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01丨唐弢：与鲁迅先生的第一面和最后一面

与鲁迅先生的

第一面和最后一面

文 /  唐弢

▲

为《活的中国》一书出版而摄

1933年5月26日于上海

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是十几年前，在上海三马路（汉口路）古益轩菜馆里，这菜馆的闭歇恐怕将近十年了吧，然而说来奇怪，我却至今还记得这店名。其中自然是有些原因的。那时候我还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想到将要会见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碰巧在名称起得这么“古色古香”——甚而至于还有点“古怪”的菜馆里。在接到请柬的时候，不免想了一想。也许就因为这一想，我才把菜馆的名称记住，直到现在还不曾忘掉了。

否则决不会有这样好的记性。

请柬的具名人是黎烈文，其时他正编着《申报》副刊《自由谈》。《自由谈》并不是同人刊物，我不过偶尔写些短稿，每月四五篇，就这么作为彼此之间的成例。旧的一年过去了，要让投稿者有机会欢叙一下，编辑先生就自掏腰包，请起客来。但一面似乎也是为郁达夫先生夫妇饯行，因为当天下午，他们要回到杭州场官弄寓所去。

▲

1933年1月30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鲁迅杂文

后以《逃的辩护》为题收录在《鲁迅全集》中

那一天我到得不算迟，然而先我而至的已经有好几位，除了主人黎烈文外，还有鲁迅先生，钱杏邨先生，郁达夫先生夫妇。随后来的是胡风先生，接着是曹聚仁、徐懋庸、陈子展诸先生，到得最迟的是林语堂、廖翠凤两位，当他们夫唱妇随地走进来时，我们入席已经好一会儿了。

鲁迅先生很健谈。经过介绍之后，他笑着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

“周先生知道陈代是谁吗？”我有点局促不安地说。

“大概是邵洵美吧。”黎烈文在一旁插嘴。

“我看他还做不到这样。”鲁迅先生说，“《现代》上又有一篇在骂你，见到没有？”

我说已经见到。鲁迅先生接着便问我是不是姓唐，我告诉他用的是真姓真名，他哈哈地笑着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这指的是他曾用唐俟这笔名。据说周、唐、何源出一系，所以他间或还署“何干”或者“何家幹”。“干”和“家”似乎和光复会的代号有关系，因为鲁迅先生曾经加入过光复会。那天他穿的是蓝灰色华达呢皮袍子，黑色橡胶底跑鞋，上半截是老人，下半截是青年，从服装看，是很不调和的，然而我必须修正自己的话，在他身上，这一切实在太过调和了。

▲

去光华大学讲演

1927年11月16日摄于上海

他是一个永远年轻的老人。

我开始觉得这老人的可亲。他慈祥，然而果断；说话有分量，却无时不引人发笑。大家围坐一桌，七嘴八舌的谈起来：从骂人谈到批评，从检查谈到翻译，从暴露文学谈到人肉馒头，……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说的：有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鲁迅先生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1]就是吃饭前围坐闲谈中讲到的。他的意思是，作者倘不先将犯忌的内容避开一些，文章根本就无法发表，那是连“剩下来”的也不剩了，凡是那时投过稿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接着谈到《水浒》，谈到新近将这部书译成英文的赛珍珠[2]，林语堂连声吹捧，赞不绝口，他说《水浒》里切口土话太多，很难翻译。他校读了赛珍珠译本的第一回，除了有一处将朝廷的“朝”误译成朝见的“朝”（Precence）外，找不出什么错误，不像过去，有人竟将武松打虎时称老虎为大虫，直接译成Great Worm，弄得狗屁不通。郁达夫先生笑着说：

“这样说来，李逵嘴里的‘鸟官’，就该译作Bird Officer了。”

大家听了都哄笑起来。林语堂接着又夸奖赛珍珠，说多亏她的译本，使这部名著全球闻名，出版后国外评价很高，哄动一时，甚至有人比施耐庵为荷马[3]，想不到中国也有《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的作品；不过赛珍珠本人很担心，因为书里写了开黑店，吃人肉，正当“小猪八戒”[4]、“闲话扬州”[5]案连续发生的时候，也许有人会说她有意暴露中国人的野蛮。

