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东 赵格格：黄油与大炮——美国如何构造军事霸权？（上）
引子：
一、美国军事力量全貌——人，钱，权
1.1 人：美国国防部——“全球最大雇主”
陆海空三部门由各自部长领导，并通过各部队长官，如陆军参谋长、海军陆战队司令、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参谋长、和太空作战主管，进一步管理下辖的美国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太空部队五大军种（美国六大军种中的海岸警卫队受国土安全部管辖，配合国防部行动）。但三部门部长和部队长官，仅负责日常的军事训练和管理，军队的实际作战指挥则交于国防部的统一作战司令部（Unified Combatant Commands）。
美国军队最高作战指挥权属于总统，并通过11个作战司令部具体执行。美国总统是美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而国防部长是总统的主要国防政策顾问。在军事行动中，指挥链条是从总统到国防部长，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到作战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官，再进一步下达到对应部队。国防部目前有11个作战司令部，包括北部（北美）、南部（南美）、中央（中东）、欧洲、印太、非洲、太空司令部等，负责地区的具体作战指挥权。
2015年，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最大雇主”榜单中，美国国防部以320万雇员人数（现役部队+文职官员等）登上榜首。根据美国防部报告，2020年美国国防部总雇员人数349万人，包括38.2%的现役军人（133万人），29.2%的预备役（102万人），25.7%的文职人员（90万人），及1.2%来自国土安全部的海岸警卫队现役人员（4万人）配合作战。
其中，陆军规模最大，占到战斗部门人员的45.6%，其次是空军占22.2%、海军（18.5%）、海军陆战队（11.7%）、海岸警卫队（2%）。几大军种中，海军陆战队兼顾陆地作战和海上作战实力，也最为著名。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出具的2022年美国军事实力报告中，海军陆战队被评为最强战力。
海外驻军方面，截至2020年末，美国在超过80个国家拥有约750个基地，雇佣了约17万名军人。其中，美国在日本拥有120个现役基地和5.37万驻军，是世界上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数量最多的国家，其次是德国（119个基地和3.39万驻军）和韩国（73个基地和2.64万驻军）。
1.2 钱：独占全球近四成军费开支，2023财年将跳增
美国防部提出资金预算，国会拥有审批权。美国国会主要通过两项年度法案来监督国防预算：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NDAA）和国防拨款法案（Defense Appropriations Act），授权法案确定预算规模，拨款法案提供资金。每年年初，国防部会向国会递交下一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简称NDAA），该法案需要经过两院军事委员会审核批准、参议两院投票通过、总统签字后，才能正式生效。法案包括包含下一财年（当年10月至次年10月）的国防预算，从其支出细项可以直接看出美国在军事方面的部署动向。
2023财年，海军、陆军、空军三军的军费预算分别占到总体军费预算的30%、25%、23%。虽然国防费用开支每年在增长，但各大军种都在费尽心思、争取更多的经费。在拜登政府提交的，合计8133亿美元的2023财年国防预算中，国防部支配的部分为7730亿美元，其中海军预算总额为2308亿美元（较2022财年增加91亿美元，下同），其次为陆军的1775亿美元（+28亿美元），空军的1695亿美元（+130亿美元），海军陆战队和太空军分别为503亿美元和245亿美元。
各部队军费预算也包含了采购武器开支的费用，如2023年海军预算中包含采购2艘ddg-51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56亿美元、1艘ffg(x)护卫舰的13亿美元、2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73亿美元、为“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采购9艘作战舰艇的27.9亿美元和采购48架固定翼飞机、36架旋翼机和12架无人机的96亿美元。
美国海外驻军的花费也是相当高昂的。该部分资金开支不仅来自于美国国内的国防预算开支，被驻扎地区和国家也要贴补一部分财政资金。美国每年对海外军事行动、海外基地的开支主要反映在海外应急行动（OCO）账户中，特朗普执政期间，OCO账户平均每年的预算规模在900亿美元左右。随着阿富汗战争收尾，拜登政府对预算制度进行调整，不再单独设置海外应急行动（OCO）预算，海外军事支出有所下降，但去年海外军事相关支出依然保持在4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
