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源丨何瞻：苦闷中的慰藉——游于永州的柳宗元
苦闷中的慰藉
游于永州的柳宗元
文 / (美) 何瞻 (James M. Hargett)
译 / 冯乃希
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
——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
传统上，柳宗元（772-819）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像这样的作家组合在中国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竹林七贤”“初唐四杰”等等），但是从一个批判性视角来看，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用处。值得注意的是，这八位散文家中，只有两位来自唐代，他们是韩愈（768-824）和柳宗元。“散文大家”的尊称当然基于韩、柳二人杰出的写作才能，不过，这两位朋友更常因革新“古文”而被放在一起称赞。他们联合提倡“古文”，试图用一种更松散的散文取代中唐时期依旧流行的、有矫饰之嫌的骈文。
尽管如此，我们要明白，韩愈和柳宗元不是试图复制某种古代失传的文学形式。他们的目的是“基于古代（先秦和汉代）对清晰性、准确性和实用性的理想”，回归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许多文学史家认为，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古文”，因为它体现了与韩、柳其他古文作品相同的修辞手法和教化倾向。但是我们需要记住，所谓的由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是一种多面的散文形式，《永州八记》只是这种风格的实例之一。我们的主要兴趣是探讨这种散文形式为什么在游记的历史和发展过程中变得重要，其重要性又是如何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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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浩《匡庐图》轴
绢本墨笔，五代，185.8 cm × 106.8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柳宗元的政治生涯反映了许多唐代政府官员的经历。在793年取得进士资格后，柳宗元的宦途正式开始了。当他还是一个供职都城长安的年轻官员时，柳宗元已经因撰写政府文件的技巧而小有名气。毫无疑问，他的仕途发展十分迅速，年纪轻轻就获得了成功和声望。但不幸的是，805年，柳宗元所属的党派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连同其他“改革派”成员一起，柳宗元遭到贬谪，被安排到湖南南部的永州。永州位置偏远，距离之前元结生活的道州只有不到两百公里。柳宗元在这里度过了十年的时间。816年，他被召回长安，但没过多久，再次被安排到一个更原始、比永州还偏南的区域——柳州（现今广西柳州）。819年，柳宗元在柳州去世，而恰好那时朝廷刚颁布了赦令，准许他返回长安。
政治上的失败让柳宗元深感痛苦，这种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疏离感在他许多作于南方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实际上，在《永州八记》第一篇的开头，他公然承认“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柳宗元以这样的方式展开《永州八记》并不是偶然，因为在被驱逐出都城后，政治流放带来的耻辱和尴尬决定了他的生活观和世界观。流放到湖南西南部的确相当于宣判死刑。在9世纪早期，这是唐帝国最偏僻、最危险的边地之一。当地最大的危险是疟疾，许多流放者死于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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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局部）
绢本墨笔淡设色，五代南唐，50 cm × 320 cm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有趣的是，在柳宗元撰写《永州八记》第一篇时，一种个人的转变已经发生：他开始关注并书写一些在永州观察到的“怪特”之景，尤其是西山附近的景观。比如，在《石渠记》中，他使用了如“奇”“异”“怪”“美丽”之类的形容词来描述石渠附近的美景。在《永州八记》第二篇描写他重修的一处湖边观景台时，柳宗元甚至使用了“乐”这个字：“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为了理解柳宗元《永州八记》的文学价值，关键要意识到一个总是在永州山水散文中出现的动态机制。这里指的是以下两方面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居住在疟疾横行的蛮夷之地，柳宗元感受到的屈辱和尴尬；另一方面是在探索永州及周边原生态美景时，获得的愉悦的暂时解脱。这些不同或对立部分之间的关系不仅提供了一种形式，还将《永州八记》连缀成一个整体。而这是柳宗元永州山水散文的一个本质特征。
