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在这件事上，我以为应该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以后，对国内外产生的影响很大，这既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对国际社会承担的责任，更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简单说，这个转型并不是别人让我们转，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转。
分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深刻和长远的影响。概而言之，这将会带来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将会提供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一场配套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一次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
这里结合近一段时间我们调研看到的情况和在落实双碳目标过程中出现的情况，讨论三个问题。
减碳不能单打一
应该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因为中国总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重要区别。
发达国家已经度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所谓碳已经达峰了，污染的问题基本上也解决了。因为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生态环境总体上比较好，特别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经济已经进入成熟区。简单说，苹果已经熟了，你让它高增长也增长不起来。
但是中国是不一样的，除了碳的问题之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依然突出。更重要的是，我国有必要也有潜力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
碳减排和常规污染物的减排具有同源性，同样的污染物，既排碳也排常规污染物。从深圳的经验来讲，同源性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降碳治污、协同治理实际是用治污比较高的积极性来带动积极性相对比较低的减碳，利用同源性把这两件事情同时推进。
再比如，生态修复、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而碳汇可以中和碳排放。更重要的是，绿色增长特别是发展绿色技术，大力促进高生产率、低排放或者零排放低成本的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降碳减污增绿。
减碳不能搞“运动式”
近期中央财经委会议指出不能搞运动式减碳。最近，我到地方调研，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反映最近短期的减排压力很大，甚至影响到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也有些报道讲有些地方为了完成减排指标拉闸限电，有些地方空调都开不了了。这种情况不普遍，只是个别情况，但是需要关注，因为这反映了一种倾向。
还有一种情况，现阶段我们推动减排主要采取的还是由上而下层层分解任务目标，用行政性手段实施。这条办法的优点是短期内行动比较快，也可能取得成效，但问题是指标分配是否合理，还有搭便车实施成本较高，平衡性较差等。
我们应该明确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降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求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很可能好事不一定能办好。
通常我们讲破旧立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是在绿色转型这件事情上，我以为应该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这就是财经委会议中特别强调的先立后破，我们着眼点还是要放到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力上，确保产业供给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平稳地转化。
减碳不能指标错位
近期有一个争议，即用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的指标实现双碳目标是否合理有效。目前一些地方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抓手就是能耗的双控。提出能耗双控的指标是为了鼓励节能，提高能效，限制过度用能，以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耗支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这个初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实现双碳目标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一个问题是节能并不等同于减碳。同样的能源消耗，既可以是高碳的，也可以是低碳甚至零碳的，我们的目标是在保证必要能源供应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能源结构，用低碳或者零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逐步降低碳的含量。我们国家目前人均收入水平刚过1万美元，到2035年根据我们的规划，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其中包括我们的人均能耗，特别是人均电耗，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所以，如果能源控制总量控制不当，制约了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样不符合发展的初衷。
另一个问题是撇开碳排放和常规污染物排放等问题。能耗总量和强度控制到底用什么办法来处理比较好，是用行政性的办法还是用市场的办法？在这种情景下能耗双控指标实际上是一个成本控制的问题，因为包括能源在内的投入品到底如何用、用多少，只有作为当事人的企业才有可能搞清楚、做出正确决策，政府在宏观层面是很难把握得准的。举例来说，近年来光伏发电成本已经相当低了，如果某个企业用这类绿电生产一种高技术含量附加价值的产品，它即便能耗高一点，但因为产生的效益更好，算总账还是合算的。
我们建议加快创造条件，用碳排放的双控指标（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指标）来替代能耗的双控指标（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以更好地服务于实现双碳目标。当然，能耗双控指标还是有用处的，可以作为经济转型的一个评价分析指标。
（作者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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