亚洲方面，美国在日韩两国平均每年花费约为85.75亿美元，日韩两国政府补贴46亿美元，和租金减免等。截至2020年末，美国在日本和韩国分别部署了约5.37万和2.64万名士兵。据美国政府问责局数据，从2016年到2019年，美国国防部为日本驻军划拨了大约209亿美元，为韩国花费134亿美元，主要用于支付军费、建设设施和进行维护。日本和韩国政府方面，则分别提供了126亿美元和58亿美元来支持美国驻军开支。除了直接开支之外，日本和韩国还提供了间接支持，例如减免美军使用的土地和设施的租金等。
德国方面，2020年美国为德驻军划拨经费72.3亿欧元，德国则划拨1.3亿欧元。据2020年德国《明镜》周刊报道，2010年以来德国已经为驻德美军累计提供了近10亿欧元的经费，其中6.5亿欧元是建设经费，3.3亿欧元是国防开支。德国拥有美国在欧洲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国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两个地区司令部的空军总部所在地，也是北约联合空军司令部所在地。
1.3 权：谁执牛耳？总统与国会的漫长拉扯
近30年内，美国对外发动了多次大规模战争，和无数次小规模军事活动——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22年的俄乌冲突，虽然美国并未亲自下场，但是却通过武器、军费、经济援助等，打起了一场以乌克兰为马前卒的“代理人战争”。冷战铁幕落下的这30年中，全球反而热战不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或直接出现在战场之上，或隐身于战争幕帘之后、通过代理人操纵局势。
谁拥有美国对外发动战争的权利？——这是一笔总统和国会纠葛不清的爱恨情仇。美国宪法第一条第8款规定国会有权宣战（Congress shall have the power… To declare war），从而赋予了国会对外宣战的权利；第二条第2款规定总统是军队总司令（The President shall be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Army and Nav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the Militia of the several States），从而给予了总统军队调动的权利。
但是，鉴于现代战争的形态和参与形式愈发复杂，美国宪法也并没有明确“宣战”和“发起战争”之间的区别，因此美国宪法对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发动战争权利的分配是相当模糊和暧昧的——这也是美国立法者对权力制衡和效率的精巧思量，既不会使得战机被低效率的国会拖累，又不会使得总统过分越权。
二战后的冷战铁幕下，总统对外调动军队、发动军事行动的权利被快速扩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抗议，国会认为总统滥用了战争权力，必须对其加以限制。
1973年11月，国会不顾尼克松总统的行政否决，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法案。该法案规定，总统必须在动用美国武装力量投入战斗后48小时内向国会递交书面报告，说明原因并估计冲突的范围和时间。如果国会最终没有决定宣战，则美国军队必须在总统向国会递交书面报告60天内撤出；且国会随时可以通过一项两院共同决议案，不需总统签署，即可终止美国军队的军事行动。
然而，总统并未放弃对于战争权利的所属权，双方的拉扯也继续持续了50年之久。1981年，里根总统在没有咨询或向国会提交报告的情况下将军事人员部署到萨尔瓦多；1999年，克林顿总统在科索沃轰炸的时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60天期限；2011年，奥巴马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向利比亚发起军事打击。
2002年在“911”事件的阴影之下，国会通过《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决议》，授权总统使用一切“必要和合适”军事手段，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一定程度上将发动战争的权利进一步让渡给总统。然而在2021年，国会表决废除该决议，再次收回了总统的权利。
可以看出，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就“军权”的分配也处于动态变化中——总统为积累政治筹码、建立功勋，对外发动军事作战的倾向更强，但国会则是天平的另外一头——至于天平具体倾斜向哪一方，一方面要看总统与国会的力量制衡强弱；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美国受到外部军事威慑的程度。在外部威慑较大的时候（如911事件后），则国会倾向于向总统让渡权利，以保证对外作战的灵活性；担当外部威慑降低、总统过分越权的时候（如越南战争时期），则国会也会收缩权利、加大制衡，以防止国家穷兵黩武、消耗国家财力。
1.4 北约：美国军事力量的外延和有效补充
