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 诺：百年大党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应对化解危局困境的历史启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拥有9000多万党员，在14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是世界第一大党，也正面临走向百年大党的时代关口。近百年来，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从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书写了一部坚守初心使命、应对危局困境、经受风险考验、战胜困难挫折、开创民族复兴伟业的奋斗史。回顾历史上的危局困境，总结党的成功经验，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奋力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危局困境是检验党的先进性的“试金石”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政党，总会在自己的成长中遭逢危局困境。能否成功化解危局困境，关系人类前途命运，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民族发展进步，关系政党兴衰成败。
如何面对危局困境、能否成功化解危局困境，是检验政党先进性的“试金石”。历史上，有一些政党能够从弱小走向强大，长期稳定执政、永葆生机活力；而一些具有光荣历史、曾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则未能经受考验，失去执政资格，甚至被历史淘汰。这往往同它们对危局困境的不同认识和不同应对有关。
危局困境是见证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为实现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历史刻度。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现代化、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大革命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国共合作期间摩擦不断、国民党挑起全国性内战等危局困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内外复杂局势、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文革”动乱等危局困境；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等危局困境。岁末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给我们国家提出了重大挑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下，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已得到有效控制，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化解这些危局困境，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归根结底就在于坚守初心使命。这些镌刻在历史年轮上的危局困境是展现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的重要见证。
危局困境是反映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维度。党的历史，是一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先进的理论，又是外来的理论学说，面临如何结合一国国情推进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的课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一次又一次的艰难考验中，破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束缚，修正照搬照抄俄国革命经验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引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受了一次又一次风浪考验。走出危局困境的过程，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党的理论的历史性飞跃。危局困境因此成为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注脚。
危局困境是检验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标度。党的历史，是一部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经受各种风险考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危局困境就是对党能否完成自我革命、自身建设是否真正过硬的检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长期处在农村根据地的革命战争环境下，面临如何从思想上改造农民、发展党的队伍的风险考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实现全国执政、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面临如何防止党脱离群众、产生官僚主义的风险考验；改革开放以来，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复杂严峻。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勇敢面对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交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合格答卷。正是在不断战胜风险考验的过程中，党的建设实现了从“伟大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性转变，党创造了从仅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党的奇迹。
总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披荆斩棘，砥砺奋进，面对风险考验，成功化解危局困境，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党面对危局困境的非凡勇气和应对风险考验的强大能力，既是她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识，又是她为什么行的成功之钥。
二、对危局困境的成功应对揭示党的发展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不是一帆风顺的，危局困境是揭示党的发展逻辑的节点。一个政党的成长，是应对内外环境变化、增强生存发展能力的过程。近百年来，党面临众多危局困境，经受了无数风险考验。从来源上看，既有党内、国内的内生型风险，也有党外、国外的外生型风险，今天更有多种风险叠加的综合型风险，一旦应对不力，就容易产生蝴蝶效应。从类型来看，既有疫情、地震、海啸、风暴等自然灾害引发的风险，也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国家运行引发的风险。从原因来看，重大风险考验的产生，既有不可否认的自然因素，同样也有不容否认的人为因素。从后果来看，来源不同的风险考验会造成不同的影响。
与一般意义上的风险考验相比，还有一些对党的发展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危局困境。这种重大节点具有三个显著标准：一是此时面临的风险挑战具有空前的严峻性、复杂性，影响党和国家的命运；二是在此前后发生某种意义的转折，呈现历史的飞跃和前进；三是此时的应对具有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的效应，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参照上述标准，分析我们党危局困境的案例，可以深刻理解党的发展逻辑。
从大革命失败到全民族抗战爆发的阶段，是党从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党经受了两次严峻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党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奇迹般地开创革命新局面。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从走向井冈山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从遵义会议走向长征胜利，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应对，可以归结为作出四个关键抉择：一是工作重心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找到新的革命道路；二是从迷信共产国际到独立自主，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三是从“以俄为师”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毛泽东思想；四是开展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此后，经过全民族抗战的洗礼，到1945年，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发展到拥有120多万名党员，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走向改革开放的徘徊中前进的阶段，是党实现新时期伟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从1976年到1978年，党和国家处在又一个重大关头，党经受了两次严峻考验：一次是怎样结束“文革”，停止十年内乱；一次是怎样走出“文革”，找到正确的建设道路。党不仅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动乱，而且从错误中学习，勇创新路。正如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归结起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僵化到改革开放的三大历史性转变，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伟大觉醒。这是党始终保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明证。
