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东 刘星辰：为石油而战——美国石油霸权还能走多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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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引言：

今年以来，俄乌冲突推升全球能源价格，推高各国通胀水平。美国也深受高通胀困扰，美国总统拜登不断寻求各方途径，增加原油供给，但并未见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石油霸权已经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本文重点阐述美国建立和维系石油霸权的关键机制，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从地缘政治角度理解石油价格的运行逻辑。

核心观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搅局中东、石油美元、页岩油革命等一系列举措，重塑石油霸权、巩固美元和军事霸权。但2016年以来，随着全球石油供给主体和消费重心的变化，美国推行的中东收缩战略，使其逐步失去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独霸正转变为多元平衡，石油霸权的推行遭遇多重阻力。

美国石油霸权的真相

历史上，各国对石油资源和定价权的争夺从未止步。二战后，美国凭借着其军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综合实力的崛起，深刻影响着全球石油供给、需求、运输、交易等各个环节。可以说，石油霸权，是强国属性的综合映射。总体而言，经历多年培育，美国建立的石油霸权，顺利实现其四大政策诉求。

第一，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经历多年发展，美国最终从石油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第二，间接遏制欧盟、日本和印度等石油消费国，使得其在国际关系中拥有更多运作的筹码。第三，借助低油价打压石油生产国，遏制他国经济发展。第四，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确保霸权机制持续运转。

美国石油霸权如何构建和维系？

1861年以来，国际原油定价权的三次转移，标志着石油霸权的更替。1861年-1944年，采用的是美国平均原油价格；1945年-1983年，采用的是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1984年至今，则采用的是北海布伦特现货价格。其标志着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石油公司垄断定价，到中东产油国定价，再转向市场定价的三个历史阶段。

本质上而言，原油定价权的演变，即石油市场控制力的变迁，取决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包括世界石油生产和消费重心的转变。在此期间，美国为了建立和巩固石油霸权体系，不断转变其应对策略。我们将美国石油霸权体系的演变相应分为三个时期，包括垄断期、衰落期和重塑期。

在上篇中，我们重点介绍美国石油霸权的垄断期和衰落期，回顾早期美国与中东产油国国之间的石油博弈。

垄断期（1861年-1944年）：早期美国以中东为战略支点、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以全球布局的军事为保护，构建石油霸权体系。

衰落期（1945年-1983年）：进入1940年之后，随着中东石油力量的崛起，第三世界产油国开始陆续反抗英美石油巨头。随着利润半分协议的签署、OPEC组织成立，美国对于中东产油国的控制力逐步减弱，石油定价权转向OPEC，这一时期美国石油霸权走向衰落。

《下篇预告》：我们将介绍美国如何打破OPEC垄断定价，如何重塑石油霸权？未来美国石油霸权还能走多远？

风险提示：俄乌冲突时间持续超预期；全球原油价格超预期上行。

一、美国石油霸权的真相

石油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其需求的高度依赖性与供给的不平衡性赋予其浓厚的地缘政治属性。

一方面，石油作为世界经济的血液，无论是作为燃料还是工业用途，都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与国防安全意义重大。时至今日，石油仍然是世界能源结构中占比最大的燃料来源，1990-2020年间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占比超过40%。另一方面，石油在全球的分布极不平衡，供给与需求的错配强化了石油的战略价值，使其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2020年，中东地区石油探明储量占比达到全球的48%，而原油需求最多的亚太地区，其探明储量占比仅为2.6%。

历史上，各国对石油资源和定价权的争夺从未止步。二战后，美国凭借着其军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综合实力的崛起，深刻影响着全球石油供给、需求、运输、交易等各个环节。可以说，石油霸权，是强国属性的综合映射。

美国建立石油霸权的目的，不仅仅是保障本国能源安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石油资源和定价权的掌控，间接控制石油消费国和生产国，实现更为广泛的霸权外溢，持续巩固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总体而言，经历多年培育，美国建立的石油霸权，顺利实现其四大政策诉求。