达夫先生说：

“那算什么！外国人一样吃人肉！”

林语堂又说《水浒》书名译得好，《四海之内皆兄弟也》（All Men Are Brothers），设想极妙，符合全书的精神。鲁迅先生表示不同意。他说：

“便是山寨里，也有主仆，有上司下属，哪里都称兄弟！”

▲

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书影

席间，说话最多的是林语堂、陈子展、郁达夫三位，而每次谈到一个问题，鲁迅先生终有他精辟的意见。我不明白他头脑里怎么装得了那么多逗人发笑、引人深思的资料和见解！

席半，大家抽起烟来，这就又触动了《论语》派名士林语堂的话匣，不劝人不吸烟是他的信条，曾皇皇地公布在杂志上。这回碰到了烟不离嘴的鲁迅先生，他问：

“你一天吸几枝烟？”

“大概很多吧，我没有统计过。”鲁迅先生回答，“你是不是替《论语》找材料？”

“我准备广播一下。”

“这多无聊！”鲁迅先生直率地说，“每个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很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这位名士不则声。据我后来知道，从这时候起，鲁迅先生对林语堂是很尽了一点诤友的责任的，有几次还吵得面红耳赤。他推崇他写《剪拂集》、被指为“学匪派”当时的战绩，却很不以他谈闲适、讲自我、提倡幽默为然。他以为林语堂应该做一些于文化真正有益的工作。他的英语根基好，可以翻译西洋的古典名著，这在中国是十分需要的。但林语堂却回信说，翻译是老年人的事情，自己现在还不至于要做这样的工作。他不但拒绝鲁迅先生善意的规劝，还暗暗地讥嘲鲁迅先生，讽刺他做翻译工作没出息。这样，鲁迅先生就只好保持缄默。直到他后来大骂左派，反对革命，完全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反动面目，鲁迅先生才和他反目，并且从文字上公开给予回击了。

▲

上海莫里哀路宋庆龄住宅门口的合影

从左至右依次为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

蔡元培、伊罗生、林语堂、鲁迅

当时他不答腔，说明已经不愿回头。主人看到这光景，便把话扯开去，一面站起身来，殷勤地替郁达夫先生斟酒，映霞女士竭力阻止，说达夫近来身体不好，遵从医生嘱咐，不能喝酒。子展先生问：

“到底是医生的命令，还是太太的命令呢？”

达夫先生望着王映霞笑了笑。

于是两位太太就比起管家的本领来。自然，丈夫也在被管之列的。郁太太的是放任政策；林太太的是“科学”方法——在太太管教之下，吃饭、散步、写稿，都有一定的时间。

大家不约而同地朝着林语堂看。

林语堂还是扯开去。他谈女人，谈贞操锁，谈雍正帝，谈旗人婚礼，一直谈不完。

最后，主人说出主意来：要大家经常为《自由谈》写稿。

“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鲁迅先生打趣说，“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呀？”子展先生问。

“该骂的多着呢。”

“怎么骂？”

“骂法也多着。”

林语堂接上说：“鲁迅骂的，终不坏。”

于是谈风又转到骂和批评上。鲁迅先生的所谓骂，除了揭发时弊，抨击反动，对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外，对于个人，其实倒是思想批评和思想交锋的典范，和粪帚式的随意糟蹋别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郁太太王映霞插嘴说：

“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的儿子！”[6]

大家便哄笑起来。

“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林语堂说。

▲

与海婴

鲁迅先生也笑着，一面又自己解释：“是的，我的孩子也骂我。有一次，他（指海婴）严厉地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这个小捣乱，我倒真的没有方法对付他。”

大家又哄然大笑起来。

在述说着这样的故事的时候，鲁迅先生总带着和善的笑容，使人感到蕴藏在老人心头的爱。这爱是博大的。一直到后来，我听他讲“义子”的故事，讲顽皮学生的故事，以及讲抱着单纯想法的革命青年的故事的时候，也仍然领会到同样的爱，反激起我曾经有过的同样的感觉。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初稿

