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被制裁，华为给出了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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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开战”，首当其冲者厥为中兴。

风口浪尖，举国汹汹，嬉笑怒骂，爆文迭出。而作为友商中“别人家的孩子”，继“体量=BAT总和”、“清理34岁以上员工”之后，华为又一次被高亮出镜。

BAT被视为IT界“黄埔军校”，其“毕业生”在创投圈的活跃度蜚声遐迩。华为的销售收入在2016达到BAT总和，出入其门的创业者，蔚然深秀，事实上也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

华为创业员工独成一系，与同样声名在外的金山系、盛大系、腾讯系相比，丝毫不落下风。反观从中兴出来的创业者，江湖上难得一见。

从此侧面来观照华为，管中窥豹，“同心若金，攻错若石”，或可以为中兴鉴。

  走出华为去创业  

李一男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这个1970年出生湖南人，15岁考入当时的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23岁硕士毕业加入华为，25岁成为华为总工程师，27岁出任华为副总裁，一度被视为任正非的接班人。

2000年，“天才少年”、“通信专家”离开华为，创办港湾网络，业界震动，咋舌不已。港湾网络主要从事宽带网络通信技术和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与华为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如今华为员工的工号已逾30万，在职员工则约为18万。简单加减一下，“走出华为”的离职人数超过十数万之巨，除内部淘汰之外，每年从华为主动辞职的亦不在少数。这个数字大略可见华为系创业者的规模，称之为 “隐形军团”毫不为过。

华为人发起的创业平台华创俱乐部会长许炳如说：“在深圳的科技园，随便一家小公司的创业团队里就有可能找到华为人。”

前华为资深人士创立的投资机构腾股创投，曾经在2017年整理过一份包含252个创业项目的华为系创业榜，对其覆盖领域、成立时间、地域、融资阶段等做了详尽梳理：

创业领域:
252个创业项目覆盖超过16 个领域，其中硬件/消费电子最多，占比为15%，分布较多的领域还包括企业服务、电商、金融、本地生活。
 

成立时间：
公司成立时间大都集中在2014年和2015年，最早的龙电电气成立于1996年。
 

地域：
作为华为大本营，深圳超过了北京，成为华为系创业者的第一选择，其他排名前列的区域包括上海、江苏、杭州、成都等。
 

融资阶段：
天使、Pre-A轮、A轮最多，有12家上市企业。

上市 12 家：

 Pre-IPO 5 家：

新三板 14 家：

已被收购 5 家：

另外，C轮、D轮共 7 家；B轮 28 家；A轮 60 家；Pre-A轮 32 家；天使轮 89 家。

十年前华为系创业者以通信、电子产业为主，此外咨询培训行业的华为军团也非常可观。互联网创投数据库IT桔子曾对各大公司创业派系做过统计，华为系创业公司按领域划分，最多的是企业服务类，其次是电子硬件，华为印记赫然醒目。相比之下，阿里系创业者电商类最多，腾讯系则以游戏、社交类为主。

现在，华为系创业者更为广泛多元，遍布互联网、电商、O2O以及炙手可热的智能硬件。明星人物如前华为副总裁李一男、前华为荣耀总裁刘江峰，便先后宣布了智能电动自行车、生鲜电商O2O的创业项目。

  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  

华为多年奉行高薪政策，即便经济低迷，也会尽力保证员工收入不减，甚至领先行业水平。《华为基本法》有一句话，“华为公司保证在经济景气时期和事业发展良好的阶段，员工的人均收入高于区域行业相应的最高水平。”

今年3月30日上午，华为控股有限公司公布了其2017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华为全年整体销售达到历史性的925.4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036.21亿元），同比增幅15.7%，经营活动现金流高达963亿元。全年营业利润为86.45亿美元（人民币563.84亿元），同比增幅18.7%；全年净利润72.75亿美元（人民币474.55亿元），同比增长28.1%。

业内有说法，“华为会赚钱，更会分钱。这也是华为持续增长、壮大的关键。”年报显示，华为2017年支付雇员工资、薪金及其他福利为1068.51亿元，较2016年增长将近127亿元。此外还有171.55亿元的“时间单位计划”。

此外年报还披露，目前华为拥有员工约18万名、超过160种国籍，海外员工本地化比例约为70%。以18万员工为基数，不计算离职计划项目金额，仅以支付雇员工资、薪金及其他福利金额、时间单位计划项目下金额计算，2017年华为员工人均年薪酬为68.89万元。

《华为研发》作者张利华说过，“华为的诚信，特别是在利益问题上在金钱问题上对员工的诚信，让他们感动。”甚至离职，华为都会在员工办完离职手续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将股票总现值结算好，分文不少打到员工账户。

那么吃瓜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来了：为什么要从华为离职投身创业？

职业瓶颈是悬在很多人顶门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华为员工的薪酬主要包括三部分：基础工资、绩效奖金和股票分红。外派海外的另有补助。