第一，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经历多年发展，美国最终从石油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2021年，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36％，在交通运输领域和工业领域占比更是达到90.4%和38.4%。可见美国经济依赖石油消费，而本土资源供给不足，早期美国通过海外资源的垄断、间接控制中东产油国，保障其源源不断的能源供应。21世纪后，借助页岩油革命，顺利摆脱外部能源约束。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在2005年达到60.3%，此后持续下降，2020年，美国石油出口首次大于进口，成为石油净出口国。

第二，间接遏制欧盟、日本和印度等石油消费国。对于进口依赖度极高的石油消费国而言，控制其原油供给等于控制其国家命脉。美国石油霸权的建立，使得其在国际关系中拥有更多运作的筹码。历史上看，二战期间，日本出兵占领了印度南部，美国为了制裁日本，对其实施了石油全面禁运，极大地削弱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对于西欧国家，美国在军事上通过北约保证其国家安全，在经济上，以合理价格提供稳定的石油供应，保证其经济发展。

第三，借助低油价打压石油生产国，遏制他国经济发展。美苏冷战期间，石油出口是苏联获取外汇的最主要途径。1984年苏联通过出口石油换取外汇190亿美元，占从西方获得外汇收入的67%。在里根政府授意下沙特、科威特等国持续增产，国际油价从1984年的30美元/桶下降到1986年的11美元/桶，直接导致苏联在此阶段共计损失400亿卢布，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

第四，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确保霸权机制持续运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与沙特等国达成协议，美元成为了购买中东石油的唯一货币。利用“石油—美元—美元计价金融资产”循环，美国不仅通过美元波动间接影响油价，更重要的是通过石油这一绝对“刚需”的绑定，美元重新获得了足够有力的支撑，其硬通货地位得以稳固。

二、美国石油霸权如何构建和维系？

1861年以来，国际原油定价权的三次转移，标志着石油霸权的更替。自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第一口油井成功开采后，石油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根据《BP统计年鉴》披露的世界石油价格走势，可以清晰看到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国际油价走势跌宕起伏，其参考基准也不断转变。1861年-1944年，采用的是美国平均原油价格；1945年-1983年，采用的是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1984年至今，则采用的是北海布伦特现货价格。其标志着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石油公司垄断定价，到中东产油国定价，再转向市场定价的三个历史阶段。

本质上而言，原油定价权的演变，即石油市场控制力的变迁，取决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包括世界石油生产和消费重心的转变。在此期间，美国为了建立和巩固石油霸权体系，不断转变其应对策略。我们将美国石油霸权体系的演变相应分为三个时期，包括垄断期、衰落期和重塑期。

2.1  垄断期：抢占中东油田、跨国公司垄断定价

美国是最早的原油开采地，在19世纪半叶主导着世界石油生产与出口。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开采第一口油井后，社会迅速掀起“黑金热”，大量资本和人力涌入石油行业。在1860年至1910年间，美国生产了世界上超过60%的石油。

二十世纪初，汽车工业的发展和一战爆发，引发石油需求激增，推动美国石油业加速发展，垄断情况初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石油在军舰动力系统的应用使得欧洲石油需求大增。从1914年战争爆发到1918年战争结束，美国向协约国输送石油近1.33亿桶 。高涨的石油需求催生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其一度掌控全美3/4的石油提炼、4/5的煤油销售和超过4/5的煤油出口，控制美国石油市场的90%。尽管标准石油公司发展前景良好，但在当时美国高涨的反托拉斯、反垄断的情绪下，最高法院不得不于1911年将其解散，拆解后形成了美孚、雪佛龙等公司。

此后，随着世界多地勘出油田，美国行业地位受到威胁，高涨的石油需求与渐少的资源储备，迫使美国寻求海外石油资源。

从石油供给来看，20世纪初，诺贝尔家族在阿塞拜疆的石油开采帮助沙俄成为第二个石油生产国，其石油产量在1900年前后一度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国际石油大公司的竞争格局初显，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以及英波石油公司开始在国际原油市场活跃。

从石油需求来看，1911年至1918年间，美国的石油消费增长了90%，1914年至1920年间，美国机动车从180万辆猛增至920万辆 。美国政府开始担心石油这一重要战略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在政府和石油界的共同利益驱动下，美国援引门户开放政策，以支持本国公司获取海外石油资源。自20 世纪20年代，美国政府便开始在欧洲、俄国和中东等地区，与英国、荷兰等国家争夺石油资源。其中，美国最有代表性的石油公司便是由标准石油公司分拆出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后更名为埃克森公司）与美孚公司合并而成的埃克森美孚公司。