北约是美国近几十年，维护全球军事霸权的外延。北约本是冷战中的产物。但冷战随着柏林墙倒塌而终结、华约解体后，北约并未消失，反而逐步成为了全球最大军事同盟，并且频频绕过联合国授权发动对外作战行动。1999年北约联军在未经联合国授权下发动了对贝尔格莱德的空袭，21世纪以来，北约又参与了几场重要的地区热点武装冲突，包括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内战和叙利亚危机等。
当然，美国也需要为北约投入资金支持、军备支持等。北约相关的开支资金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定期的支出，每年经费预算约为30亿美元，美英法德四国分摊其中的54%，剩余由其他成员国分摊。北约年度预算开支约为25亿欧元（对应21亿英镑，30亿美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支出：（1）北约总部文职人员工资和行政费用开支，（2）联合作战、战略指挥、雷达和预警系统，（3）国防通信系统、机场港口运营。30亿美元的开支由各国根据经济水平进行分摊——2021年至2024年，预计美国和德国各自负责16%左右，其次是英国的11%和法国的10.5%。
我们可以将北约抽象理解为一个“大病保险”组织，那么参保人花费的身体保养费用越高、越有利于组织的其他成员国。美国国防预算开支占到本国GDP的3%以上，属于全球领先水平，自然也希望北约其他成员国增大国防预算的开支。
2006年北约成员国承诺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用于国防，2014年北约通过的国防投资承诺，要求盟国要在2024年完成2%的目标，且重大新装备上的投入达到年度国防开支的20%。然而在次贷危机后欧洲经济乏力的大背景下，2014至2016年间欧洲成员国的军费增长依然十分缓慢，特朗普总统执政后曾经一度对北约同盟国施压，并且试图削减对北约的直接预算投入。
俄乌冲突发生后，不少北约欧洲成员国迅速决定增加军费，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俄乌冲突开始4天后宣布将军费占GDP的比重从1.53%提高到2%以上。6月30日北约峰会上，西班牙这个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最低的北约成员国，也宣布到2029年该国的军费开支将提高至的2%。
第三个方面，则是北约成员国对外发动军事行动的开支，由参战的成员国自负。
北约（作为一个组织）并没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依赖于盟国提供部队和装备。过去北约对外发动军事行动，投入军队、武器、资金援助的规模由各自成员国决定。以阿富汗战争为例：
美国：截至2021年，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上花费约为2.26万亿美元，包括8000亿美元的直接作战费用、850亿美元对阿富汗军队的训练费用，3000亿美元美军伤亡抚恤金、战争开支对应的5000亿美元的利息。
英国：截至2020年，英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总成本为227亿英镑（约270亿美元）。
德国：截至2018年底，对阿富汗的干预使德国纳税人损失了约164亿欧元（约168亿美元），其中德国联邦国防军花费120亿欧元。
二、美国军事力量如何“霸权”全球
我们所讨论的军事霸权，“霸”在何处？
在美国建国初期，在经济发展上搭乘欧洲的便车，在外交方面奉行的是“门罗主义”的对外政策，不干涉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对于当时内政尚未全面稳定的美国而言，这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而自从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其外交政策就开始奉行霸权主义，从以遏制苏联为指导思想的杜鲁门主义，到尼克松总统的现实威慑政策，再到小布什总统著名的“人权高于主权”命题，美国不断的给自己的霸权行为罩上合理的外壳，干涉国际秩序、清除异己，倚仗军事霸权维护其本国利益。其“霸”一字，就体现在美国对国际秩序、别国主权、别国公民人权的无视。
2.1 搅局中东：战火背后的石油与军工生意
中东局势的混乱，与其复杂的地理位置、逊尼派与什叶派宗教冲突有关，但也与美国的搅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近三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在中东地区外或发动或参与了多次大规模军事行动——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内战、2011年叙利亚危机。
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的形成提升了中东的战略地位，叠加美国在20世纪60、70年代石油净进口量锐增，美国逐步重视中东地区、也一直在调整同中东主要产油国的外交关系。在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两国都在争夺中东地区的话语权，美国在中东地区主要战略是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渗透，其通过军事援助、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组建地区安全组织等方式，在冷战期间的大多数时期争取到了伊朗、沙特、以色列等国的支持，彼时美国与中东主要国家关系较为紧密。
