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思想史的这些问题还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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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思想史仍未解决它的研究对象、范围等问题
中国思想史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近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传入后，中国思想史研究有了显著推进。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思想史仍未解决它的研究对象、范围等问题。老一辈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探讨过这个问题，如蔡尚思先生在《中国思想研究法》中认为，思想史就是社会科学史，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思想等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之学科的历史，哲学、宗教等学科是排除在外的。这种看法对我们有启发，但在今天来看，仍要做些补充。如，哲学作为人类思维的精华，不应被排除在思想史之外，哲学史应是思想史的主干内容。
1983年，我在《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一文中指出，思想史“要研究每一历史时期人们的社会意识是怎样由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形成的，社会的变动如何决定着思想内容的变化，而思想体系、观点的出现又如何直接、间接地推动或阻碍社会的发展……从历史上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去探索思想意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并通过思想的研究反过来看社会的面貌，看思想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史就是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当然，思想史也不是包罗万象的……只有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思想内容才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所以，确切地说，思想史就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思想史就是研究人类历史上社会思想意识发展、演变的学科。”我在《中国思想史》教材的“序”中也进一步指出，“中国思想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关于思想史，既可以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也可以是综合研究。”
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进行思想史研究和教材编写
在思想史研究和教材编写中，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然而，在具体研究中，我们注意到，社会存在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决定带有很强的辩证性。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中的理论思维部分并不直接决定，而是经过多种中间环节、曲折地加以反映的结果。因此，我认为：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他们的思想难以归之于哪一个阶级的专利品。他们的思想经过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过滤，成为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思维，他们的思想属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思想中的精华永远是中华民族子孙们共有的精神财富。直至今天，我们还要不断研究他们的思想，传承他们的思想精华。但是，他们毕竟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他们生活在古代历史的环境中，其思想中既有与今天时代性相符的方面，也刻印了古代历史社会某些滞后方面的痕迹，因此，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在今天和未来都是必要的，既不全部肯定，也不全盘否定，以揭示历史文化发展的内在实质和现代价值，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文化创新。
中国思想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应的人文素养和基本要求
从学科特点来看，中国思想史是历史学中的专门史，但对其研究又涉及多个学科门类，所以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应的人文素养和基本要求。我在研究中，除了长期坚持文献阅读，保持理论思考和不懈地进行学术创作外，更重要的是受到侯外庐先生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刻影响，在研究中注意运用以下方法。一是强调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注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研究思想史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思想对社会的作用、思想的主要内容等问题。二是注重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思潮研究能够集中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相互关系。从思潮的不断演变也能窥见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这是社会思潮史研究具有的独特方法。三是注意思想源流的演变研究，前代思想对后代思想的影响，后代思想对前代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辩论和融合，注重思想渊源的讨论和思想的相对独立性，这是研究思想史的基本方法之一。四是要揭示每一个学派、每一位思想家思想的内部关系，每一种思想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其矛盾产生的原因，将思想家的思想结构展现给人们。由于思想的发展和变化是非常复杂的，如同一位思想家的早年思想和晚年思想都有可能不同，所以需要作全面研究。五是由于思想史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科学史等多个学科领域，我们在研究中一直注意思想史与科学技术史、学术史、文化史、社会史结合，不断拓宽思想史研究的视域。要将思想史与科技史结合研究，尤其是注重思想史与多学科结合，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可以借鉴，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仍是主要方法，其他方法只是在某些局部和具体问题上可以运用，这些方法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特点和作用的一些看法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特点。首先，中国思想史重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自然哲学的分量较少，思想家们在论述自然哲学时，有不少是道德伦理思想的扩大和延伸。这在中国儒学思想中表现得格外明显。道德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中成为主要部分。其次，中国思想史重辩证思维。古代的思想家们观察自然和社会现象，概括出许多理论观点，包含丰富的辩证思维。战国时期诸子之学如此，后来儒家、道家、佛学诸思想体系也无不如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是辩证思维的宝库。再次，中国思想史重“天人和谐”的思维方式。“天人和谐”的表现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但主张天人相通是相同的。儒学追求将人间的道德律令提升为天的道德律令，力图论证人类社会和自然宇宙的秩序都受到道德律令支配。与儒家不同，道家从“道法自然”的途径论证“天人和谐”的理论。这都展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丰富性和特有风貌。最后，在形式上，中国思想家主要通过注解经书来阐述个人的思想，所谓托“圣人”立言，很少独立发表见解，所以中国思想史和经学史有密切的联系。
关于思想的历史作用问题，需作细致分析。概括言之，历史上产生过的每一种有影响的思想体系，都具有社会作用和理论思维的作用。就社会作用而言，思想的政治作用只是思想的社会作用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能以政治作用代替思想的社会作用的其他方面，更不能将思想的其他方面的作用归结为政治作用。甚至存在有的思想体系政治作用很小或者根本没有产生过有影响的政治作用的情况。就思想体系的理论思维的作用而言，我们需要认真剖析，真实地研究思想体系中各个重要环节对人类理论思维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切忌简单化评判。
中国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已具备开拓创新的条件和需要
从1949年到1999年的50年间，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一是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二是在儒家思想研究、道家思想研究以及宗教思想研究等方面都实现了新突破。中国思想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我深信这门学科一定会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展望未来，中国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已具备开拓创新的条件和需要。几十年来，我国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同中国思想史相结合，取得了很大的研究成绩。与此同时，有的学人运用其他理论与方法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绩。多种多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促进了中国思想史研究。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不同的学术观点，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学术上“和而不同”是思想史研究的准则和基本的学术规范，按照学术规律实事求是地讨论，不能有绝对化的观点，学术才能发展繁荣。我们要发扬中西融会的创新精神，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具体而言，我们应注意新史料的发现和史料考证意识的加强；对中国古代的经学研究方法，尤其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方法，应加以总结继承；加强思想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加强中国宗教思想史的研究；注意思想史学科队伍建设；思想史研究还应加强对世界走向的冷静思考，增强“以人为本”的人文信念。
多年前，我还提出建议：一是要编写《中国思想史史料学》；二是要加强地方思想史的编写。我们编写的《陕西通史》中就有“思想史卷”的内容，将来还可以写《陕西思想史》，进一步丰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以兼和、守正和日新的理念研究中国思想史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是主流，应该继续坚持下去，至于一度走了弯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不能有片面性。不是简单套用西方模式，也不是套用片言只语，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我形成了三个基本的学术理念。一是兼和。做到兼容并包、和谐统一，开阔学术视野，构建更宽广的学术胸怀，向国内外同行多学习。二是守正。做人、做学问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做正派正直的人，学术研究上走正道。如果在守正问题上有很大的弱点或缺陷，一个学人就站不住脚。三是日新。即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思想活跃，不断创新，思想僵固就很难促进学术进步。这三个理念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兼和是基础，守正是指导，日新是灵魂。
（作者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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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欣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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