依托垄断协定，“石油七姐妹”瓜分中东石油资源。

20世纪初，英法荷等国已占据海外大部分石油资源，均排斥美国公司的加入。美国石油公司多方斡旋，经过六年谈判，最终于1928年7月31日，同英荷两国的石油公司代表签订《红线协定》，约定了伊拉克石油公司利润分配，其中美国近东开发公司与其他各公司均占23.5%。此协定是美国构建石油霸权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美国打破垄断，开始介入中东石油开发。

同年9月，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秘密联合其他两家英荷石油公司，签署了《阿奇纳卡里协定》，要求各方控制生产、相互帮助。同时，该协定确立了石油定价原则，帮助美国维持其高油价，形成垄断价格。最终，来自美、英、荷的7家石油巨头（其中美国公司占5家）组成了卡特尔，也被称为“石油七姐妹”。此后，在1930年至二战前，美国通过设立加拿大全资子公司、提供更优惠的经济条件甚至动用外交手段先后进驻巴林（1930年）、沙特阿拉伯（1933年）和科威特（1934年）等国家进行石油勘采 。

二战后，借助两次危机摆脱英法联盟，美国正式主导中东油田。二战期间，石油需求的飞速增长再次加重了美国对国内石油资源枯竭的忧虑，加速美资企业在中东地区的渗透。1946年，美国推动解除了《红线协定》，标志着美国摆脱英法，逐步取得在中东的支配地位。1951年，伊朗议院通过石油国有化方案，取消英伊石油公司开采权，导致伊朗石油危机发生。经过政局更迭与谈判诉讼，1954年，伊朗妥协，同意让美国等国石油巨头联合开采、管理伊朗国内石油。1956年，埃及发生苏伊士运河危机，美国借口反殖民主义，迫使英国势力退出中东，英法就此失去了中东石油政治的主导权。

从两次危机的最终结果来看，美国政府利用伊朗石油危机巩固了美伊联盟，同时借助苏伊士运河危机，扫清它在中东最大的两个对手：英国与法国石油公司。1954年，美国便已经成为中东石油的最大拥有者，控制了巴林和沙特石油资源的100%、科威特的50%、伊朗的40%和伊拉克的25%。

至此，美国完成了早期石油霸权体系的构建：以中东为战略支点、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以全球布局的军事为保护的石油霸权体系。

但是美国早期的石油霸权，建立在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和垄断的基础上，尤其是长期压低石油价格，以获取源源不断的廉价能源。随着第三世界人民意识的觉醒，这种长期的单向的垄断和剥削，注定难以持久，这也造就了后续OPEC联盟的崛起，通过垄断性提价，反击美国霸权。

2.2  衰落期：中东石油力量崛起，OPEC联盟诞生

进入1940年之后，随着中东石油力量的崛起，第三世界产油国开始陆续反抗英美石油巨头。随着利润半分协议的签署、OPEC组织成立，美国对于中东产油国的控制力逐步减弱，石油定价权转向OPEC，这一时期美国石油霸权走向衰落。

1943年，委内瑞拉率先与英美石油巨头达成石油利润半分协议，迈出了产油国与西方石油公司争夺石油权益的第一步。通过利润对半分成，委内瑞拉政府的石油收入大增，1948年是1942年的7倍。1948年，委内瑞拉与伊朗外交官会晤，标志着第三世界产油国开始联合争取石油权益。随后，在1950-1954年间，沙特、科威特、伊拉克、伊朗等中东产油国陆续要求与美国实行利润分半，这次斗争中展现的联合倾向，成为了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诞生的基础。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国际石油市场供大于求，导致油价不断下跌。同时，50年代末苏联取代委内瑞拉，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产油国，加剧石油公司间竞争。1959年-1960年，为应对苏联竞争，“石油七姐妹”两次降低石油标价，导致产油国政府石油收入锐减。中东产油国每桶原油收入从1957年的84美分/桶，下降至1960年的70美分/桶，降幅达到15% 。“七姐妹”两次单方面降价彻底激怒了产油国，成为联合反抗的导火索，催化了OPEC的诞生。