苏联解体后，美国进一步深入介入中东局势，而美以关系的日益密切，也使得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逐步出现裂痕，美国与伊朗、伊拉克、沙特等主要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剧烈的变化和重整。在复杂的中东局势之中，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战略也逐步转移为：稳定地区形势，不允许中东出现地区超级大国，以防动摇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绝对话语权，防止中东各国利用石油供给，要挟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机已经让西方世界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美国蛮横介入中东局势，其中最显著的代表就是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反对，于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两伊战争中，伊拉克政府是美国对抗伊朗霍梅尼政权的主要棋子。二战结束后美国扶持了亲美的巴列维国王政权，并且在冷战期间向伊朗输送了大量援助，对伊朗开启世俗化改造。但在巴列维政权的统治下，伊朗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使得20世纪70年代伊朗爆发宗教革命，宗教领袖霍梅尼建立什叶派新政权。而为了对抗霍梅尼，在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武器禁运并暗中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寄希望他能够帮助美国推翻伊朗政权。八年战争，伊拉克得到源源不断的支持，而伊朗则孤立无援损失惨重，耗尽国力。
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对两伊实施“双重遏制”战略。伊朗在20世纪90年代国力衰弱、而伊拉克则快速发展，1991年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并受到多国部队的打击。1993年，克林顿政府推出“双重遏制”政策(Dual Containment)，即同时遏制伊拉克及伊朗的发展。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布什政府宣布将伊朗与朝鲜、伊拉克一起列为“邪恶轴心国”。
2003年，美军无视联合国反对，悍然出兵伊拉克，打响为时九年的伊拉克战争。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决议》，授权总统使用一切“必要和合适”军事手段，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然而在美国出兵之前，联合国安理会并没有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后证明在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美军也始终未能在伊拉克境内找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的证据。
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则在事后否认了自己曾经就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表过“毫无疑问”的表述，而发动战争的时任总统小布什则表示，“事实是大部分相关情报是错误的”——耗时九年、导致20万平民死亡的伊拉克战争，就在美国政客云淡风轻的否认中“盖棺定论”。美国政客对别国人民生命安全的漠视，将美国军事霸权的“霸”一字体现的淋漓尽致。
通过这一场花费1万亿美元、美军伤亡四千余人的战争，美国得到了什么好处？
一是，石油资源。英美公司成为战后伊拉克大油田的主要控制方，并且美国强化了对于中东其他产油国的控制。截至2021年，伊拉克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其石油探明储量1469亿桶，约占世界总储量的9%，居世界第5位。英国BBC报道，布什政府在“9·11”之前就制定了控制伊拉克石油计划的文件。在美国自伊拉克撤军之前，美国驻军基地均与伊拉克油井分布地高度重合。
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对伊拉克重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恢复对伊拉克油田的开采，且所有对伊拉克战争有异议国家的石油开采商，都被排除在竞标之外。据美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估计，国外大石油公司从2003-2010年在伊拉克的勘探开发的投资额可能达到300多亿美元，而且战后伊拉克大油田70%以上的权益都将被美英公司控制。
