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我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概括为这四个“新”
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但国际局势并不平静，地区冲突与动荡频发，贸易保护主义、“治理赤字”“发展陷阱”等问题凸显。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国尤其是大国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力量对比与战略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加之各种“黑天鹅”事件，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准确把握战略机遇，合理定位内政外交的发展方向，处理好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对于我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应对外部挑战与促进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国当有远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当今时代的国际形势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符合国际局势发展的客观现实。
笔者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破题之词，着力阐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党和国家的战略眼光、时局把握和外交方略，向世人展现“大国远见”之“远”，并尝试提出解局之道、术、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而言机遇大于挑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内涵，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和解读。我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概括为四个“新”，即“新格局”“新模式”“新工业革命”和“新全球治理”。“新格局”指国际格局不再是西方主导，而是逐渐走向东西方平衡；“新模式”指西方模式不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中国道路提供了新的选择；“新工业革命”指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的优势相对更大一些；“新全球治理”指治理的问题更加多元，除了恐怖主义、海上安全、难民等传统议题，还包括网络安全、虚拟经济、超级资本、科技陷阱等新议题领域。
《大国远见》，金灿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权力转移”导致的“东升西降”，更准确地说是“中升西降”，表现为西方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相对崛起。究其根源，是中国基于超大规模工业化的崛起，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这对于世界工业化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挑战与机遇并存，对中国而言机遇大于挑战。中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自变量，中国的发展是自身努力的结果。一方面，中国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扫清障碍。另一方面，中国在“大变局”中可以更加有所作为，充分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推动国家又好又快发展。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不断完善外交理念和外交布局。一是提出外交工作总目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二是完善外交理念，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类型定位的外交理念。三是倡导新型国际关系，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四是推动各国互利共赢，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五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对重大国际问题提出中国方案。六是关照人类整体福祉，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好自己的事情，争取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突破者和领先者
总体来说，中国外交在大国中是比较成功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很好地维护了国家主权；二是助力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实现了工业化；三是较好地维护了中国的很多具体利益；四是积极推进全球化，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五是维护了地区稳定；六是积极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中国外交前途光明，因为中国外交具有很强的纠错能力且有强大的工业化能力为支撑。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霸权国，对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敏感。
基于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和美国民粹主义抬头的背景，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科技、金融、舆论和中国内部事务等方面对华施压，使中美关系出现重大挫折。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和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等因素，促使对华强硬成为当前美国政界的主流声音，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化程度。
面对复杂的国际大变局和中美关系，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尤其要搞好经济建设，稳步推进外交决策，处理好大国关系，争取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突破者和领先者。
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制度之争，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大考”面前，我们国家的制度已经交出了一份令世人满意的答卷。相信中国制度能够带领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大国突破百年变局之困、寻得百年变局之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中国之道。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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