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最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最重视发展生产力的党，因为近代中国屡受人欺侮，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只有振兴科技提高生产力，才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头55年与科技界结缘最多的一位领导人；是视科学技术现代化为实现现代化关键的突出代表；是担任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具体领导科技界冲锋陷阵搞出“两弹一星”的领导人。
重视“新发明之科学”
早年周恩来对科学技术的重视集中体现在“邃密群科济世穷”的诗句上。那是1917年东渡日本时写的，表达了钻研和掌握科学技术救国救民济世的志向。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周恩来就萌发了科技救国的想法，希望思想界“作中流砥柱”，像英、美、德那样重视“新发明之科学”。
他把世界文明进步依次划分为人工之时代、役物之时代、汽力之时代，认为当时西方诸国正在倡导“电力、光力以代兴汽力”，而中国“汽力之兴，仅见二三工厂，他何有焉。”他叹息道：“此英、德、美、日所以趋于强盛，而吾国所以日就于衰弱也。”在日本留学期间，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怎样做？他认为要记住“两句要紧的话”：“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到西欧后，周恩来通过推求比较，确立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社会制度腐败的问题。革命胜利了才能给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的发展开辟一条无限广阔的康庄大道。当时，周恩来认为革命成功后，要“重用世界上有作为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
革命过程中也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增强革命力量的重大作用。不论是地下斗争还是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周恩来都高度重视运用科学技术提高斗争本领。他重视密电传递、密电破译和情报搜集，为中国共产党研究发明了被称为“豪密”的第一本密码，使党和人民军队在军事力量和武器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下，情报和信息掌握、传递却胜于敌人。
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莫斯科治疗臂伤回延安时带来了一部广播发射机，使中国共产党增加了一种具有新能量的科学技术武器。他亲自担任广播委员会主任，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终于使向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共产党声音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诞生了。这无疑使中国共产党人增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瓦解敌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科技本领。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招待出席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代表
“争取他们回来，欢迎他们回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接收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破烂摊子，不仅战争的废墟上满目疮痍，而且90%以上是小生产，依靠手工搞饭吃；不仅造不了飞机、军舰，甚至连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也不能造，以致毛泽东发出了“实在不像样子”的叹息。怎么办？全党下决心只争朝夕抓建设。
周恩来深知各方面建设最缺的是科学家。他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说：“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一方面要求把现有的科学家“安排在适当的岗位上”；另一方面指出：“我还希望现有的科学家能培养出更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让他们跟着你们一道前进，这样，中国的科学事业才有前途。”他还寄希望于海外科学家，“争取他们回来，欢迎他们回来”。最后，他动情地说：“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业绩。”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召唤下，一大批海外中国科学家放弃海外优裕生活，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归途。1950年，在欧洲的李四光绕道几个国家回到祖国，邓稼先从美国普渡大学回国，姜圣阶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1951年，张沛霖从英国雪菲尔德大学回国，杨承宗从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回国……在美国阻挠中国科学家回国时，经过周恩来外交努力，1955年9月，钱学森踏上了回国的归途；核科学家李正武、郭永怀、王承书也分别于1955年9月、1956年11月从大洋彼岸回到祖国。
各行各业的科学家都有一部与周恩来亲切交往的历史
要把中国科学技术搞上去，科学家是关键；要让科学家建功立业，就要把他们当宝贝用起来。周恩来正是这样想这样做的。李四光回国后，周恩来登门拜访，第一句话是“你终于回来了！”
对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早在西柏坡时周恩来就支持钱三强开展原子核科学研究。后来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在培养原子能科技人才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研制原子弹、氢弹，关键在理论研究上有突破，理论设计是龙头的三次方。挑起龙头三次方重担的邓稼先担任九院理论部主任，就是钱三强推荐的。邓稼先这位新中国成立初回国的娃娃博士在两弹研制过程中多次向周总理汇报工作。邓稼先最难忘的是1965年5月30日那一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核航弹空爆试验成功的科学家，称他们是“有功之臣”。钱三强、邓稼先和一大批科学家为把原子弹、氢弹搞出来是立了大功的。
如果只有原子弹、氢弹，没有火箭、导弹，那就是有弹无枪，弹发不出去形成不了作用。周恩来在关注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关注着导弹航天科学技术。中国的导弹航天科学技术奠基性人物就是周恩来要回来的钱学森。钱学森回国后，接受周恩来交代的任务，写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对中国发展航空及导弹火箭技术，从领导、科研、设计、生产等方面提出了重要建议。中国的导弹航天科学技术发展就是在落实这个意见书的基础上起步的。此后，中国每一次导弹航天科学技术的突破都留下了钱学森的印记。钱学森是为中国导弹航天科学技术发展立下了大功的人。
各行各业的科学家都有一部与周恩来亲切交往的历史，也都有一部建功立业的历史。周恩来交往最多的除了尖端科技专家就是水利专家。周恩来不仅在长江、黄河、密云水库、岳城水库、新安江水库等现场亲自向张含英、钱正英、须恺、冯寅、张光斗、汪胡桢、林一山、李镇南、魏廷琤、文伏波、王化云、赵明甫等水利专家询问治水规划、工程设计与施工进展情况，不仅亲临现场支持水利专家的工作，帮助解决水利专家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还常常把他们请到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听取他们的汇报，共同商讨治水大计。这对新中国取得史所罕见、世所罕见的水利成就产生了重大影响。
立下“不在禹下”之功
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长江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意味深长地说：“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上天”，指的是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尖端科技攻关工作。
1962年11月17日，周恩来担任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在他周密的部署与组织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核弹头与导弹结合飞行试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一次又一次震惊世界的突破。这是一个又一个表明中华民族能力的创举。
周恩来为“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在运筹、组织、管理中做出了卓越贡献。自中央专委会成立到1974年4月，他主持召开的专委会会议达六十次之多。他担任中央专委会主任以来，主持或参加的与中央专委会工作有关的大大小小的会议达五百次之多。周恩来为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付出了巨量劳动，花费了大量心血。
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科研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极大增强了新中国捍卫独立和反击外来侵略的能力，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中国科学家们立下了“不在禹下”之功，周恩来在运筹、组织、管理中也同样立下了“不在禹下”之功。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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