从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而言，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重创了中东地区的反美力量，强化了对于中东的控制。在“911事件”后，美国始终怀疑萨达姆政权在支持某些相关力量与美国为敌。美国借口反恐重创伊拉克之余，也进一步陈兵于伊朗西侧，以此形成对伊朗、叙利亚的包围和威胁，进一步弹压了中东地区的反美国家，便于美国更好的掌握石油资源。
二是，武力威慑。利用媒体全程直播，美国对全球各国展示了精确制导武器的威慑力。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媒体就进行了密集报道、于战前造势。2003年3月20日，美军利用导弹攻击了被怀疑为萨达姆等高层领导人所在地，以“斩首”突击拉开战争的序幕；3月29日，五角大楼表示美英联军已在伊拉克投掷了6000枚精确制导炸弹，并且发射了675枚“战斧”巡航导弹。4月15日，美军宣布，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已结束，联军“已控制了伊拉克全境”。
而伊拉克还在使用机械化、半机械化武器为主战武器，据新华社，双方主战武器“代差”的距离甚至超过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而这一场“代差”甚为明显的战争，则由CNN、FOX、BBC欧美媒体以24小时直播的方式向全球播放，让全球各国真真切切地“看”到美国航空母舰上冲天的导弹，和巴格达上空耀眼的炮火，CNN还会利用三维动画模拟美军的坦克编队如何在沙漠中向巴格达前进。美国通过伊拉克一战所释放出来的武力威慑，不仅是面对中东地区，更是通过媒体，面向了全世界老百姓。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军火热销中东，美国也与多个阿拉伯国家签署军事合作条约。一方面，海湾国家纷纷加购或者升级武器装备，2003-2009年，美国成为埃及（占埃及武器进口的72%）、以色列（从美国进口武器占比94.93%）、沙特（从美国、英国及法国进口的武器占比分别为35.5%、34%、19%）等国主要的武器采购方。美国在中东地区搅局带来的军火订单一直延续至今，2016年至2020年期间，美国约有47%的武器出口销往中东，仅沙特就占美国武器出口总额的24%。
另一方面，美国也与多个阿拉伯国家签署军事合作条约，并且在科威特、巴林、阿联酋、卡塔尔设立了陆基导弹防御系统，进一步加强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威慑。
2.2 欧洲如何戴上“美式镣铐”？
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组织，逐步控制欧洲的经济与军事防务，并挑拨“新、老欧洲”之间的对立关系，误导欧洲军事技术研发路线，从而削弱欧洲本身的军事实力。重重“镣铐”之下，欧洲处处受限，成为美国的“附庸”，不得不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
在经济方面，美国以马歇尔计划渗透欧洲经济，并以军事安全为由，管控欧洲的商业项目。
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1948年对外援助法》，开始对欧洲实施长达四年、共计131亿美元的援助。该法案规定：“受援国要撤销关税壁垒，取消或放松外汇限制，保障美国人的投资自由”，并“…只要行得通，就要确保50%以上的援助基金用于采购美国货物”。依靠马歇尔计划，美国一直在欧洲市场保持领先优势。据美国商会发布的《2021年跨大西洋经济》报告，2018年在欧洲的美国企业实现了6700亿美元的产值，超过了日本（1610亿美元）、加拿大（1250亿美元），以及中国（160亿美元）。
在取得欧洲市场主导优势后，美国继续以军事安全为借口，限制欧洲与中国的商业项目合作。在信息通信领域，美国对华为5G技术进行打压，并敦促欧洲国家放弃华为5G项目。2020年7月，英国宣布要在2027年前移除已建的华为5G设备，这将使英国的5G建设进度耽误2至3年、成本增加20亿英镑。此外，美国政府也屡屡以国家安全为由，干预乌克兰“动力沙皇”马达西奇公司与中国合作，阻止中国航空发动机产业突破瓶颈。
在军事方面，美国通过北约实现对欧洲军事领域的直接控制，并挑唆欧洲内部矛盾，长期监视盟国，辖制各国军事技术研发，从而达到间接控制。
（一）直接控制：以保护之名义，将欧洲诸国国家安全问题与北约绑定，并通过北约实现对欧洲的军事控制。
一方面，美国以保护之名义在北约各国设立军事基地，部署核武器，但实际上也达到了军事上监视和控制欧洲诸国的目的。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欧洲维持庞大的永久军事存在。一方面，美国在欧洲拥有大约46个军事基地，包括约23个空军基地，7个海军基地，1个海军陆战队和太空部队基地以及其他的支持设施。另一方面，美国在欧洲布置大量核武器，2021年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报告称，美国在5个北约国家（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的6座军事基地共存放了约100枚核弹。
