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来无事，病骨自怜，常以欣赏历代书品和翻阅古人书论为乐事；虽然“好闲晚不求甚解”，却也时有所会。想来令人哑然失笑，左看古人，右看古人，猛然想起过去听到的一位农村才老大爷的话：“不知道咋搞的，今天的人写出来的字总是味道不对。”失笑之余，又觉凄然。
与其说农村老大爷“敏感”，不如说我辈“麻木”，后来又发现，日本围棋手常使用一个术语：“味恶”，他们把一个不合理、有缺陷、无弹性、不含蓄的“棋形”叫“味恶”。我曾有意识地从古代名家书法中找“味恶”，不但找不到，而且越找越觉得满眼都是“珠玉”，堪称“琳琅满目”。我的“反思”是，之所以“味道”不对，是由于“劲道”不对。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记不准），启功先生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其中说道：现代人写字常常出傻劲，“这叫吃力不讨好”并说：好多人看是在坚持练功夫，其实是在坚持巩固错误。
这是一句非常要紧的话，大概没多少人重视。人往往这样，抓皮毛很快，很及时，对意味深长的话却表达出迟钝和麻木。“古人的字为什么会如诗如画？”为什么会明净暄洁如：“不食人间烟火”？为什么观之如见“高人雅士”，令人肃然起敬？为什么草书之牵丝细于发而不显怯弱、牵强？为什么字字力畅、气通、神足，活脱脱跃于纸上而意味无穷？又为什么古人著书立说，经年累月用毛笔写小字而不累垮，如此等等。的理所得是“古人松静自然。”写小楷会“逼着”人放松，不放松难以为继。而这种放松看似运用于方寸之间，却恰好有利于细心体会手臂的从微观到宏观的“通话”，使之互不相害、互和相碍，并能培养细微的分寸感，克服“信笔”。董其昌在书论中说：“作书须提得笔起，方可不信笔”，“后代人作书皆信笔耳”。又说：“今人只是笔作主，未尝运笔”，这话讲得是很尖锐的，但我们可以体味到他对“提得笔起”、“不可信笔”我作主而不是笔作主“是有很高标准的。其实仔细分析起来，”主“是”“多元”的不只是“笔”。笔不听手的使唤，是“笔做主”；手与臂相违，是“手做主”；手臂不听“我”的使唤，是“手臂做主”。人不写字则罢，一写字，手就是“我”的“异己”乃至“对抗”力量。过去的老人常说：“笔有千斤重，壮汉提不动。”此话兼说作文，而直指者为写字，但要“提得笔起”，似应深入探讨：古人走得是什么路子？用的是什么“法”？依一己之见，古人用的是“放松解脱法”，就是说，运笔的自控性是放松适应性，而不是“直观力”的强行控制性。也不是半松半僵的、盲目混杂劲道的支配性。这是比较微妙的。所以张旭说：“书道甚微，难妄传授”。练书法的确难，因为说松静容易，练松静和达到松静不易。由此使人想到，现在的中小学生勿说用毛笔，写钢笔字很多都僵劲、硬劲控笔（食指第一关节还内凹，犹如过去民间某些拉胡琴艺人的“按弦法”），其所用力时常将纸戳破；抄一篇文章都喊叫手疼、胳膊疼、肩膀困，手上也磨起了茧子，我哂谓之“可怜天下学子手”这种手臂局部的持续紧张最不利于身体健康。实际上，这是一种对“直观力”的迷信，是“直线思维”方式在写字上的体现，在写毛笔字中，许多人不能跳出“直观力”的樊笼，不能不说与“力透纸背”的说法有关。最有名的是张旭的话：“当用其锋，常欲使其透过纸背”。但张旭只说“欲使锋透过”，未说“欲使力透过”，而且，这话是张旭在给颜真卿讲“锥画沙”时说的，锥画沙正是书法的妙谛所在，如果它只是“用力”的问题，那还有何妙可言？其实，清人梁同书直接回答过关于“力透纸背”的诘问，他说轻灵运笔即为“力透”，并举例：“如米老之书，笔笔压纸，笔笔不着纸，所以其妙也。”“笔之不着纸”是极言其轻灵，极言笔和纸磨擦关系之微妙，还有一个“著名”的“实例”误导，即“羲之拔笔”。原以为只是口头传说，不曾想明代名人项元汴赫然写在了题跋中：“（献之）方学书，羲之从其后拔其笔不得，于是知献之他日当有大名”。
的确，握笔是水平力和向心力，而笔杆本身是纵向的，“拔笔”又是纵向力和离心力；“拔其笔不得”，那需要王献之用多大的力？项元汴广交董其昌等书画名家，又是大收藏家，见多识广；以讹传讹，匪夷所思（难怪项写的字笔画稍细即“怯”，一派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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