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的书号，下架的图书

昨天，一位出版业人士在公众号发出一篇贴文诉说“书号受制”之苦。

文中说：

进入2019年初，各大出版社书号供应纷纷告急，像鄙人所在的浙江省，仅有十几家出版社，几个较大的出版社的编辑，急得像热锅或热的平底锅上的蚂蚁，手边完稿的新书万事俱备，只欠书号，无可奈何，焦头烂额，四处找朋友，找同仁，问问2019年的书号下来没有，因为2018年的书号，很多出版社上半年就用光了，整个出版社都在等米下锅，偏偏“米”正在等编号的审批。

书号，仅仅是一组数字，本为无限可再生资源，有序排列就可以了，要多少，本来就可以“生产”(排列)多少，可今天问什么年年不够用呢？原因就是计划“生育”，出书选题要审批，书号要审批，书号要三审，比如一家出版社，书号要先报计划，原本报1000个书号，最后因种种原因，计划被上面压缩，只给400个，如果一个书号出版一本书，一年只能出版400书，若这一个出版社有50名编辑，一个编辑一年仅分配8个书号，一个月还出版不了一本书，这个编辑恐怕要饿死了。全国500多家出版社，多少从业人员，因为书号受限，多少人受着这出版“计划经济”的煎熬。

图书出版业的这一状况，以笔者的了解，其实早就存在。只是从2018开始尤其严重而已。

对此，本人有所感受。去年本准备出一本文化随笔集，都做好一自费打算，以为书内容合规合法，象以往一样，买个书号就可以出了。而向出版社朋友一打听，发现并非如此：

 一是很多出版社自己计划中必用的书号都不够，哪来多余可卖？

二是即使有书号，自费也得经过一审二审三审。到不是审作者文笔如何，而是要把政治关。所以只要是稍有点与“敏感“相关的东西，作者就是自己愿意自费，出版社也宁愿不赚这点钱。

对于书号越来越严控的状况，文章作者打了比喻说：

书号的发放，有点像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供销社制度。

这一比喻看似形象，实则不太贴切。因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供销制度是因物资的确紧缺。而正如这位作者以上所言，书号只不过是一串数字，可以无限生成（世界上一些国家中就是如此，绝不会有人因为没有书号出不了书的事）。而在我们这里，书号之所以成为稀有资源，完全是人为所致。

为何要把这一本是无限生成的资源弄成“稀罕之物“，动则一两万一个不说，甚至还有钱也买不着？

——这其中的原因，相信不言自知。

于是不由又想起去年一大批图书下架不再版之事。

据说，大凡上个世界被称为当代中国思想学术黄金时期的八九十年代出版的种种思想学术、人文社科图书，尤其是西方泊来品，一律下架不再版。

书号受限，图书下架。看似是两件事，实际都与一种东西相关：思想。

人类通常称自己为高等动物，而把自己和自然界中所有其它动物区分开来。

那么，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是形体么？是智商么？

不！应为思想。

囚禁动物用牢笼，而囚禁人类用什么？

这个问题，哲学家帕斯卡尔给人类做了最好的回答：真正囚禁人类的是思想牢笼。

人类通常认为优于动物，却不知有时候，自己却比动物更可悲。

——动物常常被囚禁，却只是因为人类，而不会自我囚禁。而人类往往自己囚禁自己。

于是又想起几天前热传的另一关于猪的贴文。相信读了此文的人无不多少震惊：原来一直被人类视为最愚蠢、最软弱、最低贱的猪类，其祖先却是相当英猛。如果不是一万多年前，被人类囚禁驯化，而是一越放之荒野，那么今天的兽中之王就是猛虎，而是“雄猪“了。

然而，对猪这种动物来说，幸运的是，它从祖先的模样变成现在的模样需要一万年，而现在若要变回祖先的模样，却只需三四年！

然而，被思想牢笼囚禁驯化后的人类呢？极可能千百年都只能做无知的奴隶，思想的囚徒。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启蒙者卢梭道。

生而为人，如何打破枷锁？

没有人帮你打破，只能自我拯救。

多读启蒙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