我们需要明白，对柳宗元来说，闭塞的湖南绝不是“暂时的天堂”。实际上，在永州作品中，他数次提到自己是那里的“囚”。但迷人的山水确实提供了短暂的宽慰，在此，他常常与其他被流放的朋友一起修复自我，找到一些暂时的慰藉，或用何沛雄的话说是：“派遣自己的苦闷”。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并没有显示出石听泉（Richard Strassberg）所说的“流放症候”（the Exilic Syndrome）。这指的是，当作者被流放到陌生的远方，他们会试图在写作中重新定义自己，从而显示出自己已经恢复到正常生活状态，能够重新回到政府事务中去。《永州八记》体现出的一个技艺高超的作家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应对困难，并发展出一套生存策略。在柳宗元的个案中，这种策略的关键特征是探索、发现，然后书写那优美的山水，而对这些景色描写的回应和评论则为自己提供了一个方便直接或间接抒情的文学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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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宽《雪景寒林图》
绢本设色，北宋，193.5 cm × 160.3 cm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永州八记》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作为单独的作品有极高的文学成就，还因为它们成为了宋代以后山水散文效仿的典范。这些永州散文中最著名，或许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是《永州八记》第三篇，作于809年的《钴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
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这篇文章与元结的《右溪记》有许多明显的相同之处，这绝不是一个文学上的偶然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积极地模仿元结《右溪记》的四分组织结构，尽管在柳的文本中，景物描写和作者评论的部分被明显放大。柳宗元对钴鉧潭一带的文学描绘是相当详细的。和元结一样，他使用一系列描述性语句，但相较于元结的四字句，他更偏爱由三个字构成的语法上对称的句子（形容词—名词—动词）：“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
另外和元结一样的一点是，在详细描写山水的对称句中重复使用一个单字，在这里，“谋”字反复出现（“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很显然，对称句的长度能任意变换，可以是短语、对句，甚至是完整的段落；内容也能变换，可以使用同义词、反义词和其他的词语变换和组合。“对称”(parallelism)是古文最本质的特征，它的功能十分明确：平衡的对称结构使文学作品里的多种成分达到了统一。在《永州八记》中，柳宗元把这种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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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远《寒江独钓图》（局部）
绢本墨笔，南宋，26,7 cm × 50.6 cm
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除了这些相似点，元结和柳宗元在描述山水时使用的语言有很多显著的不同。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这一段值得注意：
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
在自然状态下，这些岩石是静止的，但通过行动动词和明喻（用“若”字创造，意为“相似”），这样的场景被转化成一处生动的、充满动感的山水。注意小山丘上的岩石如何“突怒偃蹇”，继而“争为奇状”，而其他的石头又如何“相累而下”，又像“牛马”一样在溪边“饮水”。还有一些石头“冲然角列而上”，像“熊罴”登山。
据我所知，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在记中以如此灵活的方式描写山水。恰恰是这种表达性的品质使梅新林和余樟华盛赞柳宗元《永州八记》为“诗人游记的杰作”。虽然这个中文句子很难翻译成英语，但梅、余二人的意思很明确：永州散文中的语言，其抒情性在一定程度上与诗歌类似，尤其在大声朗读时，这一特性将更加明显。柳宗元常在山水散文中参考和运用散文诗的语言。
我们在《永州八记》中看到的另一个精妙的语言特征是被称为“联珠”（又名“联文”，英文是anadiplosis或doubling）的修辞手法：一句话的结尾字会变成下一句的第一个字。《永州八记》第一篇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
在这篇游记的结尾，柳宗元再次使用联珠手法，但是这次用了“游”字：“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在山水散文中，联文是一种特别有用的修辞，因为它创造出一种重复的样式，强调作者对观览经验的叙述。同样，在大声朗读时，联珠创造了一种与诗歌类似的节奏感。这些文本是中国书写地方的记类文学中最早使用联珠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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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书柳宗元诗《江雪》