华为还设计了一套“定岗定薪，易岗易薪”的职级制度，将工资薪酬根据岗位来设定，共有13级到23级（公开可查到的是22级，像余承东这个级别已超过23级），每一级设A、B、C三个层次，不同级别的基础工资大概相差4000元至5000元。如应届本科硕士入职通常是13级，博士是14级，社招则根据看工作年限及岗位的重要性，普遍在15级至19级。18级起属于管理层。

目前，华为约18万员工中，基干、中干及以上干部约1万人，占比约为5.56%。僧多粥少的达尔文游戏，扶摇而上者注定寥若晨星。

2012年从华为离职的姜天露，曾在《再别华为》中说，“我外表平和，但骨子里其实是非常骄傲的，从来没有臣服过谁，领导对我好，自然没问题，一旦领导对我强硬，一定会激发我的反抗。在华为以强硬领导风格著称的公司里，我的上升空间注定是有限的。”

上升通道缺失，工作缺乏激情和新鲜感，看到20年后的自己不时在脑海盘旋，自然难以安定。

工作压力也是相当一部分人所不能承受之重。

华为的绩效福利固然令人艳羡，其考核制度也极度严格。考评为C或D，三年不能涨工资、配股，当年奖金为0，号称“一C毁三年”。

此外，据华为员工透露，“员工所有的加薪、配股和奖金，都跟所在的团队、代表处的组织绩效以及个人绩效挂钩。”一C不仅毁三年，还很可能毁队友。

U—Cloud创始人季昕华在谈及华为对他的影响时，印象深刻的是“大家都很拼命”。品尚红酒创始人张辉军说：“每天晚上9、10点，公司还灯火通明，这就是我们与其它同行的不同。”品尚红酒为企业文化定了三个关键词“狼性、创新、快乐”，“狼性”排在第一位。

2001年就从华为离职创业的南方略咨询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刘祖轲评论说，在华为工作意味着你要把全身心都献给华为，这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前段时间，有关华为裁员的传闻一度成为坊间热议话题。有匿名者在华为内部论坛发帖说，听见主管表示“华为中国区开始集中清理34岁以上的交付工程维护人员，研发部门开始集中清退40岁以上的老员工”。

不喜欢这种氛围，也不愿继续熬下去，于是离职，或跳槽，或创业。这也是很多华为人离职的共同理由。

家庭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1996年进入华为的姜天露，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院。在2001年华为开始评定技术专家资质的时候，他被评定为5级技术专家，仅次于当时的中央研究部部长李一男的6级。

2003年他转战国际市场，数年间倥偬周旋于南非、埃塞俄比亚、巴西、阿联酋、伊朗、英国等6个国家。“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直到2007年方调回北京。然而因为忙于工作，与家人仍是聚少离多，以致几岁大的女儿写纸条对其痛加挞伐。

2012年，华为又要调派其南下深圳。考虑到孩子的教育、家庭生活、人脉关系等，他选择离开华为开始创业。

2006年进入了华为的王宁，脚步遍及深圳、福建、南京，2011年，有了孩子的王宁如愿以偿回到北京。2012年，女儿要上幼儿园了，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王宁却无法帮女儿进一家更好的幼儿园。“你在华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圈子还是只有这么点大，连个幼儿园都找不到。”一气之下，老婆带着孩子回到了老家成都，夫妻俩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这件事对王宁打击很大。

最为根本的原因，则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涉及“华为”的话题总是很热，且主角大多数是“任正非”。任正非背后的华为军团，却鲜有其他个体知名。这就是华为的螺丝钉文化——在华为，每个人都是一颗优秀而无闻的螺丝钉。

华为在企业精神层面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狼性”，即华为高强度、半军事化、注重纪律的企业文化。

军事化、纪律性这枚硬币的背面，就是螺丝钉精神。

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仓廪实、衣食足，必然会有超越其上的追求。

“我是听着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做的决定，这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是毒鸡汤，对我要对抗中年危机的人来说，就是十全大补汤。”姜天露如是说。

他离职后做了两年家庭云存储，随后其研发团队被人看中收购。一般人看来，企业被收购便可谓功成名就。但姜天露一心要将企业做到上市。“一旦你的公司被收购，你就会在不久后选择离开，你不为任何人工作，你是一名创业者。”

王宁34岁从华为辞职，放弃高薪创业做古琴。回忆华为的岁月，他说， “就像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一样，”生活毫无乐趣，“每个人都是生产线上的一个螺丝钉。”

从华为离职他自觉庆幸，“未来在通信行业不缺我这样一个工程师，但我觉得在古琴行业，缺少一个我这样的匠人。” “任正非40多岁才创建华为，他一定羡慕我们这些才30多岁就出来创业的。”