另一方面，美国长期把持着北约的高级军事指挥权，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是北约唯一的战略级指挥总部，负责统一指挥北约部队在全球的军事行动，其最高指挥官规定由美国人担任。同时，北约三大战区级的联合部队司令部中，那不勒斯联合司令部以及诺福克联合司令部也都由美军将领担任司令，仅布伦苏姆联合司令部由德国将领负责。
（二）间接控制：挑唆新老欧洲国家对立、监视欧洲盟友
冷战结束后，欧美裂痕逐步显现。美苏冷战铁幕落下后，欧盟不失时机的加速推进一体化进程，并且在1999年推出欧元，摆脱对于美元的依赖。彼时，美国和欧盟之间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特别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法国、德国公开反对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否认美军占领伊拉克的合法性，使得欧美关系降至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
伊拉克战争加速了老欧洲国家与美国的“貌合神离”。2003年，由于欧盟在伊拉克有巨大的市场份额与石油资源利益，仅法、德两国就持有伊拉克近120亿美元的外债。当时欧洲由中东进口的石油占其消费量的43%，一旦石油供应中断，欧盟经济将严重受挫。所以法、德等国明确反对伊战，特别是法国否决安理会授权对伊动武——事实证明，历次在中东地区发生的战争，对于欧洲经济的冲击也大于美国。
为此，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以是否支持美国对伊动武为标尺，将法、德、比等称为“老欧洲”，将中东欧国家称为“新欧洲”，以瓜分伊拉克势力范围的方式拉拢“新欧洲”国家，借此打击反对伊战的法、德为首的“老欧洲”，打破欧盟在防务与安全问题上的统一立场。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持续挑拨“新欧洲”和“老欧洲”的对立，借以分化欧盟，巩固在欧洲的军事主导地位。例如，针对欧洲的难民危机，美国鼓励德国、法国等国家接收难民，挑起“老欧洲”国家与拒绝接收难民的“新欧洲”国家的矛盾。就俄罗斯问题上，美国也在不停地挑动极端反俄的“新欧洲”，和“老欧洲”的对立。在今年俄乌冲突中，法、德、意等国曾呼吁俄乌停火，并试图在俄乌之间劝和促谈。但欧盟新成员国大多是从前苏东阵营中脱离出来的国家，对俄罗斯更为忌惮，并在安全问题上尤为依仗美国。在俄乌冲突发生前后，美国不断传播“俄罗斯威胁论”，渲染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危机情绪，引导中东欧国家成为坚定主战派。
“棱镜”事件暴露美国对欧洲长期监视，巩固自身在政治与军事决策上的优势。2013年，美国CIA特工斯诺登揭秘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长期对瑞典、挪威、法国、德国的政要进行监视，其中甚至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法国三位总统希拉克、萨科齐和奥朗德，以获取他们施政的重要情报。美国通过对欧洲，特别是“老欧洲”政要的长期监听，巩固自身在政治与军事决策上的优势。
（三）间接控制：对欧洲国家军事装备购买、对军事技术研发的限制
一是，美国鼓励欧洲购买美制武器，弃用俄制武器。从2018年起，美国推出“欧洲资本重组激励计划”，向欧洲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激励其购买美国武器，如斯洛伐克获得5000万美元的款项用于采购直升机，克罗地亚获得2500万美元购置步兵战车。这个计划不仅可以让欧洲国家加强对于美式武器的依赖度，让美国军工企业获益，还要求所有接受资助的国家必须自己也投入数额相当的资金，以提高美军的军售额。据202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武器贸易报告，2016-2020年间，美国向欧洲地区武器出口增长了79%，远远超过了美国同期全球武器出口额15%的增速。
二是，美国对欧洲进口他国武器进行限制。例如，美国多次限制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威胁如果其买俄罗斯的导弹，美国就不卖给土耳其F－35战机。法国国防部长帕利更是在2019年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上直接表示“北约成员国不应该被赋予只能购买美国武器的义务”。
三是，美国对欧洲地区国家军事技术研发进行控制。欧洲是现代工业的发源地，军事能力在二战以前冠绝全球，二战中美国最优秀的活塞式战斗机P51野马使用的就是英国的梅林发动机。但近年来欧洲的军事技术出现严重断层，特别是战斗机领域，欧洲曾成功研制“台风”战斗机和“阵风”战斗机等第四代战斗机，但第五代战斗机研发已经断档，远远落后于美、中、俄三国。