纸本墨笔，1978年
作为古文家，柳宗元语言才华的另一特色是对明喻的使用和操控。明喻是中国文学所有体裁，特别是诗歌中常见的特征，因为这种修辞手法为构建类比提供了一个方便紧凑的途径。在描写山水的情景下，明喻尤其有效，它帮助作者创造了一个以意象为基础的词语图像（word picture），从而帮助读者视觉化那些不熟悉的场景。在描写钴鉧潭小丘的岩石时，柳宗元的明喻，“若牛马之饮于溪”和“若熊罴之登于山”，非常有感染力。用语言描述一个地方惊人的视觉特性是非常困难的，而这绝对是衡量一位“更成功”的游记作家能否与其他“平庸”作家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准。柳宗元正是掌握这种技巧的大师。
《永州八记》的第四篇题为《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在下文中，请注意作者反复使用行动动词和动作动词，尤其在他描述山水的部分：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柳宗元颇具技巧的动词排布为山水描写增加了一种电影效果，这种效果似乎在邀请读者参与作者的经历和冒险。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段引文中，柳宗元亲身穿过了这片山水。当景色在旅行者（即柳宗元本人）眼前展开，动词和明喻的组合再次发挥作用，给作者的叙述带来一种生机勃勃的效果。这种对山水描述的动态处理与“静态”叙述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后者的情况下，作者从一个固定的角度观看并描述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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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庐山高图》轴
纸本墨笔淡设色，明，193.8 cm × 98.1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除了慧远庐山序这个明显的例外，基本上目前为止本书第一、二章讨论的所有（柳宗元以前的）文本，包括元结的“献呈—纪念”式叙述，都在不同程度上落入“静态”描写的范畴。当然，这种处理方法并不坏，也不低级。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袁山松和郦道元那样技巧高超的作家手中，它营造出的叙述一样可以充满魅力并引人联想。这里的要点是，在《永州八记》中，柳宗元以全新的方式，使用文学的语言，描述游览经验。这种新方式更强调作者（也扩展到读者）穿越山水时的物理运动，而不是从固定位置描述景观。叙述穿越空间的实际路径产生了动态的运动描写。这是因为，作者的视角在不断发生变化，反过来，这不仅给柳宗元的描写增添了运动感，还创造了一种自发感。
柳宗元的山水描写的确展现了作者高超的文学技巧，当然，他的作者回应也因其多样性而引人注目。另外，即使不是所有的游记都标出写作日期，我们依旧知道，除了《游黄溪记》之外，这些作品在柳宗元文集中都按时间顺序排列，这也可能就是作者的写作顺序。因此，这种序列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作者在809年到813年的四年时间里，对山水的回应如何发展和改变。
谈到柳宗元对永州一带山水美景的个人回应，处于中心位置的观念是，这些美景值得好好书写，使更多人了解，甚至通过他的游记体验这个地方。在《永州八记》中，柳宗元将他的首要读者定义为“好游者”（喜爱游览的人）和“好事者”（在这个语境下意为“山水的鉴赏者”）。在9世纪早期，除非被任命官职或流放，身居中国北方的士大夫从未考虑过去炎热偏僻的南方旅行或游览。可以确定的是， 《永州八记》的首要读者是未来从北方来的政治流亡者，有一天他们将身处湖南西南一带。杨晓山对“社会的”和“个人的”山水散文做出的区分在这个情景下尤其有用，因为柳宗元书写永州山水美景以飨“好事者”的实践变成了后来游记作家书写陌生地方时常见的主题。中国最著名的旅行作家徐霞客或许就是这种实践最出名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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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
季梦良编，清光绪七年痩影山房刊本
因为《永州八记》的写作时间跨越四年，所以作者回应的样式呈现出差异。例如，《石涧记》中没有任何作者回应，但我们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看到，柳宗元在美丽却不被欣赏的山水和被贬谪的自己之间构建了一个明显的类比（“以兹丘之胜，致之奉、镐、鄠、杜……”）。这是《永州八记》和后来的柳州记最核心、最独特的特征：柳宗元把自己的困境与永州的自然环境联系起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可以借此表达孤独、沮丧、尴尬、羞耻、拒绝、憎恶和其他所有与耻辱和政治流放有关的感情。这种通过人与自然的类比表达个人感受的想法在唐代的“古文”散文中十分普遍，也正是这种性质使柳宗元的作品与郦道元《水经注》之类的早期描述性山水写作区别开来。
