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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亚林:党的领导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

唐亚林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2-09-09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论断。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2019年11月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论断的基础上,对中国式民主的核心本质及其新形态所提出的新认识和新构建。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为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积极行使、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与责任担当、公共利益的有效分配与社会生产、公共精神的有效提升与共同进步“四公”目标的“四位一体”过程,是基于人民主权论的议行合一制与基于人民利益论的共产党执政论的有机结合以及基于人民当家作主原理的人民民主国家形态与基于共同富裕原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结合,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全体中国人过上好日子。

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的价值与形态、性质与质量、内容与形式、过程与绩效、制度与道路五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中国式民主的最新进展和最新形态,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性质不会发生变异变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不断臻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绩效不断取得新进展的根本政治保证。

 

一、党的领导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性质不会发生变异变质

 

民主从本义上讲,是指“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统治”。在人类社会进入分工化、规模化与主权国家化的治理时代,通过人民的直接参与来集体行使公共权力:一是技术的不可行性,即在技术上难以找到可以容纳巨大人口规模的场所,以及难以找到合适的达成共识的有效方式(如今网络时代倒是提供了一种分散化的网络参与新机遇);二是不同的人受教育程度不同、识见不一、能力迥异,加之各自谋生的迫切程度不一、关心的问题不同、利益诉求千差万别,自然对参与政治的兴趣因人因时因地因需而异,也不可能实现让人人参与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需要有一批以政治为业的专业专职人士来承担;三是共识的不可行性,个人、团体、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实际需求在一定时期内大异其趣,而通过公共意见的自由表达,在国家层面容易造成众口难调的状况,也容易导致激烈的情绪战胜冷静的意志乃至相互争执不下、彼此争斗的状况经常性出现。因此,通过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全国性的代议机关,再由代议机关整合民意和公意,制定法律和政策,并转由政府执行,便成为人类政治生活进入规模化与现代化之后的普遍选择。由此,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便从小国寡民时代的直接参与民主制走向了规模国家规模人口的间接参与民主制,学术界称之为从直接民主制走向了代议民主制。

随着人类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与应急性等的交织,变化多端且轻重缓急程度不同的民众需求、团体需求、社会需求和国家需求等,需要通过诸如议会、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公民团体等政治组织集中表达和整合,并输入到政治决策过程之中,转化为广大民众与各类团体所需的各种公共政策、各类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此过程中,议会政治、选举政治、政党政治相继不断地发展并走向成熟,推动了民意与公意的表达与整合、法律与政策的制定等政治活动从以议会为中心的政治过程向以政府为中心的政治过程,再向以政党为中心的政治过程的历史性演进,让政党日益成为现代政治运作的中枢,甚至成为一国政治是否奉行公共利益宗旨的代名词,最终形成由上台执政的政党主导政治决策、政府负责决策执行的现代政治格局。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不断构建与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原理有效实现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与机制体系,以及通过有效整合各方面需求,将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转化为高效能高品质的公共政策体系,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之路。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组建起来的现代无产阶级政党,其根本特性就在于“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且,“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中国共产党不仅将此作为政党根本宗旨的核心内容,旗帜鲜明地将其写到党内最高法规《党章》之中,“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且将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价值追求,宪法是“我国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的产物”,“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出发点。因此,在这一切国家机关中,也就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人民的政治一致性”。(《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页、159页)。“人民的利益与人民的意志”作为根本价值入宪,奠定了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人民性基础,确立了新型国家政权—人民民主国家形态的制度化取向,保障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根本地位,确认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意志成为党领导国家治理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以彻底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而且确保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会受到资本利益集团、地方利益集团等的侵蚀,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公共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庄严宣誓—“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与公共性有机统一的充分体现,又是中国共产党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不会偏离人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总体目标,以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性质不会走向公共权力与私人资本结盟、最终发生变异变质的根本体现。



 

二、党的领导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不断臻于完善

 

理想的民主形态如前所述,是一个内蕴“四公”目标体系,充分展现人民性与公共性有机统一,张扬各类政治主体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合作性与团结性的制度原则、制度体系与机制体系之大集合。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原则、制度体系与机制体系的建设有一个在实践中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而不断臻于完善的过程。首先,在人民、执政党、国家和政府四者的关系原则上,构建了人民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人民的国家及其代表政府的政治领导体系。“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2页)。其次,构建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充分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适宜的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它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能够便利人民群众经常经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的管理,从而得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显然,如果没有一种适宜的政治制度使人民群众能够发挥管理国家的能力,那末,人民群众就不能很好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页、159页)。再次,通过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制度体系,以及构建包括以公开听证、参与协商、议事评议、咨询建议、监督评估为核心的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重要机制体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起形成一个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整体性的制度体系与机制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各自的程序性运行机制,以达到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与创造性,又解决实际发展问题,还能形成整体制度合力的目的。

 

三、党的领导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绩效不断取得新进展

 

民主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民主实践的绩效要通过不断提升的体系化发展目标的不断实现来体现,由此可以不断彰显民主的力量,并展现不同民主形态的真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体系化的发展目标往往通过诸如不断提升的人均GDP与人均寿命、均衡优质的公共服务水平、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良善和睦的精神风尚等核心指标来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历史伟业的最根本秘诀,就在于始终抓住了人心这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群众追求“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天下为公、四海一家”之“过上好日子”的梦想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与变化这一历史主线,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建及其有机实现,达到充分动员和发挥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之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方面针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的新情况,提出要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注意“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的新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曾用一句话进行高度概括:“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实现我们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实现的发展目标和不断累积的执政绩效基础,用更高水平的目标体系、更具约束力的时空战略与策略、更鼓舞士气的社会现代化发展前景来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构建发展的信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征程中所形成的最具特色也最有生命力的将发展动力、发展信心与发展绩效三者有机结合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大显著标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的新论述。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领袖对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显著标志的对话与认知,充分反映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党中央的领导”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绩效不断取得新进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因此,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和优化强化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和党中央的领导作用,在伟大斗争中锻炼自己,在伟大工程中壮大自己,在伟大事业中发展自己,在伟大梦想中奉献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一条新型的中国式民主发展之路的根本政治保证。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二级教授)




责任编辑:胡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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