当机会扑面而来千呼万唤，公司又承载不下所仰望的星空，那么听从内心的声音，离职创业似乎是必然选项。

  华为烙印  

相比BAT的离职创业者而言，华为系创业者有何特出？

不论是外界评价还是华为离职者自身口中，“低调”都是最高频标签。华为离职创业者受关注的程度远不如BAT巨头。舆论认为这是任正非治下华为企业文化中内敛风格的延续。

“公司基因不一样，创业生态也会不同。华为系相对务实、低调，腾讯系、阿里系就更加开放、活络。”浙江华友会会长金颖说。他在华为工作8年，从华为离职后，他成为一位连续创业者，还一度和前阿里人一起搞过创业项目。

韧性、执行力强，也是狼性文化的馈赠之一。

原华为软件工程师郭文昌，2009年辞职创建家政服务O2O公司爱洁家。因为找不到合伙人，最后他从农村老家找了两个在外务工的老乡合作。最初两年每天背着工具走街串巷摸索怎么做服务，结果这两个老乡中途退出了——因为太累。

“他们做惯了体力活的都觉得累，我一个白领出身的都不累。”郭文昌笑谈。

此外，华为人心知肚明的一点是，“与阿里系、腾讯系相比，在互联网创业上我们确实不占优势。我们更注重产品，他们则擅长概念、模式。”

“微话”创始人杨锦程形容，其创业过程就是不断的测试优化产品，“一遍又一遍的试听，看哪个通话质量更好”。

杨锦程认为，好的产品才能留住用户，光烧钱徒劳无功。他举了团购网站的例子：“当初烧钱的那么多，为什么活下来的是美团？因为它把服务做好了。”

郭文昌的个人电脑里，存满了各种设计图，从家电清理操作标准规范的确定，到ERP系统的开发，再到最近的APP设计他都亲自操刀。几年里他个人就发明了多种空调、油烟机清理专用设备并申请了专利。

今年，一家全国知名的家政O2O公司老总登门洽谈合作。这位老总最后下结论：“你们这个公司呀，互联网思维不强。”

但是，郭文昌从未觉得互联网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他认为重中之重是技术。

他认为，服务业是需要时间体会的，互联网入口是最末的一环，也是最容易的一环。为此他亲自当了两年的清洁工，花了一年时间开发ERP系统，最后才是手机APP。“很多细节只有自己亲自跑过业务才知道，才能保证系统的便捷高效。”“数据我也能刷上去，但没有意义，我有一万个客户就服务好这一万个客户。”

  创业者的自我修养 

大木不材终其天年，雁以不鸣而见杀，世事泰半是一把双刃剑。

低调务实促成了华为系创业者产品上的扎实，另一方面，却也妨碍了优秀产品的传播；

执行力强，也有可能专注于埋头拉车，却忽视了抬头看路，还有可能长于从1到N，却无所措手于从0到1；

讲方法、有步骤，部分场景下就有高举高打、不接地气之嫌；

和娱乐至上的互联网思维尤其扞格难入的一点，是正统技术、工程师思维畸重，产品不够“坏”、不够好玩。如陌陌之类带着些“坏”的产品，就注定与华为人无缘。

但原公司文化和价值观刻下的印记，是系出名门的创业者的通病，并非华为所独有。

在百度内部，三军未动流量先行，坐拥千万习以为常，很多员工直到出来创业，方知流量金贵。蔡虎第一个创业项目是百度的爱乐活，一度曾被同行吐槽：坐在写字楼里也想搞地推，不接地气！

BAT中，腾讯的福利尤其好，为员工提供20—50万元不等的免息住房贷款、30天全薪病假、班车线路更是高达300条，养尊处优之下，员工依赖性渐长，即便开始创业，心理舒适区域也根深蒂固，热衷混圈子，站台者寡；

阿里高管实干派居多，执行力爆表，被视为创业公司COO的“黄埔军校”。陈国环、吕广渝、干嘉伟等，都是离开阿里后出任其他公司的COO。但作为长于营销的公司，出身阿里的极个别人士，有时候也会利用熟极而流的炒作路数自抬身价。

此外，作为领域内的超级巨头，BAT和华为一样，均已形成完善至极的管理体系，组织构架对螺丝钉精神推崇备至，大兵小将概莫能外，战略思考、开拓、颠覆式创新等创业者所急需的能力，相对偏弱。

但这些也并非一成不变盖棺定论。

此前在杨锦程60多人的公司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负责公关事宜。搜索关于“微话”的新闻，只有几篇行业分析文章提到了“微话”。

这与眼下的互联网创业圈反差巨大。一般来说，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就算只有三个人，公关总监或市场总监也多半要占一个名额。

但在朋友建议他多跟媒体接触后，他表示赞同。“这的确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短板，”杨锦程承认，并尝试做出改变。

随时复盘，创新求变，与时偕行，这也是华为深植的基因。

刘祖轲说：“华为出来就像经过特种部队训练，虽然苦但是有本事。”

汇川技术等12家公司做到上市，红酒电商品尚红酒、大数据公司U-Cloud等成为行业领导者，均是华为系创业军团的佼佼者。他们能有今天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端赖华为基因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