从应对政治风波走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是党冲破国内外严重干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党经受了两次严峻考验：一次是1989年政治风波；一次是苏东剧变。在改革开放走向何处去的重大关口，党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政治风波，采取有力举措应对西方“制裁”和社会主义阵营低潮的国际压力，维护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安全稳定。从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到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目标，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坚强有力、驾驭国际形势更加娴熟稳健，实现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替，实现了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的重大突破，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了21世纪。
从新世纪新阶段走向新时代的极不平凡的阶段，是党开创民族复兴新局面的关键时期。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提出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受住了世界形势新变局、中国发展新阶段的严峻考验，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创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新局面。其间，党迈出的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归结起来，作为新时代的领路人，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全党，以改革创新精神管党治党，在应对风险挑战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提供了最有力保证。
上述四个重要时期不仅是党史上的关键时刻，而且包含民族复兴历史记忆的关键事件。它们的核心联系在于：党成功应对危局困境的最根本原因、不断发展壮大的最根本逻辑，就在于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三、在危局困境中凝练党的成功秘诀
纵观近百年来的危局困境，无论形势多么危急、风险如何重大、考验怎样严峻，中国共产党应对之成功，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这其中蕴含着党成功化解危局困境的宝贵“秘诀”。
第一，坚持领导核心的统领作用，是应对化解危局困境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要应对化解危局困境，战胜风险考验，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每一次危局困境，都是对党的领导核心的一次烈火淬炼，都是对党的领导核心的一次强力锻造。邓小平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建党之初，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思想混乱、百业待兴的危重局面，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推动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是因为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考验面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全程、全面指挥着这场规模空前的全民战“疫”，为抗击疫情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第二，坚持科学把握时势，是应对化解危局困境的认识前提。任何危局困境的出现，既有其难以预测的突发性和始料未及的偶然性，也有事物客观发展的某种必然性和病灶积累爆发的合理性。科学理性的认识，重视风险的防范化解是应对和解决危机的先导。党科学研判形势与任务，分析和评估危局困境的根源、形式、态势和可预见的后果，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制定有力应对的方针举措，才战胜了一次又一次困难，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这种把握“时”与“势”的认知能力，为党进行危机决策和风险管理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坚持先进理论指导，是应对化解危局困境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实践的、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党战胜危局困境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依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不断解决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回应所面临的新挑战。基辛格指出，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的理由就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正统思想”，“中国的改革将以是否有效为基本依据”（[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28页）。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使中国共产党人具备了应对风险考验的看家本领，掌握了回答时代之问的科学理论。
第四，坚持加强党的建设，是应对化解危局困境的内在要求。危局困境是对党的自身建设的考验，需要党通过自我革命进行自我克服。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是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党，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总结说：“一个政党的寿命不取决于它的光荣历史，而是要看它是否能继续保持适应社会和环境的能力。”（吕元礼、黄卫平：“一党独大，仍要随需而改变”，《南风窗》2009年第11期）共产党人正是适应了成长环境变化和时代发展要求，视党的建设为“伟大工程”，把居危思危、安不忘危看作党的生存发展之道，以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自觉，不断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各项建设和开展反腐败斗争，为党成功走出危局困境提供了重要法宝。
第五，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是应对化解危局困境的力量源泉。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和成长发展之本。党走出危局困境，尊重的是人民意愿，依靠的是人民支持。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道出这一真谛：“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67页）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党在应对风险考验中，不断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谱写人民美好幸福生活新篇章。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沧海横流，方显初心本色；危局困境，展现使命担当。近百年来，无论弱小还是强大，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高光时刻还是至暗时刻，中国共产党战胜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危局困境见证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也揭示了世界第一大党的成功之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胡秀荣
微信编辑：孙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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