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会友（第5期）：《鼠疫》
作者介绍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与萨特并称为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两名作家。
代表作品：《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的神话》
关于《鼠疫》
《鼠疫》发表于1947年，与小说《局外人》，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神话》并列为加缪最重要的三部作品。这三部作品也完整地建构了加缪的哲学观——荒诞与反抗。
小说分为五个部分，内涵丰富，从最浅显的抗击瘟疫，到不同的人性在面对疫情的选择，及深邃的世界的荒诞性，有许多视角可以解读这部小说。小说故事发生在人口20万的城市——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奥兰。从4月16日到4月28日，主角里厄医生发现零星的死鼠，到最后新闻报道的6231只死鼠被焚烧。人们的焦虑与日俱增。里厄医生猜测鼠疫可能卷土重来。但彼时的大众似乎只对死鼠焦头烂额，希望当局采取措施，却并没有意识到可能存在的危险。为平复群众的不满，灭鼠处29日发布公告称——鼠害现象骤然停止。然而，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医生发现了第一个病人。病人如同牵线的木偶，并高烧、呕吐、淋巴结肿胀。里厄向当地派出所汇报，却被认为企图搅乱安宁。
当第一个病人死去时，市府报纸却只报道死鼠，不报道死者。人们似乎也更关心前者，原因在于——老鼠死在街上，而人死在家中。随着病患增加，省府不得不召开会议。但最高首脑仍然表示，“如果你们愿意，就赶紧办，但别声张”，他自大无知，仍然坚信这只是一场虚惊。所以，所谓的公告，也不过是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发了一条措辞轻浮的消息。直到医院人满为患，连学校也被改建成医院时，直到街道上再无欢声笑语而满是沮丧时，省府终于向总督府提出请求——封城。人们毫无思想准备，他们的出行被突然限制，许多亲人、朋友、恋人在前几天还相约再见，今日便渗出永别的意味。贸易失去了生机，旅游业全停，公共设施逐一关停，人们无所事事，整日在街上游荡，电影院与咖啡店成了最受欢迎的场所。与此同时，一些可笑的谣言开始出现——喝纯葡萄酒可以杀灭细菌，含薄荷片可以预防疾病，致使这两样东西的价格飞涨，不少商人借此大捞一笔。
很多人的内心仍然没有接受鼠疫这一事实，市府颁布强制申报病情，可有些病人的家属大门紧闭，宁愿与亲人相守也不愿分离。城门时有斗殴事件，宪兵的神经也越来越紧张，担心人们会揭竿而起。与此同时，市里的帕鲁纳神甫开始以宗教的形式安抚人心，但他宣称这一切都是罪有应得,于是许多人应声跪地不起。民间服务机构成立，鼓励健康的人参加到救护工作，却引起了市民的不满。大难当中，一些人反而增长了享受生活的热情并已在纵欲“狂欢”。在相对短小的第三部分，加缪写了被封锁的城市内，人们如何死亡。首先是人们对死亡的态度。由于物资短缺，连吃饭都需办手续，人们反而不去多想有关疫情和死亡的事，转而专心致志地设法存活下去。一些地区试图逃窜，并组织示威，抱怨面包短缺，但很快被平息并加强管制。
在情况初发时，市府便采纳了医生们的建议，决定由市府统一处理殡葬事宜，防止病菌进一步传播。随着死亡人数增加，棺材成了稀缺品。于是，市府组织统一火化，但市民却担心火化的浓烟会扩散传染，因此不得不加修管道，改变排烟方式。后来有人提议丢到海里，也被否决。最后，连公墓也不够用了，人们只能一个摞着一个被胡乱地埋进土里。 疲劳让人们无力表现出任何多余的情感，高强度的医疗救护工作使医生们也渐渐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冷漠态度，医患矛盾在加深。但市府仍然作出态度积极的公告，突出表现“沉着和冷静的动人典范”，但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只要去隔离营走走便知。就在医疗机构逐步开始试验血清，医疗人员接近极限的时候，疫情的传播突然稳定了，虽然病情呈现了新的形式，但一直巧妙地维持着一种平衡。书中从未明确给出鼠疫的消散与医疗人员的工作有必然的联系，它更像是在奥兰开了个玩笑，而后又匆匆离开。但这并不能抹杀里厄等人对鼠疫的抗争。
当老鼠重新开始活蹦乱跳地出现在街头，人们开始发自肺腑地乐观起来，进而出现了不可忽视的降价风。危机解除了，城市又开放了，外地的亲人、朋友、爱人纷纷来到这里，人们相拥，喜极而泣。可另有一些人，他们只能茫然地在公墓寻找他们亲友的墓碑或尸体，无人在意。
鼠疫已经过去，但它已经彻底改变了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在反抗的过程中，不少人寻找到了存在的意义或归宿，有人在死神身边找到了安宁之处，有人体会到了生命的存在。疫情下的众生相
《鼠疫》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通过描写几个人物在鼠疫中的作为和想法来反映这场灾难带给所有人的冲击。文中每个人物都代表着社会某一类人物。
小说的主要叙述者也是故事的核心人物，一个叫里厄的医生。他是一个隐于人群的普通医生，在鼠疫事件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也是推动情节和连接其他人物的核心。在疫情刚刚扩散的时候，里厄向省政府提出隔离建议。在疫情期间投入于病人的救治，并影响了一群志愿者跟随他投身于防疫和救治工作。“在每天的劳作中。其余的一切都系于游丝，系于微不足道的举动，不可在这里恋栈。做好本职工作才是关键。”这种冷静和理性也映射出大部分医护人员的心理。救死扶伤就是这是这份工作的职责，是无需思考的本能行为。当然政府可以宣传他们为英雄，因为一个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意志的作用，正面英雄化的宣传，让更多人对这份职业产生敬意，或者认识这份职业的价值，继而投身于医疗事业。