欧洲在第五代战斗机上发展滞后，离不开美国对欧洲施加的影响。一方面，当欧洲国家想独立研制第五代战机时，美国以“造不如买”的理由，鼓励欧洲购买自己的F-35战斗机。2019年，F-35价格已从最初的2.4亿美元降至8000万美元，甚至低于法国“阵风”战机近1.2亿美元的售价。较低的定价让F-35得以抢占欧洲战斗机市场，挤压欧洲战斗机制造商，使欧洲国家没有动力研制下一代战斗机。
另一方面，美国极度抵触欧盟进行军事技术独立研发。当欧盟在2017年发起“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防务方案，想独立开展军事技术研发时，美国甚至威胁道“如果欧盟拒绝美国军火制造商参与其对新武器系统的研发，那么欧盟可能会在面临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威胁时孤立无援”。为此，2022年，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盟各国加速推进PESCO协议，以进一步减少对其他国家尖端技术和武器平台的依赖。
同时，阿富汗战争让欧洲各国专注于无人机项目，放缓了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发进程。2001年，美军首次在阿富汗战争使用无人机，成功击毙塔利班基地组织二号头目阿提夫，开创了无人机执行攻击任务的先河，让欧洲各国认识到无人机战斗机的作用。次年，由欧盟委员会成员、欧洲议会以及英国BAE系统公司等军工企业组成的欧洲航空咨询小组强调了美国无人战机技术的领先地位，并指出没有这种能力，欧洲开展独立军事行动时会受到限制，根据该小组的建议，欧盟同年成立了两个无人机工作组。
此后，美国宣称“F-35将是世界最后一种有人驾驶战斗机”，即下一代战斗机将是无人战斗机，欧洲无人机战斗机研发受到鼓舞，推出“欧洲无人机计划”（Eurodrone），却也打击了与其存在资源竞争的第五代欧洲战斗机计划（FCAS）项目，放缓了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发进度。欧美在第五代隐身战斗机的技术差距进一步加大。
2.3 印太地区威慑升级：单列预算，扩充军备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反恐任务告一段落，以及中国的快速崛起，印太地区逐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2011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逐步显现出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倾向。2017年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大肆渲染所谓中国谋求印太霸权。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首份区域战略报告《美国印太战略》，并提出“一体化威慑”战略，旨在通过统一美国和其盟友的主要作战装备和武器弹药，实现美军与盟国军队的相互补充，从而提高整体威慑力。拜登政府于2021年年底完成的全球军力部署态势评估，并再次强调：印太地区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来说是“最重要的区域”。
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大量基地和驻兵，以巩固在印太的“军事霸权”。据中国南海研究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2020年美国印太司令部拥有37.5万兵力，其中包括美军60%的海军舰艇、55%的陆军部队，以及2/3的海军陆战队兵力。此外，美国在印太地区部署大量海军基地，2018年美国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柬埔寨五国分别建有军事基地119、80、6、2、1处，占美国在国外建有军事基地总数的40.4%。
2020年后，美国加速扩大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威慑能力。
一是，单列印太地区军事预算，逐步加大投入。2020年6月，美国国会首度在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设立“太平洋威慑倡议”（PDI），划拨14亿美元经费，用以支持“战区导弹防御、远征机场和港口基础设施、燃料和弹药储存”。2022财年国防预算中，“太平洋威慑倡议”（PDI）预算进一步提升至51亿美元。2023财年PDI预算进一步提高至61亿美元，同比增长19.6%，远高于2023财年国防整体预算8.0%的增速。
二是，扩充军力规模，提升战备能力。一方面，2019年8月，美国以“俄罗斯违约”和“中国不受约束”为借口，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以在印太地区快速部署陆基中程常规导弹，加强有效威慑。另一方面，美国在印太地区积极扩充军备，增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侦察、预警和武装威慑能力。2017年，美国在韩国新建了平泽基地（汉弗莱斯营），这是美军在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军事设施最完善的海外基地，总面积1468万㎡，共建有513栋建筑（韩方226栋、美方287栋），耗资12万亿韩元（约为92亿美元），可容纳部署4.3万人。
