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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决定了国际话语场的话语权?实力?真理?还是道义?

陈曙光 理论周刊 2024-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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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西方政治话语伴随着它的主人走向了世界,主宰了人类的政治议程和政治活动,国际政治舞台第一次迎来了西方政治话语的霸权时代。所谓政治话语的西方霸权,意指西方依仗话语的优势地位,垄断了政治议题的设置权和政治议程的主导权,垄断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政治范畴的定义权,垄断了不同社会制度、政党模式和政治体制是非优劣的评判权,垄断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塑造权、国际政治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国际政治争议的裁量权。

话语与话语权是两个概念,各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话语的生命力源于话语的真理性,服从真理至上、内容为王的逻辑。国际话语权则涉及三大要素:国力、内容、价值,服从三大原则:实力原则、真理原则、道义原则。三大要素不是等价的,三大原则也不是对称的,有主次、有轻重。

实力原则、真理原则、道义原则,三者统一是理想,二律背反是常态

实力原则,关乎着话语的权力、主人,关乎说的是不是有人听,表现为“以力服人”的话语逻辑。在国际政治舞台,谁设置国际议题、谁定义国际标准、谁制定国际规则、谁左右国际舆论、谁裁判争议是非、谁占据道德高地、谁塑造话语生态、谁分享国际利益,这种话语权的争夺,直观地体现在思想、内容的交流和交锋上,最终决定于国力的强弱、力量的大小。所谓实力原则,通俗解释就是,一个国家有了实力,你的原则才会被人尊重,你的利益才能得到捍卫,你的话语才会有人听。在美西方操控的国际体系中,那些处于话语边缘的国家,是没有资格参与全球治理的,在国际事务中也无所谓话语权。

真理原则,关乎着话语的是非、对错,关乎说的是不是有道理,表现为“以理服人”的话语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构成话语的基础,话语权依托理论的支撑方得以立基。理论能否转化为话语权,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一是理论本身是否彻底。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二是理论是否具有对现实的强大解释力。话语不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而是话语中把握到的现实世界。缺乏干预现实的能力,理论只能游走于生活的边缘地带。三是理论是否提供了某种成熟的分析框架。今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话语体系,关键就在于它依然是我们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无法绕开的分析工具。

道义原则,关乎话语的正义立场、意义世界,关乎说的是不是好,表现为“以德化人”的话语逻辑。在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安全、全球治理、人类文明、全球意识形态等领域,道义主张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化人们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义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自古以来,中国形成了世界主义道义观的强大传统。在封建社会中,传统儒家在心性修为上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舍生取义”,在义利关系上主张“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在国际关系上主张和合天下、和谐万邦。今天,中国主张义利兼顾、义利兼得,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倡导正确义利观。古往今来,崇高的道义原则一以贯之。相反,有的西方国家强调本国优先、本国第一,奉行你输我赢的丛林法则,肆意退群、废约、筑墙,置人类公义于不顾,这实在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道义观,与中国的世界主义道义观相比,高下立见。

实力原则、真理原则、道义原则,三者统一是理想,二律背反是常态。一个国家,其国际话语权的大小与话语的真理性相关,与话语的道义立场相关,也与话语的主人即国家实力、综合国力相关,但归根结底,硬实力决定话语权。从国际政治理论来说,现实主义者信仰实力,理想主义者崇尚道义;怀疑论者看到的是强权,世界主义者则看到了道义的作用。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有的西方大国掌握了绝对实力就不讲道理、不顾公义了,有些国家明明占据了真理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却被国际社会置若罔闻、视若空气。国际话语权博弈的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公理和道义“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强权即公理”常常是国际政治现实。国际话语权的大小,更多取决于硬实力,而不是取决于真理和道义。

在国际话语场,真理原则、道义原则往往屈从于实力原则

在国际话语场,“谁在说”比“说什么”更重要,话语的主人比话语的真伪更关键。国际话语权争夺的焦点是“谁更有资格、更有权力说话”,而不是“谁说的话更在理、更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在国际话语场,实力原则凌驾于真理原则和道义原则之上,真理原则、道义原则往往屈从于实力原则,话语的主人比话语的内容更引人关注。所谓“拿实力来说话”,“弱国无外交”,“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说的都是这个道理。自古以来,谁拥有了压倒性的硬实力,谁就拥有了压倒性的话语权。

比如,公元前416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到米洛斯岛镇压起义,雅典发言人告诉米洛斯人,他们只能选择战死或者投降。当米洛斯人申辩自己是为自由而战的时候,雅典人回答道:“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则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也译为: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逆来顺受)”。也就是说,在雅典人看来,道义在现实主义世界中基本上是没有地位的,道义考虑在国际冲突中不起作用。道义主张常“被当作宣传语言,用以掩盖见不得人的动机,而且较强大的国家往往无视道义问题。”

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战胜同盟国,其战争的结局似乎是“公理战胜强权”。中国在战争后期加入协约国的阵营,战后理应享受战胜国待遇,改变晚清以来被列强欺负的状态,国人对此抱有强烈期待。但巴黎和会让国人大失所望,《新青年》等评论此战无正义。国际政治中,强权压倒正义似乎是通常的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排斥道义选择,更不是暗示全世界放弃道义拿起利剑;它只是提醒我们,在特定的环境中道义是苍白无力的。

20世纪中叶,国际话语的主导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美国掌握了全球最大的话语权,统治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领域重要议题的创设权、核心概念的定义权、话语是非的裁判权,但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掌握了全球所有重大问题的真理权,更不代表美国的主张都是正义的。美国非常清楚,“美国需要走进这个不仅要靠原则,更要靠实力主导事态发展的世界”。比如,美国很多论调主导了全球诸多议题的讨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长期主导了不同文明交往的国际话语权,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度垄断了不同社会制度前途命运的话语权,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的“社会趋同论”严重干扰了世界各国对两条道路走向的判断,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视为大国关系的“铁律”,章家敦、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曾严重误导了世界对于中国发展前景的判断,鲁道夫·拉梅尔的“民主和平论”主导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议程,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是霸权主义横行世界的吹鼓手,其他诸如“锐实力论”“南海航行自由论”等也曾一度影响世界舆论,这些论断明明是居高临下、强词夺理,甚至完全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却能在国际上广为传播、不乏信众。究其原因,皆因实力所致,有了实力就有了话语权。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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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欣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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