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丨李约瑟：商业与科学的失落
商业与科学的失落
论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文 / [英]李约瑟 译 / 张卜天
在所谓的比较科学史领域中，最吸引人的问题之一涉及中国和印度这两大亚洲文明没有自动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不幸的是，它们对古代和中世纪科学的贡献没有得到更好的评价，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才能理解为什么数学化的自然科学单单在欧洲出现。在公元14世纪以前，欧洲几乎完全是从亚洲接受而不是给予，特别是在技术领域。对于造成了中国这些成就和失败的社会背景，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呢？
毫无疑问，中国早期确实有封建制度，也许可以称之为“青铜时代”的原始封建制度。它大致从公元前1500年延续到公元前220年左右，此时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帝国的统一。但从那时起，“封建制度”一词的使用似乎越来越不确切，因为虽然中国最早的封建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有些相似，但后来却与之迥然不同。中国出现的社会制度被称为“亚细亚官僚制度”，一些中国学者则倾向于称之为“官僚封建制度”。换句话说，中国第一次封建制度的终结并没有产生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而是产生了官僚制度，而中国社会又失去了贵族和世袭制。几乎可以说，属于中间阶层的个体封建诸侯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皇帝这一个大封建主，他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统治和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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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万几图》，取自晚清《书经图说》
传说中的舜帝正在辛勤处理文书官呈上的文件
一如《尚书》中所说“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
此官僚机构的成员并没有完全形成一个世袭集团。因此，如果联系欧洲社会“class”一词的常用含义，他们并不构成一个阶级，而仅仅是一个阶层或等级。官僚流动性很大，所谓宦海沉浮。事实上，官僚是有学问的精英。众所周知，后来中国读书人进入官场需通过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始于汉朝，即公元前1、2世纪，但直到公元7世纪的唐朝，科举制度才真正盛行，然后一直持续到1912年民国诞生。此外大家都知道，科举考试完全以文学和文化主题为根据，而不包括所谓的“科学”主题，[1]但试题仍然相当难。考虑到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极为复杂，甚至可以说试题非常难。但在不同的时代和时期，多少总有避开科举而进入仕途的途径。所谓“荫子”，即官僚的子孙要比外人更容易进入官场。但总体上说，就个人而言，官僚阶层是流动的，各个时代的家族在宦海上浮浮沉沉。我们也知道，在某些时候，农家子弟进入仕途的机会很大，农民有时会凑钱为某个特别有前途的年轻人聘请老师，以使他能够进入仕途。这种投资的目的是希望他将来能够造福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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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谢遂《仿唐人大禹治水图》
如果我们研究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的官僚制度的起源，就会碰到几个因素：地理的、水文的和经济的。魏特夫（K. A. Wittfogel）是最早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西方人之一，他认为官僚制度起源于中国社会很早就开始兴建的宏伟的水利工程。我在中国的时候发现，中国学者广泛接受这种观点，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上，灌溉与蓄水工程的重要性的确是无可置疑的。也许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众多关于治水英雄的传说，比如传说中的帝王大禹便是中国历史上“治水”的第一人。中国属于季风区，因此降雨的季节性很强，且每年差别巨大。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水稻耕种以及北部黄土区的耕作都需要大量灌溉，中国也需要蓄水技术以防止持续的洪水泛滥，因此灌溉和蓄水工程极为重要。我们知道，这些工程在封建时代（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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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两岸南北地舆图》（局部）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中国的治水系统之所以至关重要，还有第三个理由：它提供了一种运输方式。由于税收和军需品都是以实物偿付的，而不是货币，所以就需要一种运输重物的方式，比如用运河上的漕船将稻米和其他谷物运送到京城。于是，灌溉、蓄水和谷税运输这三种需求使水利经济应运而生。西方学者主张，中国“官吏制度”（mandarinate）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兴修水利时对数百万人的控制，但根据我的耳闻目睹，许多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会被一种“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所统辖，是因为总是存在着一种把控制变为中央集权的倾向——换句话说，兴修水利往往会超出封建诸侯的封地界限。事实上，写于公元前81年的《盐铁论》一书早已对此作了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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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娶涂山图》，取自晚清《书经图说》
《尚书》中记载大禹“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
译：我开始（从事治水）时，便在涂山娶妻
（但后来我回去只住了四天，便匆忙赶回去履职）
