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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作品中黑色幽默产生的背景

作者：韩亚星

来源：山东师范大学

要探讨王朔黑色幽默艺术的形成，必然绕不开对世界文学，尤其是对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探究。因为王朔自己也曾说过：“我在约瑟夫•海勒的作品中找到的共鸣也超过在昆德拉作品中找到的……我喜欢纳夫科夫的《罗丽塔》，那里面没有社会的震动，全是个人的东西，写的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我喜欢这种”[4]众所周知，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是黑色幽默小说的经典代表作，王朔所说的纳夫科夫的《罗丽塔》即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翻译的不同所致）。这两位作家都是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的代表作家。因此，分析和研究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对王朔黑色幽默写作的影响，对于我们分析王朔小说的黑色幽默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美国黑色幽默文学对王朔的影响

从五四时期开始，西方的文学理论陆续被引入中国，批评家们运用欧美文学理论批评中国的文学作品，作家借鉴西方小说的写作技巧和写作范式，这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动，改革开放的时代政策唤醒了封闭保守的人们，也开启了人们对于探索外界的精神意识，人们不再固守自认的文明，开始关注自身以外的东西，西方的多种文学思潮几乎在一夜之间涌进了中国，王朔也正处于这样的社会开放的时代，他不自觉地受到了西方文学创作范式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借鉴了西方文学中反传统、反崇高的创作理念，开始具备西方黑色幽默小说派的特征。

可以说，王朔现象就是中外文化思潮交汇与碰撞的时代产物。作为后现代主义重要流派的黑色幽默小说在美国的繁荣和发展有其特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美国黑色幽默小说产生在20世纪60年代，“二战”的阴影还萦绕在人们的夜梦中，“冷战”再度唤起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和绝望，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先后爆发和失败，更是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带来最直接的刺激。青年反战运动、妇女运动、黑人运动、环保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却使得这个国家的思想界和人民心理充满了喧哗躁动和不安，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危机意识和反叛精神开始在动荡的社会内部酝酿，文学和艺术成为人们宣泄这种躁动不安和反叛的出口。反主流文化和“新左派”思潮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意识主流。社会的黑暗和政府的偏见激起年轻一代的不满，浮华的背后是无可依托的空虚和失落，传统观念和主流文化已经满足不了个人对于自我追求的心理愿望，甚至制约着个人理想的实现。

在迷惘和困境中，这一代人用精神反叛和消解一切传统价值和意义，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嘲笑和自嘲成为他们寻求解脱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建立在反理性基础之上的弗洛伊德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存在主义，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也为黑色幽默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黑色幽默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在美国兴起。虽然黑色幽默小说的开山人，一般公认为是俄裔美国小说家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他的心灵小说《洛莉塔》和荒诞心理小说《普宁》给后来黑色幽默小说创作提供很大借鉴意义，但黑色幽默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流派进入主流文坛则是以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出版为标志，成为20世纪60年代最具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流派。这一流派影响最大的三部作品是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库特•冯尼格特的《第五号屠场》以及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黑色幽默派作家对以往光明、科学和理性的崇拜与期望被战争的残忍和毁灭所打碎，他们以颠覆性的文学形式，将以往的期待转化成对现世的玩世不恭的反叛，描写真实的社会现实，以宣泄对这个世界的不满，获取在黑暗中挣扎的精神慰藉。

二、中国本土文学中的黑色幽默

朱光潜在《诗论》当中提出一种幽默或称“谐”：以游戏态度，将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这是中国传统的幽默，从揭露黑暗和丑恶的人世来说，已然带有一些“黑色”成分，但不具备西方黑色幽默理论的消解崇高和权威的目的，而是遵循中国“教训”主义的传统，“欣赏”幽默之后要有所警悟、有所受教，深刻领会其中要义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精髓诉求。

庄子的以歌当哭的“鼓盆而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学驴叫吊丧的故事，清朝《笑例》中与西方“绞刑架下的幽默”故事极其相似的《干净刀》，在这些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或文学故事中已然也具有一些明显的黑色幽默风格。樊星则在文章中梳理西方黑色幽默对我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在其影响下产生的具有黑色幽默风格的作家及作品，以及中国式黑色幽默小说在中国当代的发展和演变，将王蒙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上把“意识流”和黑色幽默结合创作小说的第一人，《夜的眼》、《买买提处长佚事》写出了“幽默的民魂”。而以文革为历史背景的冯骥才的《啊！》、李准的《芒果》、乔瑜的《孽障们的歌》、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等作为中国写实风格的黑色幽默的代表。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刘索拉及她的小说《你别无选择》，是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模仿：“功能圈”如Catch-22一样，象征着荒唐、神秘、难以理喻又难以摆脱的教条。

这些文学写作融合在杂乱而又博大的市井民间文化中，成为一种传统的民族精神特质融入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作为一个成长在市井中写市井小民的作家，王朔的人格精神中自然具有着潜在的悲喜人生的感悟，存在着潜在的揭露和批判的情感诉求,加之这些前辈作家的影响，尤其是王蒙、徐星等人，王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黑色幽默。这种以“新京味”为明显语言特点的黑色幽默风格，既有老舍等前辈作家的幽默讽喻的传统韵致，又吸收了王蒙等当代作家的自我解嘲式的滑稽和反讽，并把其中的批判和揭露由文本的背后推至台前，在刘索拉、徐星等当代先锋作家的影响之下，把反主流文化的颠覆性话语发挥到极致。王朔本人也在《我看王朔》中自我“坦诚”：王朔所谓的反英雄反文化颠覆主流话语，“其实是当年刘索拉和徐星的首创的写作风格和路数。王朔只是一个跟着哄的，或叫效颦者。”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王朔，以他空前油滑、玩世不恭的黑色幽默给较为沉寂的当代文学投入一颗炸弹，激起众多文学界人士批判和否定的同时，也打破了传统和红色时代的刻板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