十九日下午两点钟，我在办公的地方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问我鲁迅先生逝世的情形，我愕然了一会，因为那天为了一点私事出门，中午并未回家，也没有碰到文艺界的朋友，实在毫无消息。据我所知，最近鲁迅先生是渐就康复了，虽然有时候还有一点热度，他自己并不当作一回事，因此别人也以为已经没有事。他会死吗？我不相信。

说实在话，我当时还疑心这是某些人的捣鬼。鲁迅先生是一个战斗者，是非之分，善恶之辨，在他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虽受爱戴，也常招咒骂，这咒骂不但没有损及鲁迅先生的伟大，反而使他的人格更其光辉了。——在这壁垒对峙的社会里，如果竟有一个受各方面的爱戴，而不招一点咒骂的人，那才真是奇怪，真是不可思议呢。

然而这个“无损于他的伟大”，从咒骂者那一面说，当然是不能满意的。于是造几条离奇的谣言，如鲁迅患脑膜炎之类，借以泄忿，也是常有的事。

我想，鲁迅先生是不会死的。

▲

赵延年《鲁迅》版画

那一天直到我回到家里，得到另一个朋友的通知，才知道鲁迅先生真的已经在早晨五点二十五分，停止了他的最后的呼吸了。是的，他不过停止了他的呼吸。——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我仍旧相信，鲁迅先生是不会死的！

我赶到万国殡仪馆，已经过了下午六点钟了。馆前的灯光放射出幽蓝的线条。跑上二楼，看见五六张哀蹙的脸孔，在无言的沉默里，散布着低低的叹息。我们都认为这是个太大的损失：一个人类的正直者悄悄地离开这世界了。值班守灵的胡风先生领我到隔壁一个房间里，那里躺着鲁迅先生，瘦削的脸孔，隆准的鼻子，浓浓的眉毛、胡须，完全和活着一样。我默默地站在他面前，我看见一幅图画，那上面画着一个战士在休息。一幅多么庄严而又动人的图画呵！

▲

鲁迅先生的遗容

是治丧委员会决定各界瞻仰遗容的第一天。

我一个人走在胶州路上，关怀着这人类最大的损失之一。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从后面赶上前来，碰了一下我的袖角，问：

“请问，到万国殡仪馆向哪面走？”

我没有开口，只指了指前面，仍旧低着头走自己的路，关怀着这人类最大的损失之一。但因为孩子或前或后地和我并着肩，使我不得不注意起来。——那是一个脸孔黑胖、个子坚实的孩子，一头乌发，穿着蓝布长衫，蓝布鞋，两只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前面。为着好奇，我斜过头去看着他说：

“上万国殡仪馆干什么？”

“看一个人。”

▲

前往万国殡仪馆的队伍

我没有再问下去，仍旧默默地走着。将近殡仪馆的时候，远远就望见门前聚着不少人，孩子叫起来了：

“哦！那么多人，都是学生!”

“你也是学生吗？”我问。

“我已经离开学校，在商店里当学徒。”他看了我一眼，接着问：“你也到殡仪馆去吗？”

我点了点头。

“是不是去瞻仰鲁迅先生的遗容？”

“是的。”我停了一下，问，“你呢？”

“我也是。”

一个奇怪的念头忽然钻进我脑里，我站定了，朝着孩子说：

“你认识鲁迅先生吗？”

“不认识。”

“那为什么要去看他呢？”

孩子的眉毛动了一下，圆圆的眼睛睁得很大很大，说道：“为什么？我读过他的小说，多么好呵，你说我不该去看他吗？这是最后的一面了呀！”

我笑了，我感到无限的温暖。

▲

“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1927年1月摄于厦门

之后，在灵前，除了中年的、老年的、异国的人们外，我看到更多的是一批一批年轻的学生，一批一批工人的子弟，一批一批商店的学徒，我的眼前突然光明起来。我分明地感到：鲁迅先生并没有死，鲁迅先生是不会死的！

