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秋按】程焕文教授在国图110周年馆庆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发言很精彩，信息量很大，从历史谈到当下，从国外图书馆学科与事业发展谈到国内……值得认真阅读和思考。特别记得他强调，分类编目是图书馆学的核心知识。吴建中馆长也曾谈到因为我们图书馆人有很好的知识分类管理思想和方法，所以我们做事情有全局观有优势。图片是编者所加。引用请以原书为准。关注“图情出版”公众号，跟随我们（专业图书编辑）来阅读，一起分享专业新书中的精彩内容。
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发展可以从多个视野进行阐述：
一是从中国视野（Chinese Perspective）去阐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即要观察中国一国范围内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变化；
二是从全球视野（Global Perspective）去阐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即要观察世界范围内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地位与影响；
三是从国际视野（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去阐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即要观察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发展变化与其他国家图书馆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关系。
本文试图从国际视野去阐述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发展，在英文题目中，“国际视野下”一语使用了“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的表述方式，其中的英文定冠词“An”特别强调本文只是“一种”国际视野，而不是所有学者在国际视野下审视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发展的归纳、总结与演绎。也就是说，本文不过是笔者从国际的视角去审视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发展的个人看法。正因如此，对于这个主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
在阐述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发展中，首先必须清楚的问题是：图书馆学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是什么？如果不能明确这一问题，那么也就不清楚图书馆学究竟是何时发端，更不清楚图书馆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众所周知，图书馆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机构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世界图书馆的历史，如果从古巴比伦泥版文书收藏算起，已有5000多年；中国图书馆的历史，如果从殷商时代甲骨收藏算起，也有3000多年。人类社会自图书和图书馆产生起，就有了有关图书、藏书和图书馆的研究，甚至相关学问，但是有了图书馆研究并不等于就有了图书馆学，从图书馆研究到图书馆学成为一门学科尚有很长的历史过程。一个学科的诞生不能以某个人提出“图书馆学”一词作为标志，也不能以某本著作的出版作为标志。英文中“Discipline”（学科）的词源是“Disciple”（信徒、门徒、追随者），起初的含义是训练、训导、纪律、风纪；训练方法、行为准则；自制力，后延伸为学科含义，尤其指大学的知识领域，科目和学科。也就是说，学科其实是高等教育的产物。学科不是单纯的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的经验产物，而是从传统的师承教学转为高等教育的结果。一个独立的学科，要拥有独立的课程、教程体系，具有学术独立性和理论完整性，与其他学科相比，同样拥有特定的学术刊物和稳定的研究群体。那么，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的标志是什么？这是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忽视的一个问题。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图书馆学诞生的标志也许不止限于一个，但是其第一标志，最重要的标志，必定是图书馆学教育。也就是说，一个学科在大学有了一席之地的时候就是这个学科正式开始的时候。正因为如此，作为一门学科，图书馆学产生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完全是一个近现代的学科。说到世界图书馆学的诞生及其标志，自然绕不过美国的图书馆学家麦尔威·杜威（Melvil Dewey，1851—1931）。杜威于1876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同时创办了世界上第一种图书馆期刊——《图书馆杂志》（The Library Journal）。这两个事件是孕育图书馆学的重要标志。1887年，杜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构——图书馆经济学院（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 Columbia College），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才正式诞生。如果从这个时间算起的话，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也就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如是说来，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标志是图书馆协会（学会）、图书馆学期刊和图书馆学教育三者的有机集合，其中图书馆学教育是根本标志。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当代学科都是近代现代的产物，图书馆学亦不例外。杜威在创办图书馆学院时使用的不是“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一词，而是“图书馆经济”（Library Economy）。这并不影响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不少学科在诞生之初都存在同样的情形。况且，中文的“经济”一词在“经济学”产生以前也就是“经营”“管理”的意思，与“学”的意义大致相同，所以有学者把杜威创办的学院翻译为图书馆管理学院或者图书馆学院。中国的图书馆学从什么时候开始？过去，中国图书馆学人习惯一直追溯到刘向和刘歆所在的汉代，甚至更早的商周时代。但是，笔者认为作为一门近现代的学科，图书馆学在中国产生的历史迄今也就只有将近百年的时间。中国高等教育的产生是向西方学习、“废科举、兴学堂”的结果，图书馆学也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只不过，中国图书馆学的诞生与美国图书馆学诞生在程序上是反过来的：中国是先有图书馆学教育，然后才有图书馆协会和图书馆学刊物。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Boone Library School ，Boone University）创办，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其宗旨是“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同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相继创办。《图书馆学季刊》在创刊时就直接打出了“图书馆学”的旗号，所以中国的图书馆学就应该是在20世纪20年代正式诞生。如果要确定中国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起始标志，那自然就是文华图书科成立的1920年。从1920年起，中国的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正式诞生，其代表人物是韦棣华女士（1861—1931）和沈祖荣先生（1883—1977）。所以，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只有大约百年的历史。这种说法自然不会获得学界一致认同，希望有更多的学人对此进行探讨。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师生合影 （1931年5月）
