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留建, 江薇|延安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内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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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留建,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延安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内涵探析

文/冯留建, 江薇

［摘要］延安时期党内政治文化是政治观念文化、 政治制度文化和政治行为文化的有机统一。政治观念文化彰显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的根本政治信仰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 政治制度文化体现了以党的领导、 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科学的干部管理制度相统一的制度导向; 政治行为文化体现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相结合的行为特征。探讨延安时期党内政治文化的科学内涵, 对于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关键词］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 党内政治文化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本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在历史中生成,在实践中发展,在传承中延续,体现了真理性和价值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先进性和斗争性、传承性和开放性的统一。延安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精神风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崇高信仰。本文研究的延安时期,是指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吴起镇,至1948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东渡黄河离开陕北的时期。延安时期党内政治文化,是指这一时期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中的政党价值观念和行为表现,包括政治信仰、政治认知、政治作风、政治规范和政治价值等。党内政治文化是政治观念文化、政治制度文化和政治行为文化的有机统一。其中政治观念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灵魂,政治制度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保障,政治行为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表征。

一、 政治观念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灵魂

政党的政治观念体现着全党的政治信仰、政治价值标准和理想信念,其中意识形态是其核心内容。延安时期党内政治观念文化主要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根本政治信仰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

(一)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本质特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推动了党内政治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性不断增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飞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既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避免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要结合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体现了这一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积极探索和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自觉性不断增强。一是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二是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决定了革命的前途,领导权问题是国共合作的中心问题。此外,坚决批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这充分展现了辩证统一思维在革命领导权中的运用。三是通过土地革命不断扩大和巩固革命的力量。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持久地投身革命的必要条件,同时,要注重满足不同阶级的需求,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自觉性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作为崭新的思想武器,为中国革命重新燃起了希望与生机。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会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提供直接的、具体的方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本土化。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应当“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同时又着重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因为“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聚焦近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实践。

(二)

共产主义的根本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作为政治文化的心理基础和反映,体现了政党的理想追求和价值目标,具有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延安时期党的根本政治信仰主要表现为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建立新中国和新世界的革命信念以及为执行党的纲领而斗争的思想自觉。

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方面,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全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作为鲜明的精神旗帜,引导全党“从眼前所处的环境,眼前所接触的人们,眼前所能进行的工作,来开始和开辟我们改造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工作”。

建立新中国和新世界的革命信念。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认为:“红军的优越性就在这里——它往往是在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一一方。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抵抗得住敌人的在技术上和数量上的巨大优势。”

为执行党的纲领而斗争的思想自觉。一方面,坚决贯彻党的路线纲领是成为一名合格党员的必然要求。“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另一方面,坚决贯彻党的路线纲领是同错误思想开展斗争的必然要求。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全党及其干部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此后,《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它明确了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决定的重要性。

(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体现着党的性质和本质。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宗旨的具体体现,是根本的政治路线。延安时期,党对群众路线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彰显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

“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价值导向。首先,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我们获得群众支持和拥护的前提条件。其次,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只有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才能够向人民学习。另一方面。只有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才能够巩固党。再次,以人民群众的拥护为最高标准。这意味着人民从情感上认可并信任党,实践上自觉将党的主张作为自己的实践目标。

“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的利益导向。重视人民的物质利益是革命的重要历史经验。首先,帮助人民发展生产。不能离开经济工作去谈革命,只有解决人民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党在寻求人民的支持时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其次,提高人民的政治地位。发展民主政治是取得抗战胜利的中心工作。“陕甘宁边区人民是比任何未实行民主的地区,过着穿暖吃饱愉快的生活,且正在摆脱愚昧和不健康的状态,走向文明。什么原因? 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真正民主政治。”再次,重视发展文化教育。边区的文化教育不仅具备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体系,同时,也非常注重采取社会教育的方式普及文化。“边区的人民或来边区的人,除汉奸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战争伟力之最深厚在于民众”的思想认识。首先,相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注重总结归纳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其次,启发人民群众自觉。“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才能打倒。”正如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深入延安考察时所言:“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而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再次,指导人民群众行动。一方面,注重引导群众为党的主张而斗争。党始终在群众运动中发挥着领导者的作用。另一方面,党的一切目标都依靠群众实现。

二、 政治制度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保障

党内政治制度文化作为一种内含政党价值观的规范体系,是政党内部的规则或运作模式,起着规范全党行为的作用。延安时期党内政治制度文化集中表现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以及科学的党内干部管理制度体系。