屋子里还剩下三十几个人，都是治丧委员会的办事人和鲁迅先生的亲属，大家屏息着，目光停在静静地躲在许多花圈中间的鲁迅先生的身上。看殡仪馆里的人替他换上衣服，裹好了被褥，缓缓地，他被放在那早已预备着的棺材里了。这时候，屋子的四周起了抽泣，起了哽咽，谁能吝惜自己的眼泪呢，对于这个巨人的消逝？我低低地叹息着：我们的正义的明灯熄灭了。

然而，从玻璃盖上露出来的鲁迅先生的面目，是和平的，安详的，好像一点痛苦也没有。他勇敢地战斗了一生，而现在，就这么安详而又和平地死去了。“杀了无泪的人，一定连血也不见”[1]。是的，他的血是为着孩子，为着弱者，为着正义和公道而流尽了，即使是最后的一滴，也都喂哺了我们。他喂大了许多青年——许多愿意继承他的斗争事业和反抗精神的青年。因此即使是到了现在，“仇人也终于得不到杀他之乐”[2]的。

鲁迅先生死了，被放进棺材里了。我忽然记起他说过的话来：“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3]又说：“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4]鲁迅先生一生就在进攻着这墙，进攻着这城壁，他不但不感到痛苦，而且勇敢进攻着，有好几堵墙，好几座城壁，就在他的手里塌下去了。这塌下去的，有新砖，有旧砖，有国货，有舶来品。凡所打塌的，也一定是应该打塌的东西。

城墙还没有塌完，鲁迅先生却离我们而去了。

▲

在景云里寓所

1928年3月16日摄于上海

我挥一挥泪，我要问：我们几时能够摆脱这许多城墙，看一看自由的天空，照一照光明的太阳，生活在丰足的社会里，毫无阻碍地犹如鲁迅先生所期望的呢？我的可敬的先驱者啊！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它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5]

在鲁迅先生出殡以及出殡以前的几天里，有一张小报上，就出现了和这类似的苍蝇。但也并不是真的发见了战士本身的缺点和伤痕，它大抵只找到衣服上的一个油渍，鞋底里的一撮污泥，营营不已。鲁丧怎样呀！鲁死怎样呀！甚而至于还有送殡者的动机怎样呀！然而，归根结底，仍不过是苍蝇们的营营而已。

实际的情况是清楚的：鲁迅先生生前不曾开过商店，办过工厂，做过什么企业的董事，他只凭着卓越的人格，伟大的思想，爱护青年和弱者的热情，为劳苦大众坚强斗争的精神，感动了这些工人、店员和学生，他们自动地请了假，来这里参加送殡。倘使只为看看“热闹”，他们肯走这许多路，流这许多汗吗？倘使只为见见“要人”，他们也早已点缀花絮，涂搽白粉，到小报上画自己的嘴脸去了。

然而他们都不曾，因此也都不是。

▲

在万国殡仪馆

当丧仪的行列走出了殡仪馆大门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二日下午两点半了。群众的队伍缓缓地前进着，唱着挽歌，喊着口号。在便衣特务和披“老虎皮”的“巡捕”的监视下，队伍高声地叫：“争取民族解放来纪念鲁迅先生！”我们的声音盖过了一切。我的心，联系着六千多颗奔跳的心，完全浸润在伟大的感情里了。

街道两边，自然也有看“热闹”的旁观者。然而他们也终于被感动了。我听到这样的对话，一个瘦长个子说：

“嚯！工人也来送丧，学生也来送丧，结合了这么多的人，这死人倒真有点了不起！”