小说的第二个人物，约瑟夫·格朗，一个市政府职员。生活平淡无奇，老婆也离他而去。他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他私下在写一本小说，然而毫无天赋，只能在一行句子中反复斟酌。但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很早就主动加入了防疫组织。白天上班，晚上做志愿活动，他不觉得这是什么壮举，而是理所应当的事。从格朗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好像可以找到大部分人的影子。过着普通的生活，但心里还有一丝梦想；带着一点英雄主义情怀，有机会愿意为社会出一点力量。加缪一直拒绝歌颂英雄主义，因为他觉得抗击鼠疫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如果这个小说里非有个英雄不可， 加缪推荐微不足道的格朗。似乎是通过格朗来表达面对天灾，作为一个普通人，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与这个世界抗争。
第三个人物是旅行中遭遇鼠疫而滞留在这座城中的记者朗贝尔。封城之初，因牵挂巴黎的女友，曾设法逃出城。最终，基于同情和道义他放弃了逃走，而加入了救援队。他的思想经历了艰难地抉择和摇摆，作为一个异乡人被困于一座瘟疫之城，他的恐慌和孤独感是十分符合情理的，所以他一开始无法像本地人一样积极地投身于斗争，而是想尽办法买通守卫出逃，这不只是自私的缘故，而是一个局外人的自然反应。作者并没有对他进行道德指责和绑架，而是始终温和地听之任之。这恰是加缪想要表达的，即人道的同情。朗贝尔是去是留始终是他个人的选择，没有人有立场对他进行道德批判。而作为一个有良知和怜悯心的人，面对医生和朋友们的抗争，他后面思想的转变也是十分自然的。
小说的第四个人物，一个神秘人物科塔尔。他在书中以自杀未遂登场，他惧怕被警察抓捕，甚至因此渴望地震，希望世界同自己一起毁灭，他的人生经历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而一点点地透露，带有一定的悬念。鼠疫的爆发使得警察无暇顾及罪犯，科塔尔突然变了一个人，开始积极投入到各种社交场合，并表现出无比的自在和活跃。因为疫情期间物资紧缺，价格飞涨。科塔尔通过倒买倒卖，发了小财，是疫情的受益者。在鼠疫似乎要结束的时候，被围困已久的人们开始松弛和欢喜，只有科塔尔因疫情的退散而懊丧不已。后来焦虑疯狂地向人群射击，被警察逮捕。科塔尔折射出社会中的一类人，因为各种原因人生不顺遂却把失败归结于社会和别人，见不得别人好。而遇到机会便没有底线大发国难财。他揭示了鼠疫背后的人类痼疾。
第五个人物，让·塔鲁，他是鼠疫中很多细节的记录者也是本书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塔鲁年轻时目睹父亲作为法官对一个犯人的审判死刑时，对法庭产生了厌恶和恐惧，甚至视父亲为无情的刽子手。他无法接受建立在死刑基础上的社会，所以变得绝望悲观，离开了家。塔鲁有记笔记的癖好，小说的许多事件和人物也是从他的视角呈现出来。在鼠疫扩散时，塔鲁主动向里厄医生提出组建志愿卫生防疫队。在抗疫过程中和里厄医生结成了深厚的情谊，但作者安排塔鲁死在漫长的鼠疫即将告结的前夜。这样的结局带给读者强烈的冲击。而作者就像是一个局外人一样，不带任何情绪，只让我们看到生活的真相，死神的无情。
在这本书中，还有一个特别的人物，帕纳卢神父。他是一个有学识有激情的耶稣会会士。鼠疫初期，帕纳卢试图以鼠疫激起人们心中的罪恶感，并以此促使人们悔过向善。但当神父亲眼看到一个无辜的男孩被鼠疫折磨致死的场景，这无疑强烈动摇了他对上帝的信仰，他开始思考一个教士如何能去看医生，但他没有承认这一点。帕纳卢最后死于疑似鼠疫，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他愿意接受上帝安排，而拒绝就医。在神父身上，寄寓了加缪对宗教的反思与质疑。
最后，这场历时十个月的鼠疫终于结束了，但里厄医生却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冷眼旁观着欢庆的人群，不仅仅因为鼠疫带走了他的妻子和挚友，而是他深知作为疾病，鼠疫杆菌不会灭绝，而是随时可能带给人灾难和教训。推荐理由
《鼠疫》小说本身没有跌但起伏的剧情，却能让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它的成功在于它的象征性。第一是用鼠疫来暗指法西斯在欧洲肆虐，而鼓励人民奋起反抗。二是象征人性之恶，或者由人类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罪恶。而第三层的象征，就是这个世界的荒诞性，即“人的呼声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类人，或者说一种人生态度。里厄和塔鲁代表了某种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良心和本能，就是对待鼠疫，我们需要抗争，正是这种朴实的想法一直是他们坚持下去。朗贝尔象征着我们被抛于世的人生状态，面对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多大程度上需要负担责任，还是只要追求自己的幸福。而科塔尔代表一类唯利主义者，他们对鼠疫本身的灾祸不闻不问，只关注这背后的利益，他们在道德上既不信神，也不具有自我约束力，完全放任自己的利欲熏心。格朗代表着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默默无闻，没有什么超凡的才干，但是愿意为社会贡献出一点力量，平凡但又那么不可或缺。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疫情期间推荐阅读这本书，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本书对正义，对善良，如何在公众事件的舆论中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有些思考。赵秀敏，华理商学院15中法MBA
华理风华读书会联合创始人，会长
兴趣爱好：旅行，运动，阅读
就职于友邦保险
文字 | 赵秀敏
编辑 | 烨 烨
审稿 | 慧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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