《盐铁论》这部卓越的著作读起来就像是政党会议记录（应该说是保守党会议记录）。事实上，它的确戏剧性地记载了一次有关盐铁业国有化的会议讨论。早在公元前400年就有人建议将盐铁业收归国有，并于公元前119年实施。御史大夫在某次发言中说，我们都知道，小的地方诸侯或地方长官可以管辖少量的土地，但河流、运河和水堰的治理必须交给中央政府。他这段话所表达的乃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永久特征。事实上，西汉官吏的最早努力之一就是把盐和铁收归国有，因为盐和铁是在城镇之间运输的最重要可能也是唯一的物品。其他东西都可以在原地制造，无论是纺织品还是粮食制品都可以在农庄或当地城镇制造，但盐和铁却是从原始的工业中心向四处运销。盐来自海滨或盐田，铁来自铁矿石产地，因此这两种货物最适合控制和“国有化”。饶有趣味的是，无论是批评汉朝官僚的儒家学者还是汉朝官僚本身，都猛烈抨击商人。事实上，有大量有趣的证据表明，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朝代时（公元前220年），商人群体正在成长壮大。《史记》中单辟《货殖列传》来讨论当时的商人。有些商人极为富有，有些是冶铁工场主，有些则从事盐业。他们的势力很快就遭到早期官僚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政府对其颁布禁奢令，并课以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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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制盐场景的画像砖
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入仕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世界上大概没有其他文化能与中国相比。我第一次到中国时对此一无所知，但在中国，这种观念随处可见，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有。欧洲的故事讲的往往是男女主人公变成国王和公主，中国的故事却总是不离金榜题名、升官晋爵或嫁与高官。当然，这是唯一的致富之道。俗话说（现在仍然流行），要想积累财富，就必须做大官（当官发财）。在中国的西方人常常会描述让人怨声载道的“贪污”、“压榨”等现象，其根源正在于当官发财。但西方人的态度有先入之见，因为在欧洲，宗教和道德上的正直与中国所阙如的定量簿记和资本主义有历史关联。西方人认为付给官员适当的薪水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是这样。虽然历代政府都在努力这样做，并一再颁布法令，但从未真正做到，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从未有过健全的货币经济。
前面已经说过，税收必须以实物缴纳，并通过河运送达中央政府。这些贡物不可避免被“从源头征税”（从皇帝的角度看），中文里有许多词来表达这种事情，其中有一个非常贴切的叫“中饱”，意思是：农民不满意，因为他们实际缴的税比应缴的多，皇帝也不满意，只有中间的官员心满意足，他们可以在每一个阶段层层“盘剥”。描述这种现象需要一个不含道德含义的专门字眼，以表明这是中国中世纪社会的一个自然特征。任何官吏，无论是府官、州官还是管辖八府的状元，都聚敛钱财。除用于挥霍享受（这在任何大官家中都是非常自然的）外，这些钱财必定会用来购置田地，因为这是唯一的投资方法，结果便是佃农数目逐渐增长。国民党被推翻以前，中国农民中有百分之四十或五十是佃农，其农田大都小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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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木刻画》
Michel Wolgemut, Wilhelm Pleydenwurff
原载于《纽伦堡编年史》，1493年
我现在要转到官僚制度影响的另一方面，它总是针对商人的。歧视商人是中国思想由来已久的特点（这与阿拉伯人的观念截然相反）。传统上把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列第一，然后是农，第三等是工，第四等是商，商人被认为社会地位最低。当然，中国没有任何类似于种姓制度的东西，甚至没有正统意义上的阶级体系，但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社会上无疑最不受尊敬。不错，中国的商人最终也形成了行会，但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子还需要更仔细地加以考察。我对此略知一二，因为我曾住过属于商业行会的大房子。例如，厦门大学在战时曾把图书馆设在长汀的一座有许多院落的大宅子里，这座宅子过去曾是到福建经商的江西商人的会馆。商业行会的确存在，但正如一些有用的书籍所描述的，它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欧洲商业行会。它们更像是互利团体、为防止货物在运输过程中遭受损失的保险机构，或者诸如此类的组织。但它们从未在商人住过和做生意的城镇里取得真正的控制权，也从未把他们的小生产作坊组织起来。
因此，中西方的商业行会就像中西方的城市一样存在着本质差异。也许我们可以总结说，在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中都没有城邦的概念。[2]与欧洲的城邦不同，中国城市有高耸的城墙，周围环绕着许多村庄，村民们来城里购物、做生意。城里有由朝廷任命的府官或州官的衙门，他们只对官僚等级制度中的上级部门负责。此外还有军政官员，民政与军政官员的办公室都设在城内。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城市是地方官“为皇上守卫”的一座筑有围墙的城市。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类似于mayor（市长）、burgomaster（荷兰的市长或镇长）、aldermen（市参议员）、councillors（议员）、行会的masters（师傅）和journeymen（学徒期满的熟练工人），或者在西方城市建制的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那些市民。中国人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西方的城市让人想起一个短语：“城里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即一个人只要进入城市，得到居留和工作许可，就会变得自由。这在中国社会中是无法设想的。另一个德语短语是“自治城镇的法律保障”（bürgerliche Rechtssicherheit），即欧洲商人在其城镇中自由联合起来，从他们周围的封建社会取得各种许可和好处。这与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本性相异，从约翰·普拉特爵士（Sir John Pratt）讲述的一件事情中可见一斑。他说1880年左右，上海的一些商人向朝廷请愿，希望得到某种城市特许，让他们可以选举市长、市议员等等，也就是建立与西方城市类似的各种制度。