“听说不是做官的，这可真算得有面子！”一个年轻女人搭腔。

也许这仍旧不免是旁观的议论。但是，却又不是每个人都能从旁观者口里得到这样朴素而合理的议论的呵。

▲

“五一”国际劳动节所摄

 1933年5月1日摄于上海

输送着歌声，传递着激昂的感情，丧仪的行列沿着西区宽阔的柏油路进行着。这些地方，本来是上海有名的“公馆区”，人行道旁边，就大抵是高高的围墙，冷落是比较冷落的。我猛地想到：从某个意义上说，这高墙头也正是压着鲁迅先生，压着我们这一群，使大家透不过气来的。现在，这六千多个人，已经追随着鲁迅先生，向这高墙头在示威了。他们也一定会学习鲁迅先生的思想，继承鲁迅先生的精神，向一切有形和无形的高墙头宣战的！

鲁迅先生永生在人们的心坎里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朋友们，把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尊敬，集中在一块吧！不论人们用怎样的荣誉来表彰这位伟人，……但最美丽、最神圣的坟墓，却在我们的心头。

——罗曼·罗兰：《和高尔基告别》

俄罗斯曾经被称作是善于做梦的民族，高尔基就是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这种梦想正是支持斗争和鼓励向前的力量，使他们从沙皇的专制下挣扎出来，走入了幸福生活的现实。

俄罗斯人的梦是并不缥缈的。

我在年轻时也耽于做梦。看惯了卑污、欺诈、威胁、残杀，知道自己是生活在怎样丑恶的社会里，就不免常常有愤世的想头，然而我毕竟并非佛陀，还不能“超凡脱俗”，又不是庄生，也无法躲进“唯无是非观”的境界，我分明的感到这眼前的现实的丑恶，为了暂时摆脱心底的苦闷，于是乎就做梦。

不过我的梦实在做得很低能。我觉得：倘使要中国好起来，使人民有比较像样的生活可过，短时期是难以办到的，所以我的梦常常拖到二十年后，三十年后，……一个悠长的时间里。这样就不免缥缈起来了，虽然我仍旧相信：有一天，愉快的日子总会到来的。

至于怎样才能使生活愉快，由谁来使生活愉快呢？我却一向没有细想过。直等读了鲁迅先生的文章，得到和先生通信的机缘，以至面领先生的教诲以后，这才渐渐地使内心充实起来，从他那里，我领略到对生活的真挚的感情，忠实于自己的希望的努力。到底由谁来使生活愉快的问题，于此获得一点体会，自己认为接近解决了。从那时起，我也知道随时尽力于梦想的实现，不再感到前途的缥缈。

这以后，我的匕首和投枪，就有了较为明确的目标。

▲

汤小铭《永不休战》

布面油画，1972年，108 × 140cm

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我和鲁迅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给《自由谈》投稿以后的事情。从一九三三年夏天起，我随时写些短文，投到那时候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去。文章的性质是并不一律的，大抵以抒情和记事为多数，起初似乎很太平，然而孽由自作，后来竟也写些感想，发点议论，由此闹出乱子来。因为那时候，鲁迅先生用笔名在《自由谈》上写稿，大家都知道了，但终于不知道他化的是什么名。我的名字，《自由谈》以外是不常见的，因为写得并不多。于是那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1]的文豪们，就疑神疑鬼，妄加猜测起来。他们在我的文章里嗅到一点异端气。却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在《时事新报》[2]的《青光》和《晨报》[3]的《晨曦》上，大排叭儿阵，表面上是围剿我的，骨子里却暗暗地指着鲁迅先生，大有刀口两面磨之势。纠纷由我而起，想起来，常常不免于歉然。

但我并不认识鲁迅先生，只得由他去。

这时候，小报上可就热闹起来了，有的说我不是鲁迅，有的说我终于还是鲁迅，真是议论纷纷。为了避免使人蒙无妄之灾，我就用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笔名，但有人说：这也是鲁迅。直到如今，还有人不肯相信天地间有我这么一个人存在，这对于我，真有点“和尚在此，我却何往”[4]的感觉。

但我其实并没有跑掉，可疑的倒是那些文豪们的嗅觉。

大概是因为《自由谈》不是同人刊物，投稿者缺少碰面的机会吧，到得第二年的年初，编辑先生愿意掏腰包，请大家叙一叙，除去两位太太外，其余的都是经常的写稿者，坐下来，恰好满满的一桌。