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国际化和国际图书馆学的中国化两个阶段，其过程漫长、曲折、坎坷，其结果充满了希望。
中国历史上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各国有广泛的商业往来和文化联系。但是，自清朝乾隆皇帝于1757年实施广州一口通商的闭关政策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就变得十分有限。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中，中国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一直沿着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发展，受外界的干扰相对较少。因此，中国文明和文化不仅不曾中断，而且延绵不绝。在这个独特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其他国家的文化亦曾对中国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但是中国文化具有非同寻常的吸纳力和同化力，并不会轻易改变发展的根本方向。例如，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影响甚大，可是至唐代佛教在中国形成不同宗派以后，佛教便走上了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除了东亚以外，中国佛教对世界的影响亦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发展长期处在相对独立的闭环状态。中国古代也有一套关于文献、藏书、分类的学问体系。这套体系也是一套独立的学术发展体系，除了邻近的东亚以外，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没有太大影响。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关于文献、编目和藏书的学问对中国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中国传统的以文献、目录、版本为重点的藏书学术思想体系是一个只向外界有限传播而不受外界影响的相对独立的学术发展体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闭的大门被打开，国人看到的世界与清代乾隆以前的世界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中国传统的藏书思想或传统的图书馆思想开始全面接受国际化，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2.1 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传播（1840—1898年）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办报纸、学校、图书馆、博物馆，通过开展社会教育，以启迪民智，振兴中华。
近代西方图书馆与中国传统的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相比较，其最大的不同是，西方图书馆是公共服务和社会教育机构，而中国传统藏书则是封闭、专享的私有机构。因此，公共、公开、平等、共享的西方图书馆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由此开启了国人接受西方图书馆观念，鼓吹创办西式图书馆的序幕。2.2 日本图书馆观念的传播（1905—1911年）公共图书馆观念在中国传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清末预备立宪（1905—1911年）时，西方的公共图书馆观念才在中国广泛实施，京师图书馆和各省公共图书馆才在全国各地纷纷设立。清末预备立宪效法日本，因此此时的公共图书馆观念亦大体参照和效仿日本。“图书馆”一词在清末预备立宪时被普遍采用就是最典型的实例。鸦片战争以后，国人有关西文“Library”一词的翻译五花八门，虽以藏书楼和图书馆为多，但莫衷一是。日本原有的藏书机构叫“文库”，明治维新时向西方学习，设立的新式图书馆统一改用从中国传过去的“図書館”译名。因为清末预备立宪效仿日本，因而“图书馆”一词也开始在中国广为流行，以致沿用至今。今天，我们使用的情报、干部等词语也来自日本词汇，都是时代留下的烙印。2.3 美国图书馆学术的传播（1912—1949年）美国图书馆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几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一是1910年在武昌落成开放的文华公书林，这是一个纯美式的图书馆，完全采用美国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新式图书馆，因为在此之前的新式图书馆大多是新瓶装旧酒，有名无实。二是1920年在武昌创办的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三是1925年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
文华公书林，图片来自《图书馆老照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出版1925年中国图书馆协会的成立过程也就是欢迎和欢送美国图书馆学家鲍士伟博士的过程。在鲍士伟从美国抵达上海时国人以宣布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方式欢迎鲍士伟，在鲍士伟准备离京回国时国人又以召开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的方式欢送鲍士伟，可见美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对中国的影响多么巨大。图片选自《图书馆老照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版
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梁启超先生（1925年12月—1927年6月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演说辞》中提出对中国图书馆界的两点希望：第一点希望是要做中国的图书馆学；第二点希望是要培养图书馆的管理专才，即办好图书馆学教育。梁启超为什么要提倡“中国的图书馆学”？因为那时中国的图书馆学刚呱呱坠地，完全是一个美式图书馆学的婴儿。这也正是本文所言“中国图书馆学的国际化”的原因之所在。那时，中国在向美国学习的主要是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包括《杜威十进分类法》、《卡特著者号码表》、卡片目录、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法等，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杜威十进分类法》和卡片目录。虽然卡片目录现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在当时，卡片目录的使用彻底改变了中国书本式目录的传统，直接促进了汉字检字法的发明，从而导致整个学科发生巨大的变化。2.4 苏联图书馆学术的传播（1950—1960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冷战的原因，世界两大阵营对垒，中国一直处于被西方全面封锁的状态。