可以想象，请求呈到北京后，朝廷大惑不解。当时双方就是如此缺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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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年间《浙江全图》（局部）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社会兴起，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商人阶层未能形成气候。当然，现代早期科学与商人之间的确切关系尚未得到充分阐明。似乎并非所有科学都与商业活动有同样直接的关联。例如，在中国达到相当高水平的天文学之所以被视为“正统”科学，是因为统治者特别关注制定历法。自古以来，接受皇帝颁布的历法一直是向其臣服的标志。由于对自然现象的“预示”非常敏感，中国人针对西方根本未曾研究的对象（比如极光）积累了大量观测资料。中国人还保存了太阳黑子的记录，他们必定是透过薄薄的玉片或某种类似的半透明材料进行观测的，而西方人很久以后才推测太阳黑子存在。中国人也保存了日月蚀的观察记录，日月蚀被认为对国事有或凶或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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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文庙石刻天文图
北宋，黄裳绘，王致远刻
此外，中国还有“非正统”科学，比如总是与道家有关的炼丹术和化学。不过，在中国的环境里，天文学和化学都没能进入现代科学阶段。
除了在实际运用磁罗盘方面有过出色的发展以外，中国的物理学特别落后。在西方，商人似乎与物理学联系特别紧密。这也许是因为商人需要精确度量，否则就很难做生意。他必须关心他经手货物的实际性质，必须知道商品的重量、用途、长度、大小以及需要用何种容器来装，等等。循着这样的线索，我们可以探究商业文明与精密科学的关系。不过，除商品以外还有运输。凡是与航海工程和航海效率有关的东西，欧洲城邦的商人向来都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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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航海图》
洪第乌斯（Jodocus Hondius）绘，1623年
现藏于挪威国家图书馆
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么正是由于商人受到抑制，现代科学技术才未在中国文化中发展起来。此外还有一个贯穿于各个时代、各个文明的老问题，即劳力与劳心的对立。在希腊有“理论”（theoria）与“实践”（praxis）的对立，在中国则是“学”与“术”的对立。在科学工作中，手脑并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除了商人阶层，好像还没有人能够完全打破这一传统，没有人能够手脑并用，把它们成功地结合起来。只有商人阶层成功地使周围社会接受了自己的思想方法。这在中国简直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技术还局限在原始技术的水平——例如他们用木头而不是用金属制作齿轮。
不过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历史上极不寻常的悖论。迄今为止，很少有人意识到基督纪元以后的1400年间，欧洲在技术上是多么得益于中国。虽然在技术创造性方面，古代中国官僚社会肯定比不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但却远胜于欧洲封建社会或之前希腊化时期的奴隶社会。中国贡献了有效挽具、绫机、船尾舵、第一部自动控制机、最早的种痘，甚至是像独轮车那样简单的工具——所有这些发明都是自东向西传播而不是相反。如果我说得不错，那么由于社会性质的原因，中国没有像欧洲文艺复兴早期和资本主义兴起时那样发展出一种社会状况，使铁成为第一次统一世界文明的基础，但中国人早于西方1300年就精通了复杂的铸铁工艺，这真是极为奇特的悖论。我们知道在公元14世纪以前，铸铁在西方非常罕见。罗马人可能偶尔制造出过铸铁，但早在公元前1世纪，中国人就曾大规模使用铸铁。事实上，铸铁是中国的一项古老工艺，铁制的犁头和犁板也是如此，都是从东方传到西方。中国人是最早使用犁板的民族——中国社会发明了这一切，却没能达到后来欧洲社会先进的冶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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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中的炼铁场景
明，宋应星著
武进涉园据日本明和8年刊本，1927年
如果有人问，是谁最先认识到了亚洲社会和西方社会之间的这种差异，那么我们可能会回答，是弗朗索瓦·贝尼埃（François Bernier）。他是法国旅行家，莫卧儿帝国晚期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的御医。他的书中有一些话很值得玩味。我在加尔各答时有幸得到了一本，我永远记得当初阅读它时的那种兴奋。该书大约写于1670年，书中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国王拥有一切土地，没有我们之间的那种你我之分，那么这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他的结论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是我们所谓的亚细亚官僚制度，则是“有害的”。关于印度类似于官吏制度的东西，他谈了很多。印度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官吏制度，不过仍然有一种文官制度，那是一个由莫卧儿皇帝任命的非世袭的官僚机构。
总而言之，可以说亚细亚官僚制度绝非东亚所独有。伊斯兰的科学与社会也是个大问题。众所周知，阿拉伯科学遥遥领先于欧洲科学达400年之久。现在看来，早期伊斯兰社会似乎真的非常商业化。穆罕默德本人对商人有许多溢美之词，对农民却鲜有赞许。可以认为，沙漠边缘的阿拉伯城镇都是商业性的，沙漠取代了海洋的地位。然而，当征服完成，哈里发在巴格达确立统治时，就开始了一项运动，要把政府机构组织得更加完备，以建立一个更加官僚的国家。这种制度类似于之前存在于波斯的制度，更接近于中国的制度。因此，伊斯兰文明以商业文化开始，以彻底的官僚化而告终，阿拉伯社会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衰落或许要归因于此。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了。
注释：
[1] 偶尔也有例外，比如宋朝王安石当政时。
[2] 然而，如爱伯哈特（W. Eberhard）所说，城邦概念也许可以适用于中亚的某些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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