那一天，我到得不算迟，但先我而去的，连主人已经有五位了，鲁迅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互通姓名以后，他笑着说：

“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

接着就谈到叭儿们的阵容。怎样谈法呢？现在已经记不十分清楚了。但即使记得清，我想，也还是不说的好。这并非因为“叭儿今已化腾蛇”[5]，应该省事；倒是为了记忆已经零落，长此掇拾，不免把思绪搅乱，我将只有沉痛，写不出文章了。   

然而无论如何，鲁迅先生的亲切的笑容，简短有力的语气，即使到了现在，也还时时在我的耳边浮动，不易于忘却。早些时候的革命文学家，喜欢把他画成冷酷，今之“隐士”，又怪他多疑而易怒，好像一辈子不容易亲近。这其实是不确的。和鲁迅先生在一起，我没有一点局促的心情，便是在后来多次的交谈里，也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正相反，同他不但可以请教学术上的问题，也不妨谈谈私事，我觉得：长者的教导和侪辈的热情，是汇集于他的一身的。

▲

在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上

1936年10月8日沙飞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

那次宴会，虽然有几个是初次见面，但也有他的老朋友在座，所以他谈得很多。到了现在，这一桌里的人，有的提倡过幽默，到西洋去著书了；有的做过官，上东洋去讲学了；有的在翻译；有的在弄古书；有的并无争执，却默默地疏远起来；有的虽经论争，却仍在同一目标下努力。而最可哀痛的是：我们竟失去了鲁迅先生，回想起来，又岂仅一点感慨而已。

凡是接近过鲁迅先生的人，一定会神往于他的对工作的认真，和那种伟大的忘我的精神的吧。他总是那样地积极的：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将来的现在，抱了非常坚决的自信。他不但自信，而且也相信着中国的人民。他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6]

在这样坚强的自信下，中国人民正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创造自己的前途。

日本的报纸上，有好几次，登着鲁迅先生的谈话，一谈到中国的前途，他好像总是悲观的，这给了周作人以很深的印象，终于把鲁迅先生判定为“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7]。据我看来，这一转，是莫须有的。鲁迅先生相信自己，也相信中国的人民，那信心，永不动摇。只有对于另一群人，对于在这另一群人手里的中国的前途，他才是一个绝对的悲观论者。他看清楚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8]

对“荒淫与无耻”抱悲观，是一种自信。

鲁迅先生的伟大，就建立在这种自信力上面。他一生为中国民族革命努力，不妥协，不退让，一枝“金不换”[9]，扫荡了黑暗的一切。直到临死之前，面临民族存亡的关头，还给我们留下了坚强的战斗的提示。

应该说，他是一点也没有虚无主义的倾向的。

▲

鲁迅、周作人、爱罗先珂等8人的合影

1923年4月

不过在文学上，周作人说他长于整理，却还不算是“立异”，“异”的是只提这一点。

鲁迅先生长于创作，有《呐喊》《彷徨》等书为证，是事实；长于翻译，有《死魂灵》和他的对于翻译的意见为证，是事实；长于整理，有《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以及写成了大纲的《汉文学史纲要》和尚未付印的《古小说钩沉》[10]等书为证，也是事实。凡事实，虽有不同的看法，却决非爱憎所能掩。

《古小说钩沉》尚未出版，我们看不见，也且不提吧。即就已经出版的几种而论，有见解，有系统，有虚心的探求，十分谨严。他从来不肯把古书当烂膏药，像那些文学上的“贩卖商”一样，在自己的文章里胡贴一阵，他有的是锐利的眼光，认真的精神。

谁说他不长于整理！

▲

鲁迅编印《死魂灵一百图》

三闲书屋，1936年

▲

《古小说钩沉》手稿

然而鲁迅先生整理古书，却不曾被古书所整理。有一次，他对我说：“弄古书，要没有道学气，以免迂阔的拘泥；但他绝对不宜有才子气。”