(一)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鉴于“党政军民之间存在的不正常关系”对革命的阻碍,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对根据地政权领导制度的重要探索,党的领导体制体系逐步形成。

规定了党对其他一切组织实行统一领导的基本原则,确保了党对根据地政权的领导。延安时期“一切服从战争”是党实行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首先,明确党与其他组织间的关系原则。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了党的领导机构对其他组织负有领导责任。其次,明确组织之间的隶属关系原则。其他组织必须无条件执行党委的决定,组织间下级必须无条件执行上级的决定。再次,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原则,即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对于实现党的统一领导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建立了下级对上级的请示报告制度,有效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194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批驳了“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的现象,强调“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1942年,党的“九一决定”明确规定了地方对于中央的绝对服从。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中,明确了地方和军队对中央作报告的制度,加强了党对地方的领导。

明确了中央领导机构和地方代表机关的设置,从组织上确保了党的领导。一方面,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加强。为“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等明确了政权领导机构的设置,为党的领导奠定了牢固的组织基础。另一方面,不断强化地方代表机关的政权领导。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为统一对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分别设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共中央南方局等,通过各地区组建党委分管地区的党政军等事务,不断巩固和加强了党在各地区的领导。

(二)

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

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命题由来已久,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以及游击战争的环境使得党内存在的分散主义、山头主义的倾向日渐严重。坚持和发扬民主集中制是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则。

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首先,发展党内民主是形成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集体的基础。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发扬党内民主是党组织形成的前提。其次,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是实现正确集中的前提。“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充分发挥党内民主,既要正确解决党内矛盾,也要允许批评。此外,党内民主的发展为根据地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为解放区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借鉴,“抗战以来,边区的文化、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进步和动员,为什么为全国所不及? 因为边区有民主”。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实现全党的团结。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完整地阐述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的基本原则。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明确了实施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规定。194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阐明了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是应对复杂斗争局面和完成伟大历史任务的前提。党的七大明确了实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标准和实践要求,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全党的团结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

科学的党内干部管理制度体系

延安时期,我们党为确保在革命事业中发挥领导作用,必须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力量,以担负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党高度重视对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干部管理制度体系在党内得以确立,为推进革命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确立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首先,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其次,坚持五湖四海的用人原则。毛泽东指出,任人唯贤是“正派的路线”。“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再次,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等党内文件都明确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它们成为延安时期党内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指导和有力支撑。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干部学习制度。一是明确学习内容的规定性。“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真正精通的马列主义者,中国革命问题就可以说解决了一半。”二是创造性地提出以办学促教育。1940年2月,中央书记处出台了《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对党校办学作出了具体规定。“所有经过马列学院及中央研究院学习和锻炼的干部,以后在各个时期的艰苦斗争中,在各条战线的广泛实践中,可以说,都起了应起的骨干作用。”三是开展干部职前、在职、离职的教育。《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完善和发展了党内的干部教育制度。

建立了严格的干部管理制度。延安时期党对干部的管理高度重视,建立了一系列制度。一是干部审查制度。党内相继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等开展党内审干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二是干部监督制度。《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明确了开展党内监督的机制和规定。三是干部廉洁制度。这一时期为使惩处党内贪污腐败行为有法可依,我们党相继出台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制度性规定。

三、 政治行为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表征

政治行为文化作为一种显性文化,体现着政党的政治价值观念、制度、情感等对其成员行为的影响。延安时期党内政治行为文化主要表现为,形成了党的三大作风,塑造了党的政治形象,彰显了党的政治本色,通过政治实践形成了这一时期党内政治文化的独特内涵。

(一)

规范党员干部行为的三大作风

政党的作风是其本质、宗旨的具体体现。延安时期,党形成了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三大优良作风,它们发挥了引导和规范全体党员干部行为的重要作用。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一方面,高度重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曾在延安学习生活过的何方在回忆起那段岁月时描述道:“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是以学习为主,使延安成了一座学习城,一个大学校。”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发挥调查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联结作用。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上。《出发归来记》、《毛泽东关于请各地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的电报》等都记录了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开展调查研究的成果,在党内形成了克服主观主义的模范。

注重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充分发动群众支援革命是延安时期党的政治优势的核心要义。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明确指出,能否使全体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陕、甘、宁三省原是贫瘠的地区,红军到陕北之前,一九三零年以来,西北大饥荒,有的县城饿死的人占全县人口62%,有的竟高达73%。甘肃一省就饿死了二百万。”边区人民在很长时期内都在天灾人祸的死亡线上挣扎,为解决边区人民的生存问题,《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量四十万担,奖励外来移民”。同时,实施减租减息减税、赈济灾荒、抚恤残废、保育儿童、锄奸剿匪、发展文化教育等措施,使人民生活得到了切实的改善,因此,“不论动员兵役,动员牲口,动员粮食与资财,只要政府一声号召,便无不风起云涌,马上成功”。