1960年9月，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伊拉克和委内瑞拉在巴格达宣告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即欧佩克（OPEC），旨在对抗石油公司擅自降低油价。中东产油国联合的目的在于，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石油政策，维持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稳定，确保石油生产国获得稳定收入。

20世纪60年代，OPEC目标主要集中于提高西方国家石油公司的石油税率、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进入70年代后，OPEC的斗争焦点，转向争取石油标价权、参股权和石油资源国有化。

在中东产油国与西方石油巨头争夺定价权的过程中，引发了两次石油危机。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石油生产国使用石油武器，打击支持以色列的国家，通过减产禁运、外国石油公司股份收归国有、大幅提高油价等一系列举措，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反抗西方国家长期压低石油价格，直接或间接控制和垄断中东廉价石油的行为。

OPEC产油国通过独立提价，反击西方石油巨头。1973年6月，美国石油公司与OPEC达成协议，同意将OPEC原油标价提高11.9%至3.01美元/桶。同年10月，OPEC单独决定将标价从3.01美元/桶提高至5.12美元/桶，12月进一步提高至11.65美元/桶。

同时，产油国也纷纷通过参股等形式，实现石油资源国有化。1972年6月，伊拉克政府将伊拉克石油公司国有化。当年10月，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和阿联酋纷纷与美国石油巨头就产油国政府参股达成协议，宣布立即参股25%，此后逐年增加。1973年，伊朗政府全面接管和控制伊朗石油工业。

1978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伊朗石油生产瘫痪、出口暂停，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1978年底，伊朗国内掀起一股反美巨浪，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什叶派霍梅尼成为最高领袖，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由于伊朗政局突变，1979年初，伊朗石油工人举行大罢工，石油日产量从500-600万桶降至零。当时伊朗是仅次于沙特的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占世界石油总供应量的5%，伊朗石油中断引发抢购风潮，进而加剧石油短缺，大幅推升油价。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拉克借口为抵御“伊斯兰革命”，悍然向伊朗发动军事进攻，意图掌握阿拉伯河的控制权。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和伊朗石油产量再度受损，直到1982年才逐步修复。1980-1981年间，伊朗、伊拉克石油产量分别减少190万桶/日、258万桶/日。

1970-1980年间，两次石油危机对美国、欧洲和日本打击巨大，经济陷入衰退。1973-1980年，原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飙升至每桶37美元，涨幅高达10倍。这让西方国家深刻认识到维护石油供应稳定的重要性。

整体而言，这一次定价权从美国等西方石油巨头转向OPEC，本质上源于，石油生产重心的转移，而欧美又严重依赖中东石油资源，定价权的转移强化了中东产油国的话语权。同时，这一时期由于美国亲以态度，引发阿拉伯国家的强烈不满，基于安全保障，中东产油国联合起来，通过石油武器反抗，借此夺得石油定价权。

一方面，二战后，中东石油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美欧对于中东石油依赖度与日俱增，中东石油成为国际石油市场的重要角色。这段时期，OPEC五个创始国，控制世界石油贸易量的近90%、世界石油总储量的67%、世界石油总产量的38%。

欧洲方面，“马歇尔计划”激发石油需求，欧洲能源使用由煤炭大规模转向石油。1950—1960年，能源结构中，欧洲消耗煤炭由85%降到47%，石油则从15%上升到51%。1948年4月至1952年4月，美国援助西欧的131亿美元中，有14亿用于石油，而这些都是美国石油公司在中东生产的。1950年，欧洲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其全部进口石油的85%，而在1947年，马歇尔计划实施之前，占比为43%。

美国方面，自1945年起，美国开始加大石油进口，用于补充国内石油消费。尤其是进入1970年之后，由于美国国内石油产量停滞不前，原油进口规模迅速扩大，进口依赖度自1973年的35%持续提升至1977年的46%，其中，同期来自OPEC的进口份额自38%大幅提升至70%。

另一方面，随着中东产油国石油力量的不断壮大，他们开始认识到石油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

