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23：酒鬼阮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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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阮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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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不是我风流，是我喜欢的一些故事，就是因为历史上有这么一种人叫做名士，你比如说魏晋南北朝的王羲之，我们就说那个时候有名士风流，他们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言谈举止，还有关于他们的故事，让我们觉得人格的多样性，我想古今中外的传说里都说明有些人非常有意思，跟这些人比起来，显得今天的人好像意思不大，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欣赏一下历史上的一些人，他们的为人处事可能会对我们有点启发。
对酒不能言
作者：李娅丽
来源：中国知网
酒是中华民族传统饮品, 相传黄帝时就有了酒。大禹时 ,仪狄造出了更甘甜 、浓烈的“旨酒” 。自此以后 ,饮酒便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魏晋之际 ,社会多故,乱世之中涌现了大批风流文士。士人们不但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文 ,而且留下了有关酒的大量奇闻逸事。晋时王恭曾说:“名士不需奇才,但使得常无事,痛饮酒 ,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世说新语·任诞》)酒与文人成为魏晋之际的一个显要特征。阮籍作为魏晋名士之一 ,其饮酒著于世 ,所以鲁迅先生将他归入“竹林七贤”的饮酒派。阮籍之名声与豪饮的结合,正是魏晋时代名士特征的典型表现 。但与此同时 ,阮籍与酒的结合又有其独特所在。通过考察 、分析阮籍与酒的关系 ,则能引发我们对造就名士与酒结合的魏晋时代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酒与狂 魏晋之际政治变故频繁, 士人常常处于生存危机之中, 于是借酒装疯以躲避政治灾难成为士人饮酒的主要原因。阮籍饮酒也正是基于此。之所以饮酒能够起到佯狂避世的作用 ,这与酒的自然属性以及人们的传统心态有关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 酿酒的历史源远流长。人们对酒的属性也早有认识 。在酒精的刺激下,人的大脑会处于异常的兴奋状态。伴随大脑神经的麻痹 ,人的行为也逐渐丧失控制。这种由酒所引发的暂时性行为失调 ,虽然表现出与常规行为的不一致 ,但仍能得到人们的宽容和谅解。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将酒后失常归入了“疯” 。中国古人将疯称为“狂易” 。《周礼·天官·阍人》:“奇服怪民不入宫。”郑玄注曰 :“怪民狂易” ,说这些怪异之人就是疯人 。《汉书·五行志》云:“失在狂易 ,故其咎狂也 。”颜师古注:“狂易 ,谓狂而易其常性。”对于狂易 ,人们的认识通常有两种 。一是精神失常的病态 。《白虎通·考黜》有“狂易病”的说法 。二是由于外因造成的暂时性失控状态 ,如过多饮酒造成的发酒疯 。无论是狂易还是暂时性失常,其表现都十分相似,即是一种非理性状态 。并且,当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便利用饮酒后的行为失常和他人易于宽容的效应,将想要表达的东西充分表达出来。这时, 人们在常规下的矜持、胆怯 、深思熟虑等理性行为也由于酒精的作用而弃之脑后。古人将这种故意造成的精神失常的病态称为佯狂。当然,其存在的前提是不能超越当时社会的包容度 ,这个度在魏晋之际就是封建伦理政治的核心——君臣之礼 。
二、酒与人生 如果说借酒避祸是酒的第一大功能 ,那么借酒浇愁则是酒的另一功能 。曹操诗中有云:“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沉重的时代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生存的忧患 ,也是心灵的折磨。只有酒才能弥合他们的内心,消解他们的忧愁 。阮籍便是一个借酒浇愁的典型 。“王孝伯问王大 :`阮籍何如司马相如?' 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 ”(《世说新语·任诞》)阮籍内心的郁闷与现实的残酷密切相关 。“籍本有济世之志 ,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 籍由是不与世事,遂以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阮籍涉世之初和许多士子一样,对社会生活充满了信心 ,有着远大的志向。 “尝登广武, 观楚汉战处, 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 (《晋书·阮籍传》)但是 ,造就英雄的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 。典午之变,司马氏对异己士人的无情杀戮给予士子们以深刻的警醒 :魏晋之际 ,人事已非,如果不能慷慨而生,那就必须顺服而存。逃避现实是士人保留生命与残存自我意识的唯一选择。但这种选择毕竟是不自觉的。因此 ,阮籍的遗落世事,不仅包含着他对王权的屈服,也包含着他对现实敢怒而不敢言的苦衷。其内心潜存的价值观念又常常使他敏感地觉察到现实与理想的种种矛盾 。由此而加剧其心中的苦闷。“时将暮而无俦兮,虑凄怆而感心… …步徙倚以遥思兮 ,喟叹息而微吟。”(《首阳山赋》 ,引自陈伯君《阮籍集校注》 ,中华书局, 1987 。