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著作“从提议到写出来整十个年头”，为何如此艰难
史学批评中国古已有之。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对董狐有“古之良史”“书法不隐”之赞誉。事实上，中国史学的每一进步，或隐或显，也总离不开史学批评的促动和影响。唐刘知几的《史通》、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均是对后代史学有重大影响的史学评著。在西方，从古希腊希罗多德开始就注重运用史学批评方法，并十分重视历史垂训的功用。
中国学者经由马克思主义者介绍而接受唯物史观。李大钊是宣传唯物史观和史学评论重要作用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和《史学要论》，堪称现代中国史评理论的奠基之作。但对于这一理论本身的研究，却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受到应有重视。自1981年赵俊发表《史学评论有必要发展为专门科学》一文后，1985年瞿林东又先后在《光明日报》《文史知识》上发表了《谈史学评论》和《略说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中国史评研究遂有日渐发达之趋势。
在中共历史学界，张静如较早关注到这一问题。尤其是他在为构建党史学科体系而撰写党史学史过程中，更深刻意识到史学批评的极端重要性。其实早在1980年，张静如就有写一部中共党史学史的打算，但这本著作“从提议到写出来整十个年头”，可见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之艰难。究其原因，张静如认为除自身水平有限外，更为重要的还是“由于党史界内的史学著作评论和对有影响的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太弱，一些书评多系内容介绍，即使有所评论，也是以颂为主”。这进一步促使他开始思考党史学批评的地位、作用、对象、原则和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史评是中共党史学史之基础。张静如认为，开展史学批评，是“党史学史的重要任务，是认识党史学科发展规律的基础性工作”；因此“要介绍各种学术观点产生的渊源、提出者及其对党史研究的影响。这就是历来史家所倡导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由此反观自己的《中共党史学史》，他得出结论：“这本书虽然把党史学研究的历史概况做了描述，但并不理想，主要是缺乏史评基础。”
史评是党史学发展的驱动力。史学批评作为沟通史学与社会之间双向联系的中介和桥梁，它一方面向史学提供社会的评价和要求，另一方面向社会提供史学的信息和旨趣。这如同一种再生机制，给史学带来勃勃生机。正因为此，张静如指出：如果我们对自己学界的研究，“只一味说好，也不知好在何处，对不足更是避而不谈，今后的党史学还怎么发展呢？”他甚至还鼓励学生批评自己，认为“此事，不足为怪。学术无批评，岂能进步。此风气，应极力提倡。余之弟子直言不讳，为学术批评添彩，亦为师者之幸”。
史评的主要对象是史学实践。其重点是史学实践主体（即史家）和史学实践物化成果（即史书）。张静如指出：在中共历史学中，“要总结研究中的经验教训，要了解已经有些什么成果和尚存在什么问题，这就应该把研究重点放在评论有影响的史家和史书上”。因为“在党史学发展中，有几代党史工作者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党史学史除了要分析他们的代表作品外，还要研究他们的治学经验、治学途径，要对他们的生平予以介绍，为之立传”。这对中共历史学的发展大有益处。
史评的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张静如认为，史学批评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诸多必要的原则，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实事求是”；“能不能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史学著作评论得失的关键，切不可忽视”。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决定了党史研究队伍的特殊性。且不说新中国成立前很多党史文章论著出于中共重要领导人之手，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带有回忆性的研究著述，也多系党的领导干部所为。这就更需要研究者“在评介时，不能看某部著作是谁写的，而应该一律看待，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
史评的基本方法是知人论世。史学批评就是为后学者开先路，启导后学，嘉惠后学。因此，研究者应当知人论世，切忌任情褒贬。张静如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界的争论中，也确实出现过不平和的状态。有的说话刻薄，以挖苦人为能事；也有的盛气凌人，强词夺理；还有的开帽子公司，大有文化大革命重来之势。争论历史问题，一靠说理，二靠史料。只要道理讲清楚，史料充分、准确，就会有说服力。”因此，“批评不同观点，一定要充分讲道理，不必横眉冷对。否则，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会引起旁观者的反感”。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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