这一时期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随着英美介入中东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激化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矛盾，中东产油国开始运用石油武器对抗西方国家，维护阿拉伯国家主权。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当年5月，以色列国宣布成立，埃及、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五个阿拉伯国家，为了维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存权利， 同以色列军队开战。巴勒斯坦问题上，美国亲以态度，激化了中东阿拉伯国家反美的情绪。

此后，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英法为了防止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化，伙同以色列向埃及开战，作为反抗，伊拉克、沙特切断输油管道，对英法实行石油禁运。这一时期，阿拉伯民族和以色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美国为了维护其中东利益，通过扶持以色列政府，干涉中东事务，由此引发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

1967年6月，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约旦发起空袭。作为反击，随后埃及下令关闭苏伊士运河，沙特、科威特和伊拉克对英美实施石油禁运，此举直接影响了美国从中东向越南战场的美国军队供应石油（当时有2/3石油来自中东地区）。

1973年，在苏联的支持下，埃及、叙利亚入侵以色列，而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大量先进武器，扭转局势，倒逼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打击美国。1973年10月16日，OPEC成员国一致决定削减产量5%，同时将原油标价从3.01美元/桶提升至5.12美元/桶。10天后，阿拉伯产油国的原油日产量比9月减少400万桶，产量削减20%，相当于世界石油贸易量减少12%。随后，1973年11月5日，OPEC再度将石油产量削减幅度从5%提高至25%。直到1974年埃以、叙以脱离接触，石油禁运才得以解除。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石油供需形势扭转，中东产油国的垄断定价权随之松动。美国通过主导中东局势、实现能源独立等途径，化解OPEC对石油的垄断定价权，重新塑造所谓的石油霸权体系，并借助石油美元机制，巩固美元霸权体系。

但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持续演变，在石油市场上，美国独霸正在走向多元平衡，美国石油霸权也正在遭遇多重阻力。在下篇中，我们将重点围绕这些内容展开，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理解产油国之间的石油博弈。

三、风险提示

俄乌冲突时间持续超预期；全球原油价格超预期上行。

四、参考文献

1.  王能全,1993,《石油与当代国际经济政治》

2.  王能全,2018,《石油的时代》

3.  江红,2002,《为石油而战》

4.  佘建跃,2018,《原油阳谋论》

5.  赵庆寺,2009,《美国石油安全体系与外交》

6.  张建新,2006,《美国霸权与国际石油政治》

7.  董雅娜,2019,《从能源危机到美元霸权 》

8.  范鸿达,2004,《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国伊朗关系研究》

9.  王新中、冀开运,2002,《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

1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国际油价毁掉了苏联？》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17,《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与石油》

12. 人民网,2021,《制造动乱，是美国维持自己在中东利益的手段》

13. Harold Francis Williamson,1966,《The American Petroleum Industry》

14. Charles W. Hamilton,1962,《Americans and Oil in the Middle East》；George W. Stocking,1977,《Middle East Oil》

15. Benjamin Shwadran,1986,《Middle East Oil Crises Since 1973》

16. ROBERT O. KEOHANE,1984,《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EIA,2022

17. D. Park Teter,1979《Iran Between East and West》

18. Mistré M,2017,《Shale gas production cos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and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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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瑞东

光大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研究所副所长，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财政部金融人才库专家，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会员，中国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曾任职于中国财政部中美经济对话领导小组办公室、OECD经济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注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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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数学学士，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5年宏观研究经验，聚焦实体经济、人口问题及中美关系。在《Economics Letters》、《中国金融》等发表文章多篇。对古代经济史、地缘政治博弈尤感兴趣，通过缜密推理，不断提升对社会运转本质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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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理学硕士，聚焦海内外流动性以及大类资产配置。在校期间曾三次获得国家奖学金，多次获得数学类竞赛国际、国家级奖项，毕业后前后任职于公募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的投资、研究部门，曾覆盖宏观经济、利率策略以及大类资产配置等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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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韦仕敦大学lvey商学院，工商管理学士，美国巴鲁克大学Zicklin商学院，定量方法与建模硕士。曾任职于Morgan Stanley 宏观市场风险研究部，瑞士再保险瑞再研究院。聚焦美国宏观经济、货币和财政政策、政府债务等。

杨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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