过了一会，又微微叹息着说：

“要这样，即使求之今人，也是很难得的。”

对于他的话，我虽然倾听着，却没有进一步仔细询问，因为我正神往于他的谈话的姿势，那种严肃而又诚挚的态度。我想：倘使他有闲，又高兴谈，即使接连谈上几个通宵，也不会令人厌倦的吧。

“费点工夫，你可以整理一部文网史出来吧？”

我吃了一惊。那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我，在等待着回答。我只能嗫嚅着说：“这，我的能力怕够不上！环境是一种阻碍，何况对于古书，我不过随便翻翻，没有准备在这上面用力气。”

“随便翻翻是可以的，但必须不随便乱写。”

他想着，把手里的烟头抛掉了，严肃地接下去：“是的，还是多看一点外国书，对于你，这是更为有益的！”

叫我多看一点外国书，也并非不经思索的敷衍。

前年秋天，我在一封写给他的信里，说自己很愿意学习日语。借此可以多看一点书，并作翻译时候的参照，请他给我介绍几本日语的学习书。回信来了，他劝我划出三四年工夫来，先学日语，其间也带学一点俄语，并且不要间断。他又告诉我日本翻译界的情形，和学日语必须注意的几点，那时候，他正在生病，还发烧。

过了几天，内山书店关于日语学习书目寄来了，书名上加着箭头的，是书店老板的推荐，鲁迅先生就在推荐的书里挑了五本，我当时因为一次买不起，包括日语学习班的教科书在内，只选买了两本书，至于后来用来自修的，却并不就是这两本。

学习班支持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不得不宣告结束。

我的学习日语的计划也随着失败了，原因很多，一时说不清，我也没有全部告诉他。但鲁迅先生仍旧给我鼓励，劝我自修，不要间断。我又终于间断了，而且还索性完全放弃它，所以放弃的原因也很多，一时说不清。但我得承认一点：艰难犹如钢铁，只有奋斗的火力可以熔化它，然而我没有，我因此更加想念鲁迅先生了。

▲

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村寓所门前

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

这以后，有许多日子不曾碰到鲁迅先生，也没有通信。

直到今年春天，因为往江湾路去找一个朋友，回来的时候，才又在一个地方碰到他。他的脸色很憔悴，有咳嗽，但说话还是那么风趣，有力，使人失笑，又促人深思。

我们坐下来，谈着闲天。自然，这闲天总离不了文坛和在这“坛”上活动的角色，正如有一位先生所说，鲁迅先生在私下谈话里，也常用有趣的比喻，来臧否人物的；但只要是自己人，即使是“否”吧，他也总留着余地，寄托着希望，他是决不肯对同一阵营里的人“格杀勿论”的；被鲁迅先生所“格杀勿论”，必然是无可救药的昏蛋。

“叫他屈服，要不然，就消灭他！”[11]

当我问起他的健康的时候，他叹息说：

“我想做的事情多得很，但现在，也要为体力所限了。”

沉默了片刻，他问我道：

“前回说的那一段事[12]，有没有单独把它写成文章的意思？”

“有是有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写。”我说着，又反问：“先生以为很可以写下来吗？”

“可以写。但其实也平常，在中国，这一类事情太多了。”

他的脸色有点凄苦，像是在回忆。

“写了出来，是讽刺。也就因此，检査‘老爷’要把我的名字从中国驱除。但是，这却是一件颇为费力的工作。”说到末一句，他笑了。

这半年来，我因为囿于人事，没有去访问过鲁迅先生，对于他的病，也只能写几封信去问候，今年六月三日，是他病势转剧的时候，他在来信里说：“我病加重，连字也不会写了。但也许就会好起来。”

是的，谁不希望他好起来呢？

而他也终于好起来了。不料噩耗就跟在这“好起来”的后面，他终于渡不过一九三六——这可诅咒的一年！大战正待爆发，而我们已经失去了两位最正直的、最爱和平的巨人[13]。