2020年，美军海军恢复早在1973年就撤销的第1舰队编制，用于补充印太战区军力。同年，美国空军向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部署了3架B-2隐形轰炸机，这是美军自2016年以来首次在该岛部署B-2轰炸机。2022年1月，美国海军协会网站表示，印太地区的美国海军舰艇上部署20多架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F-35战机，这也是美国海军历史上在印太地区部署五代机数量的历史记录。
三是，增加在印太地区军事活动的频率与强度，彰显在印太地区的强大存在。特朗普政府仅在2017年至2020年，就在南海地区实施了19次“航行自由行动”，2020年甚至派出双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地区。拜登总统上台后，美联合盟友进行军事演习的规模进一步升级，2022年7月启动的“环太平洋-2022”军演创下多项历史记录。其中，参演国包括美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等26个国家，总共出动2.5万官兵、38艘水面舰艇、4艘潜艇和超过170架飞机参演，规模庞大。
美军派出了以“林肯”号为首的航母编队，并部署了美军首支F-35B五代机中队。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改装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以编队形式首次参演。此外，韩国出动以“马罗岛”号两栖攻击舰为首的舰艇和军机及上千名士兵参演，是自1990年首次参加“环太平洋”演习以来派出的最大规模参演兵力。
四是，美国增强对印太地区国家的军售力度。一方面，美国向印太地区出售的作战装备层次越来越高。早期美国对印太地区军售非常慎重，但近年来美军对印太地区军售越来越具备“主动进攻”的色彩，比如美国向日本提供的AN/TPY-2型X波段雷达和海基中段反导拦截弹，以及出售给中国台湾的“海马斯”远程火箭炮系统、“鱼叉”反舰导弹，都是具有强威慑力的战略性装备，甚至2021年美国主动要求向澳大利亚出售攻击型核潜艇，违反了国际核不扩散条约，突破了不能出售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底线。
另一方面，美国不断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无论是与日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还是与日澳新英五国组成南太平洋“新五眼联盟”，美国都拉拢各国应对中国所谓的“系统性挑战”，刺激印太国家进行军备扩张。据202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报告，2016-2020年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3个盟国均在其5大出口目标国之列，其中，澳大利亚占美国武器出口的9.4%，韩国占6.7%，日本占5.7%。
在科技方面，2022年以来拜登政府加速推进“印太经济框架”，增加与印太盟国伙伴在数字经济、投资和供应链等方面的合作，意图在核心关键领域“去中国化”，加速美国在印太地区对核心技术供应链的管控。总之，在“中国威胁论”的助力下，美国在印太地区打造集国家安全联盟、经济联盟于一体的印太战略同盟，以巩固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三、下篇预告，敬请期待
风险提示：全球疫情反复，国际局势进一步升级。
End
20220814-芯片法案、削减通胀法案，透视民主党手牌
20220725-磬战中期选举，民主党如何出牌？
20220718-美国科技霸权——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
光大宏观 高瑞东团队
复旦大学理学硕士，聚焦于海内、外流动性和资产配置研究，3年证券投资研究经验。在校期间曾多次荣获国家奖学金、数学类竞赛国际国家级奖项，毕业以来先后任职于公募基金、证券公司的投资、研究部门，曾覆盖宏观经济、利率策略以及资产配置等研究领域。
上海财经大学数学学士、数量金融硕士，3年宏观研究经验，聚焦实体通胀、财政政策、共同富裕等主题。本硕期间均荣获国家奖学金，擅长通过底层数据挖掘、推演、论证宏观问题，在《中国金融》、《中国改革》等期刊发表文章多篇。
加拿大韦仕敦大学lvey商学院，工商管理学士，美国巴鲁克大学Zicklin商学院，定量方法与建模硕士。曾任职于Morgan Stanley 宏观市场风险研究部，瑞士再保险瑞再研究院。聚焦美国宏观经济、货币和财政政策、政府债务等。
CPA，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本科，上海财经大学硕博，聚焦中观行业以及生产法GDP分析。多次荣获国家奖学金，数据分析能力强，财务功底扎实，CPA六门考试一次通过，中国高校SAS数据分析大赛全国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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