以下凡引此书 ,皆只注篇名)内心的苦闷无人能知晓, 积聚心中令他身心俱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何所见,幽思独伤心。”“感物怀殷忧 ,悄悄令心悲 。”“终身履薄冰 ,谁知我心焦!”(《咏怀诗》其一 、十四 、三十三)内在的矛盾使他的生活也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 他言行谨慎,连晋文王也不得不称赞 :“天下之至慎 , 其惟阮嗣宗乎 ! 每与之言, 言及玄远, 而未尝评论时事, 臧否人物, 真可谓至慎矣。”(《三国志·魏志·李通传》注引李秉《家诫》)另一方面 ,他又会因才使气 ,违规越礼, 为世人褒贬留下话柄 。而弥合这一切的途径则只有饮酒了。以终日的迷醉来麻木自己对世事的敏感,又用它来回避外界的干扰 ,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找到可以谅解的理由 。
但是 ,阮籍毕竟是热爱生命的 。生命存留的痛苦也可以用酒精的麻醉作用来消磨。因为 ,酒不仅可以令阮籍远离世事,而且还能让他领略美好的意境 。关于饮酒的感性体验 ,在阮籍的文字里没有直接的表述 。但在庄子那里却早有说明:“夫醉者之坠车 ,虽疾不死 ;骨节与人同, 而犯害与人异 ,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 ,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 不入乎胸中 ,是故 物不,彼得全于酒, 而犹若是, 而况全于天乎?”《庄子·达生》在庄子看来,神全则形神相亲 ,超乎生死之外 。而这一切,皆可从酒中获得 。竹林饮酒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刘伶也在其《酒德颂》中谈到醉酒可以“无思无虑, 其乐陶陶 。 ……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晋书·刘伶传》)刘伶笔下“唯酒是务”的“大人先生”与阮籍理想中“与造物同体, 天地并生, 逍遥浮世与道俱成 ,变化聚散不常其形”(《大人先生传》)的“大人先生”何其相似 ! 同为竹林挚友,二人以饮酒而著称 ,想必在对饮谈玄的同时, 他们也同时感受到了酒所带给他们的形神相亲的美好幻觉 。
三、酒与创作 谈到阮籍与酒, 我们最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阮籍在其作品中几乎从未提及过酒 。唯一的一处也是“对酒不能言”(《咏怀诗》其三十四)。这与其他饮酒文人有很大的不同。东晋陶渊明写过饮酒诗,李白也是“斗酒诗百篇” 。这些都说明酒在文人生活与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最通常的解释是, 在酒精的刺激下 ,人的思维往往会处于活跃状态,故能引发人的想象,有利于文人的创作。因此 ,饮酒文人会在其作品中或多或少提及酒。阮籍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 ,他的酒和诗是脱离了的 。一方面 ,从阮籍咏怀诗晦涩的旨意、工整的格律形式 ,我们可以感到阮诗与其他饮酒文人洒脱流畅而又不完全拘泥于形式的创作风格大相径庭 。另一方面, 虽然他的诗作旨意深远 ,却没有关于饮酒的心理描写 。因此 ,从表面上看起来, 酒只是和他的生活发生了关系 ,饮酒所得的境界也只能见于行动 。但是,人生的经历往往影响到一个人的创作, 酒也必然对阮籍的创作产生影响, 并且也应该反映在其作品当中 。阮籍的作品却与酒无缘,这似乎是不符合逻辑的。其中原因值得探究。
首先, 从客观现实来看,魏晋之际,政治变故风云莫测 。对于一个需要依附王权以确证自身地位与价值的士人来说 ,他必须小心谨慎 ,才能获得生存的保证 。当然 ,阮籍的“至慎”是与世公认的。虽然借酒避祸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但也并非十全十美之策。因为现实生活是最终无法逃避的 。同样要饮酒的嵇康 ,由于在日常言行与文章中表露了对现实的不满, 而引来杀身之祸 。依照阮籍一向谨慎的处世原则,以及他当时所处的地位,即在士人中名声较大 ,以至于司马氏想与之联姻 ,做官又曾被封为关内侯,《晋书·阮籍传》他或许会考虑到这一点。所以 ,反观阮籍饮酒的记录 ,他几乎总是豪饮至烂醉不醒。试想当一个人过量饮酒而不省人事的时候,自然只知道昏昏睡去 ,而不会对现实有任何意见。至于阮籍每次是否真的醉到不省人事,我们暂不去追究。不过他的确以此躲过了一些灾难。“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 ,皆以酣醉获免。”同样,晋文王与之联姻之事也以大醉六十日而告吹 。由此可以推断, 阮籍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有关酒的记载是出于对现实的谨慎考虑。
其次 ,从传统的眼光来看 ,纵酒放达与儒家“克己复礼”的君子标准大相径庭 。阮籍自幼受儒学传统熏陶 。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说“诸阮前世皆儒学” 。而且阮籍的父亲阮 ,曾在东汉大儒蔡邕门下学习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阮籍也自述从小习儒 :“昔年十四五 ,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咏怀诗》其十五)因此 ,儒者安身立命之标准已深深扎根于其内心深处 ,否则他不会限制自己的儿子走上放达的道路 。虽然纵饮放达包含着不得已的苦衷,但其内心深处的“君子”标准仍然对杯中俗物及其所引发的行为持排斥的态度 ,这必然会限制他在诗文中对酒的表达 。阮籍诗中虽无酒 ,但酒却已深深渗透到他的生命之中, 成为他生活在艰难时世的润滑剂。以阮籍的才华 ,诗中无酒的确给后人造成莫大的遗憾。但是 ,正是这种文坛的遗憾, 才会引发人们对造就遗憾的时代进行深入思考, 探究魏晋士人畸形人生的根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