这悲痛是世界的。

▲

在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上与青年交流

1936年10月8日沙飞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

鲁迅先生一生反封建，反道学，反开倒车，进攻改良主义，进攻一切旧堡垒；近十年来，他的旗帜更鲜明了；反帝，反法西斯，反买办资产阶级，扫荡了帮闲艺术家，“民族主义”文学家，给新文学开辟了一条阔大的道路；给中国革命披荆斩棘，培育了坚强的力量。他是新中国文化事业的伟大的奠基者。

对于他的死，人民的损失，远远地超过于个人的哀痛。

然而鲁迅先生的精神并没有死，死亡的对于战士，是空漠；对于活着的同伴，却是一种激励。从此以后，爱先生的人，将会更爱先生之所爱，而更恶先生之所恶的吧。后死者的肩上，重起来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稿

一九五三年八月改正

本文选自《唐弢文集（第六卷）：鲁迅研究卷（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标题为编辑所加。

注释：

《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

[1]《花边文学·序言》，《鲁迅全集》第五卷《花边文学》。

[2]赛珍珠（Pearl S.BucK），美国女作家，出生于中国，著有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大地》《爱国者》等书。

[3]荷马（Homeros，约公元前九世纪在世），古希腊诗人，生于小亚细亚，是一个到处行吟的盲歌人，采用传说编成史诗，相传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欧洲文学史上对于荷马是否确有其人，曾有争论。

[4]“小猪八戒”，北新书局出的一本童话《小猪八戒》，里面触犯回族禁忌，引起抗议，北新一度停业，改名青光书局，当时称“小猪八戒”案。

[5]“闲话扬州”，易君左著《闲话扬州》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内描写扬州风俗习惯，为扬州人所反对，经调解后，由中华书局登报道歉。

[6]海婴当时还不满五足岁，所以把天真的孩子的意见，引为笑谈。

《鲁迅先生丧仪散记》

[1]《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

[2]《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

[3]《长城》，《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

[4]《“碰壁”之后》，《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

[5]《战士和苍蝇》，《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

《记鲁迅先生》 

[1]《准风月谈·前记》，《鲁迅全集》第五卷《准风月谈》。

[2]《时事新报》，受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财阀孔祥熙津贴、后来由其接办的一张报纸。《青光》是它的副刊，一度曾由进步文艺界占领。

[3]《晨报》，国民党C·C系主办的报纸，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潘公展担任社长。《晨曦》是它的副刊，由穆时英编辑。

[4]事见明朝赵南星《笑赞》，题为《和尚》：“一和尚犯罪，一人解之，夜宿旅店，和尚沽酒劝其人烂醉，乃削其发而逃。其人酒醒，绕屋，寻和尚不得，摩其头则无发矣，乃大叫曰，和尚倒在，我却何处去了。”这里借用其意。赵南星，字梦白，又号清都散客，高邑人。著有《学庸正说》等书，又有《芳茹园乐府》一卷。

[5]这是有人步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原韵所作打油诗里的一句，登在《自由谈》上，颇为鲁迅先生所称赏；他又认为沈兼士和诗“眼前一例君须记，荼苦由来即苦茶”。也是“见道之言”。

[6]《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

[7]这是鲁迅逝世后，周作人对往访的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说的话。

[8]伊·爱伦堡的话，鲁迅曾加引用，见《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且介亭杂文二集》。

[9]“金不换”，鲁迅经常使用的一种廉价毛笔的名号。

[10]本文写作时，《古小说钩沉》，尚未出版。

[11]高尔基语。

[12]我记得说的是关于检查邮电、扣留书报的许多情况。最突出的一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东北，美国Vanity Fair杂志上登了一幅漫画，画着日本天皇替军阀在拉炮车。当这期杂志刚刚邮寄到上海的时候，国民党卖国政府派出大批检查员，赶到邮局，把所有的Vanity Fair都扣留了。

[13]另一位是指高尔基，他是同年六月十八日逝世的，比鲁迅早离开我们四个月。

- End -

（图文如需转载请与公众号后台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