在国际上，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图书馆学的交流被迫中断，仅仅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和苏联有着一些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也仅仅维持了1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10年间，苏联的图书馆学，特别是列宁的图书馆学思想传到中国，对中国的图书馆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广泛、自由，外国图书馆学在中国的传播不再限于美国或者欧洲，而是世界各国。在图书馆学研究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开始把国际图书馆学术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中国化，真正地开始履行梁启超先生1925年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演说辞中提出的第一责任：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即把国际图书馆学中国化。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一直在将国际的图书馆学术中国化，并且做出了诸多的创新。图书馆学是一门致用的科学。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我们必须清楚图书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每个人从事图书馆学研究都有不同的目标，可能是为了发表一篇论文，出版一本著作，获得一个奖项，晋升职务，或者为了事业进步，学科发展。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图书馆学研究一定要推动图书馆的发展，推动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才是图书馆学人要去做的，才是图书馆学研究者的使命和终极目标。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做图书馆学研究，既不能促进图书馆的发展，也不能有益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研究是否有意义，是否有价值？本文暂且不予评论，也不将其纳入本文的考虑范围之内。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能够推动图书馆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图书馆学术思想主要集中在专业、技术和理念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也是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在专业层面，无论是在纸质资源时代，还是数字资源时代，图书馆学术最为核心的专业技术方法都是分类和编目。迄今为止，分类编目也一直是我们图书馆人几千年来不断发明和创新的最为关键的专业核心技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图书馆界在这一领域制定了一系列专业标准与规范，最具代表性的是与ISO国际标准和IFLA国际标准相关的中国标准。1978年，中国加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图书馆界开始全面采用ISO/TC46制定的各项标准。因为中国文字和中文文献的特殊性，国际标准无法在中国完全实施，因此在对国际标准进行汉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图书馆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实现了国际标准的中国化。1980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恢复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国家代表地位，中国图书馆界同样相应地采用了IFLA制定的各种标准规范，并进行汉化。这个过程也是中国分类学、编目学、信息检索研究全面发展的过程。在国际标准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家图书馆一直发挥着主导和主体作用，不仅是研究的领导者和主体，而且也是实施的主导和主体。迄今为止，文献处理的标准化是图书馆学界最为辉煌的学术成就和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没有之一。在各项标准与规范的幕后，有无数隐姓埋名的专家学者为此默默奉献。他们的付出可能只有在有限的学术圈内才被人所知，可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却为中国的分类法、主题词表、编目法、机读目录的全面实施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伟大的基础。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几年之际，我们应该向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同人、专家、学者以及广大参与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他们致敬！程焕文教授在国图110周年馆庆国际学术研讨会做主题发言时强调，分类编目是图书馆学的核心知识。吴建中馆长也曾谈到因为我们图书馆人有很好的知识分类管理思想和方法，所以我们做事情有全局观有优势。如今很多图书馆业务外包不编目了，但是仍需了解这些信息如何组织的知识。我们现在熟知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从20世纪初介绍、引进、模仿、改编《杜威十进分类法》（DDC），以及后来的《国际十进分类法》（UDC），到1975年国家图书馆出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初版），再到1980年的第二版、1990年的第三版、1999年的第四版和2010年的第五版，这五版《中图法》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四代学人心血的凝聚和智慧的结晶。《杜威十进分类法》只适用于美国，《国际十进分类法》只适用于欧洲，二者都不适用于中国。《中图法》在不断创新中完成了国际分类法的中国化，有关《中图法》编制和修改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构筑了一道宏丽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风景线。1985年10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资料分类法》及其简本荣获首届中国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图书馆学界获得的最高学术荣誉和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今后也很难企及。中图法已经发展至第5版，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最新的是第3版