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一是针对主要矛盾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瓦窑堡会议上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思想,推动了全党思想的统一;党的六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推动实现了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二是注重动员全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间,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指导下,我们党肃清了党内的错误思想路线,妥善地解决了党内矛盾,全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达成了空前的统一。三是强调运用典型深入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时期,通过对典型的剖析和批判,深入地开展了对错误思想的斗争。正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言:“中国共产党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勇于承认错误。他们不是那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的政治家。”

(二)

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政党形象

延安时期在民族的危难中,中国共产党人塑造了突显政党本质特征的政治形象,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外化,这一政党形象对全党及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极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有效动员和提升了党的战斗力,充分展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核。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936年6月1日,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第一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在土地革命后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抓住“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契机,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浪潮迅速发展;为广泛发动群众抗战,瓦窑堡会议调整了党的群众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我们党通过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实行民主政治不断巩固同盟关系等,实现了对革命的政治领导,确保党的正确主张得以贯彻执行。这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实事求是的政党形象。延安作为革命圣地吸引着大量爱国青年汇聚于此,诗人柯仲平作为其中一员记录道:“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通过锻炼使许多有志青年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为革命积累了坚实的干部基础。全面抗战时期土地政策的转变更是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村地区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对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等组织采取的政治上争取、经济上保护同时又进行批判教育的政策,使得统一战线在人力物力及财力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支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形象。1936年至1938年间,党领导帮助人民开垦荒地56万余亩、牛羊增加30余万头;为匪为盗、卖儿卖女的事件已 不复存在。边区文化教育也获得了重要发展。1938年秋季,边区已设立小学94处;边区的中高等教育得到发展;识字组等消减了全社会文盲的发生率;此外,各类读物也传入广大农村地区,切实地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陈龙认为,中国最重大的变化是老百姓的生活,“农民已经过上人的生活了。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封建制度已经被打碎了”。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党形象。1941年至1942年边区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号召全党学习做经济工作。一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下,至1942年底,边区资产积蓄达5亿元左右。此外,在大生产运动中,领导人身体力行地发挥模范作用。著名作家陈学昭在访问延安时,“好几次望见陈云先生、李富春先生,他们在那里翻泥土”。他们为边区发展生产做了榜样。另一方面,实施精兵简政。在敌我斗争进入新阶段后,敌寇采取了分割封锁逐渐蚕食的政策,“在敌后方,我们的兵,不能不精,我们的政,不能不简”。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说到:“在我们中国这里,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是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最后证明比蒋介石的飞机、大炮还要厉害。”物质困难的克服确保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三)

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除了人民利益再无其他利益的政党。延安时期,边区党员干部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作风赢得了民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深入开展廉洁教育。根据地是全国廉洁的模范,开展廉洁教育是规范全党行为的思想基础。一方面,厉行节俭教育。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教育全党,“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因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对全党的思想和行为作出了具体要求。另一方面,艰苦奋斗教育。毛泽东在国民精神动员大会上教育全党全社会,“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

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一方面,坚持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陈嘉庚1940年访问延安时,感慨于中国共产党勤俭质朴,与国民党贪官污吏罔顾民心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道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华侨支持抗战的热情。另一方面,坚持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感慨道:“中共今天的局面,是从艰苦中得来的。他们是从被压迫里奋斗出来的。他们是进步的。他们在转变。”在艰苦卓绝的历练中,党的领导干部一次次展现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他们是充分动员全党和全体人民的重要力量。

落实奖惩分明制度。毛泽东认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对共产党员犯法从重治罪。而对于符合要求、遵纪守法的党员干部采取提升、记功、口头奖励、书面奖励、物质奖励等奖励方式,如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就奖励了包括王震和习仲勋在内的22名廉洁奉公的模范党员干部。“在这里找不见中国几千年来所谓官场习气与官僚生活的踪影。”落实奖惩制度也推动了边区良好社会风气的发展。

延安时期党内政治观念文化、政治制度文化和政治行为文化三者密不可分。政治观念文化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灵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内核,政治制度文化在政治文化中发挥着保障作用,政治行为文化具体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了延安时期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要义,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篇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排版 | 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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