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础，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建设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纳入两步走战略，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中国已经“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2020年到2035年是我国由中高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中等收入群体比例需要从现在的30%左右提高到50%以上。

如果仅从收入的角度来测量中产阶层，得到的就是“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是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新著《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一书的重要研究对象。

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学里属于“中产阶层”研究的范畴，李强教授从事中产阶层的研究已40余年，为这一领域贡献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学术作品，这本著作是李强教授在社会分层和中等收入群体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该书于2019年底由三联书店出版，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学术圈及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李强著，三联书店出版

中等收入群体与传统的中产阶层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该书指出，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包括了经济、职业和知识的维度，这一阶层在收入、财产、消费和生活状况方面达到小康水平，在职业上属于白领阶层，教育上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如果仅从收入的角度来测量中产阶层，得到的就是“中等收入群体”。

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目前还没有统一标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一般把收入位于中位数50%到150%之间的群体作为中等收入阶层。

国家发改委在2005年提出的一个标准——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下限，其3倍为上限来框定中等收入群体。

李强教授则提出了以人均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方法。

不管用上述哪种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大约都在20%~30%之间，与“橄榄型”的分配格局仍有较大距离。我国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的绝对值仅达到美、英、德、法等发达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按照1975年美国劳工统计局计算中等收入群体的测量标准，当时美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已占到70%以上，这也是我国希望在本世纪中叶达到的目标。

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社会保持稳定和走向繁荣的重要基础

我们党之所以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重要发展目标，是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是最重要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李强教授指出，中等收入群体首先是介于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缓冲层，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冲突的作用；其次，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代表，趋向于保守温和；再次，这个群体具有庞大的消费需求，为经济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动力。

因此，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社会保持稳定和走向繁荣的重要基础。

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中低收入群体产生了较大冲击。李强教授强调了关注“中等边缘层”和“中等过渡层”这两个群体的重要性。中等边缘层刚刚迈进中等收入群体，经济地位较为脆弱，抗冲击能力较低，在疫情中面临着巨大挑战。许多重大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往往是在危机中地位下降的中等收入群体导致和参与的，一旦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出现下滑，生活不稳定，不满情绪高涨，将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因此，从近期来看，迫切需要政府对中等边缘层提供政策性辅助和保护，防止中等边缘层落入底层，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新的增长点

从长期来看，为了让我国社会具有橄榄型结构，则需要在“中等过渡层”上发力。这一群体是低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最接近的部分，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预备军。

在我国，中等过渡层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具有一定技能或从事经营活动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虽然是大城市的常住人口，但仍或多或少受到各方面的排斥和挤压，阻碍了他们加入中等收入群体。

李强教授指出，我们应该进一步推进和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通过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把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排斥变为帮助和改善，使他们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的增长点。

在今年“两会”上，李强教授的同事李稻葵教授提出了“制定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的建议，期望在未来15年之内，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数量从目前的4亿左右增加到8亿。

如果该计划成为现实，届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是“欧盟+美国+日本”的两倍，这将最大程度地释放我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潜力，不仅有助于解决经济增长所需的内生动力问题，而且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结构性基础。

（作者为清华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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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樊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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