主题法也是如此。20世纪40年代，国内已经开始翻译介绍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主题词表。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主题词表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中国开始应用。1975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牵头开始根据国际标准ISO2788《单语种叙词表编制规则》编制《汉语主题词表》，经过近9000多人历时5年的奋斗，于1980年完成了《汉语主题词表》（3卷10册）。1985年10月，《汉语主题词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我国图书馆学界在该领域获得的最高奖项，难以超越。1994年，国家图书馆主编的《中国分类主题词表》问世，1996年荣获“国家优秀科技信息成果”二等奖，2005年出版第二版和电子版，其中同样饱含着许多专家学者的辛勤汗水和学术智慧。在编目规则领域，20世纪初，我国主要在模仿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规则。1974年《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出版之后，中国开始研究国际标准，制定适应本国的一系列文献著录规则。1983年国家图书馆牵头的第一个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发布，其后《普通图书著录规则》《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非书资料著录规则》《档案著录规则》《地图资料著录规则》《古籍著录规则》等陆续问世。198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根据《英美编目条例》（AACR-II）制定了《西文文献著录条例》，2002年又出版了修订扩大版。1996年，《中文文献编目规则》问世，2005年推出第二版。如今，无论是中文文献著录规则还是西文文献著录规则，我国都拥有了完整成熟的标准体系。在编目不被人们高看的今天，编目仍然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我们不能不对编目学研究者和编目馆员的坚守表示敬意。20世纪70年代以后，机读目录开始在图书馆广泛应用。从1969年美国的MARC-II，到1977年IFLA的《国际机读目录格式》（UNIMARC），再到1991年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机读目录格式》（CNMARC），中国图书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从传统手工操作到计算机编目的转变过程。如今我们再来看这个领域会觉得MARC也已经很传统了，但是MARC对整个图书馆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卓越的，没有MARC，信息资源共享就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基础。迄今为止，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没有哪个领域的标准化能够与图书馆编目的标准化相比拟，同时，在所有图书馆学研究中，也没有哪个领域比图书馆编目标准化对推进全球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更大。如今是数字化时代、网络时代，图书馆行业仍然是世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标准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因为有了标准化，才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才有了如今的信息资源共享。在全球图书馆界标准化的过程中，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中国图书馆界在国际标准中国化上贡献良多。进入新世纪以后，图书馆开始进入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信息技术成为图书馆学研究主流，研究的主题开始泛化，研究的焦点逐渐模糊，研究的主体也开始外化。就信息技术而言，只有聚焦图书馆的才属于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例如：大数据跟图书馆没有直接关系，只有与图书馆相关的大数据研究才属于图书馆学研究的范畴。在信息技术层面，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主要是国际信息技术在中国图书馆的应用研究，也就是国际信息技术的中国化，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应用项目建设：一是高校图书馆系统于1998年启动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2002年启动的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和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二是国家图书馆于1998启动的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项目和公共图书馆系统于2002年启动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三是科技图书馆系统于2000年启动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这些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一直持续至今，有力地推动了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图书馆学研究主题的现代化。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电子文献传递（EDD）、数字长期保存、开放存取、知识产权以及元数据、关联数据等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新兴领域，实现了图书馆学研究的转型，对于进一步提高图书馆在数字时代的社会作用和价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佛山市图书馆今年因“邻里图书馆项目”荣获国际图联国际营销奖第一句2018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公共图书馆宣言》颁布25周年，IFLA公共图书馆专业组举办了很多的纪念活动，中国图书馆界也有呼应。新世纪之交，中国图书馆界兴起的新图书馆运动和图书馆权利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公共图书馆宣言》中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新世纪以来，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热点、焦点和重点，许多图书馆学人积极参与相关立法、标准、规范的起草和制定工作以及决策咨询服务，为国家公共文化，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贡献了很多学术智慧。近十年来，在“保障民众基本公共文化权益”的国家政策指导下，图书馆界专家学者先后参与一系列公共图书馆标准规范的调研与制定工作，包括文化部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建标108—2008）、《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规范》（WH/T 71—2015），《社区图书馆服务规范》（WH/T 73—2016）和国家标准《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GB/T 28220—2011），在公共图书馆制度创新上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最近两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已经迈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毫无疑问，新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最活跃、最有成效的就是有关公共图书馆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国际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的中国化和中国社会核心价值在公共图书馆的实践方面，中国公共图书馆界涌现了一大批值得世界各国学习借鉴的创新理论与实践，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改变21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进程的十大创新”：
