[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03)：13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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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reenberg, J. H. 1966.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Universals of Language. ed. J. H. Greenberg (second edition), 73-113.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4] Hawkins, J. A. 1994. A Performance Theory of Order and Constituen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 Wittgenstein, L. 195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by G. E. M. Anscomb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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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志玲 何姝颖

排版：张志玲 何姝颖

审校：吴伟韬 时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