也许并不令人意外，直到《永州八记》的最后部分，柳宗元才完全展现他最广泛、最具目的论式的个人评论。“造物者”是一个负责创造世间万物（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超自然存在”。薛爱华（Edward H.Schafer）很早之前就曾指出：“正是出行到远方的旅行者才能在造化者的杰作面前大开眼界，那些蜗居在家的人永远没有机会”：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看上去恰到好处，在《永州八记》最后一篇的结尾，柳宗元试图对流放的生活妥协。不出意外，他再一次通过勾勒自然和人间的类比表达个人感受，并直接发问：如果真的存在一个有意识的造物者，为什么他要在如此偏僻的蛮夷之地创造这样优美却无人来赏的环境？这里间接地指涉了柳宗元的尴尬处境：如果造物者创造了一个如此才华横溢的士人，又为什么要把他发配到这样一个无法报效君王、才华不能施展的地方？柳宗元提出两个可能的解释，但又将它们一一否定。请注意，柳宗元明确忽视了我刚才提出的“妥协”观点，但这可以表明，他在812年的态度（该文章作于812年）已经与809年刚开始写游记时有所不同。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整体，永州山水散文表明，南方极美的景色为柳宗元提供了消遣，或至少提供了短暂的慰藉，虽然这并不能让他从流放的苦闷和耻辱中彻底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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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源《龙宿郊民图》
绢本设色，五代，156 cm × 160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回到中国旅行文学的历史和发展，《永州八记》，尤其是《钴鉧潭西小丘记》十分重要。原因有三。第一，虽然只有一篇文章以“游”字为题（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但如果我们把《游黄溪记》也考虑进来的话，那就是两篇），但柳宗元所有的山水散文都有“游”的成分。需要承认的是，并不是在每一篇文章中“游”都扮演关键角色，因为这些远足只覆盖了较短的距离。尽管如此，我们有对旅途的简短描述，这些旅途显然以追求愉悦为目的（注意在《始得西山宴游记》里，柳宗元记述了两次旅行：第一次是发现之旅，第二次是与两个朋友结伴再游）。柳宗元实践的“游”是以享乐为目的的游览（他提到钴鉧潭周边的土地是“贵游之士争买者”）。毫无疑问，强调“游”的永州山水散文直接启发了宋代的“游览叙述”。宋代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以“游某某地记”为题，记录愉快的短途旅行。
第二，与元结不同，在《钴鉧潭西小丘记》和《永州八记》的其他文章里，柳宗元将自己和朋友囊括在叙述中（“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他积极地参与自己描述的场景和经历，有时用自己的情感为山水增色，有时用山水为自己的情感增色（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则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在中国旅行文学史中，元结和柳宗元是最早在山水游记中抒发情感的作家。这种创新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绝对不是过分夸大。记的形式，从对建筑、山水的高度描述性描写，转移到山水描写和抒情表达互相补充，甚至彼此融合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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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子虔《游春图》（局部）
绢本设色，隋，43 cm × 80.5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最后，《永州八记》和部分元结作品中的“政治错位”（political dislocation）成分没有在后来旅行文学的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因为后世的游记作者不再把山水特质当成个人苦难和政治挫折的隐喻或象征。就柳宗元而言，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创新是在记类作品的“作者评论”环节上提高了抒情强度。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作者不再像元结一样，以一个外在观察者的视角描述山水；相对地，一个新的范式确立了，作者开始在山水内部进行观察：“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显然，对柳宗元来说，“游”既是物理的远足，又是精神的旅行。我们不需要探索后者的多样性，因为它们在后来的游记文学里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使用比喻的语言，对宋代旅行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而柳宗元为树立这种先例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也正因如此，柳宗元山水游记成为中国旅行文学史上极重要的原型作品。
本文节选自《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第二章“唐代的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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