从2000年开始流行的通借通还一卡通；
2003年启动的图书馆之城；
2006年提出的全民阅读活动；
2008年实施的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
到2011年提出的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图书馆+”，
再到2013年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确立，等等。
2020年东莞图书馆的读者留言引起全社会热议图书馆的价值，在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东莞图书馆在专业服务上的不断努力。早在2008年，东莞图书馆就荣获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国际创新奖”，该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给东莞图书馆，颁奖理由包括：因为该馆打造了一个富有创造性、充满生机、以读者为中心、电子资源丰富的图书馆；是因为她采取了特有的创新措施来满足读者的需要，包括设立“永不关闭的图书馆”“图书馆ATM"；因为她为市民创立了教育培训中心，围绕大家感兴趣的热门主题
为大众开设固定的课堂和讲座；因为她举办了东莞动漫节，其中2005年东莞动漫节吸引了超
过300名艺术家和2万多名读者参与；因为她通过高质量的服务和丰富的资源，每年吸引愈百万的读者走进图书馆。（咏秋图注）
这些创新中蕴含着图书馆专家学者的大量学术智慧，不仅引领了国际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潮流，而且也使中国公共图书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站在了世界图书馆学研究的潮头。经过一百多年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中国图书馆事业已经走过了从国际化到中国化的过程，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原因，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闭环发展系统，未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在国际上应该做如下努力。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发出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学术声音。以国际图联为例，近十年来，除东道主国家以外，中国图书馆界同人每年参加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WLIC）的人数一直位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可是，在国际图联各级组织任职的大约1400名世界各国图书馆专家学者中只有大约40位来自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图书馆界专家学者在国际图书馆学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参与者和观众，而不是组织者和导演。今后，中国的图书馆学专家学者应该积极参与到国际图书馆专业组织之中，努力成为各级组织的决策者和主导者，让国际图书馆界听到中国图书馆界的学术声音。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学术思想。一百多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界一直在学习欧美的图书馆学术思想，而中国的图书馆学术思想向世界各国的传播一直十分有限。中国图书馆的同人应当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把中国的优秀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和先进思想推广出去，以便更多的国家学习借鉴。只有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才能变单向的学习为多边的互动，共同促进全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4.3 中国创新（Chinese Creatives）努力创新推广模式，讲好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创新故事。新世纪中国图书馆界的创新层出不穷，足以引领世界图书馆的发展潮流，但是，因为宣传推广方式单一，并不被世界各国所熟知，因此对推动全球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有限。今后应该不断创新宣传推广模式，让中国图书馆界的创新思想、创新技术、创新方法和创新实践成为世界各国图书馆学习的榜样，为全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上文摘自《“图书馆·与时代同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出版
“图书馆·与时代同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家图书馆 编
定价：138.00ISBN：978-7-5013-6928-7出版时间：2020年5月装帧：平装开本：16开（170×240）页数：398
为全面回顾110年来国家图书馆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中国图书馆事业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推动国内外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深入探讨新时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前景，国家图书馆于2019年9月9日—10日举办“图书馆·与时代同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新时代图书馆在资源建设、用户服务、技术创新、交流合作、全民阅读等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作专题报告并公开征集论文。本书共收录专家报告15篇，包括主旨报告3篇、嘉宾报告12篇；优秀论文18篇。论文主题包括新时代图书馆在资源建设、用户服务、技术创新、交流合作、全民阅读等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书中内容全面反映了新时代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可以为我国图书馆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这是一部大型文献标引工具书，是为实现分类主题一体化标引、提高标引工作与检索效率而编制的，实现了分类检索语言和主题检索语言的兼容互换互查。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第三版共分2卷8册，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领域学科与主题概念。本次修订重点在于增改主题词、与《中图法》第5版类目对应，它还起到《汉语主题词表》第3次修订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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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图书馆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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