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三人行经典-王朔 谈语言建筑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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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三人行经典丨王朔

谈语言建筑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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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神话的终结

王朔作品中的调侃及其美学功能

作者：王一川

来源：中国知网

从80年代中期突然崛起,继而大红大紫,到90年代中期骤然搁笔,王朔在短短十年间如一股飓风横掠中国文坛、影坛和电视界,其影响远远超出审美与艺术领域而播散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制造了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个人成功的英雄神话——“王朔神话”。这个“神话”的独特处在于,它似乎集中凝聚了这时期弥漫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伦理等各个领域的欲望和幻想,并使其获得了一个令人或快乐或愤怒的发泄渠道,在当代文化价值体系的深层激发起绵延不绝的动荡。当王朔神话已成过去的今天,我觉得尤其有必要回头加以冷静反思,以便从中获得一种可能的宝贵启示。我这里想仅仅指出其中一点:王朔神话诚然可能牵涉广泛,具有种种复杂内涵,但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与其语言的独特运用有关,从而可以归结为一种靠语言去征服公众的神话,简称语言的神话(当然也可从别种角度加以解说)。本文拟对这种语言的神话作一简要剖析。

在王朔这里,语言的独特性可以说集中体现在调侃上。调侃是一种嘲弄或讥笑对象的语言行为。当着调侃被集中或极端运用以至成为某个作家创作个性的显著标志时,这种语言形态就可以说是一种调侃式语言了。在当代作家中王朔无疑是运用调侃式语言的突出代表。与通常调侃具有某种精英立场、带着温和与调和姿态不同,王朔的调侃似乎出自文化程度不高和粗俗的人们———“俗人”———往往可以不讲道理,充满了对于官方化语言和精英独白的激烈的和不妥协的反叛色彩。这种调侃很难被简单概括为都市俗人的通俗语言或口语,不如说,它是以俗人俗语姿态出现的对于官方化语言和精英独白的反叛性语言,体现出以俗人标准嘲弄虚假高雅的策略。本文结合《顽主》(1987)、《千万别把我当人》(1989)、《一点正经没有》(1989)、《玩儿的就是心跳》(1989)等作品简析王朔的调侃式语言。

一、作为俗人乱道的调侃

王朔的调侃式语言是以一种新的俗人乱道形式亮相的。“乱道”本指不讲规矩或道理地说话,与胡说、胡说乱道或胡言乱语等词同义。俗人乱道,在这里形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整日不做正经事而四处嬉戏或游荡,寻求个人自由的都市青年(即所谓“俗人”)的“胡言乱语”即调侃。王朔小说中那些自称“俗人”的青年,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通常的粗俗大众,而更多地是那种以“俗人”姿态敢于冒犯官方化语言和精英独白规范而寻求个体狂欢的都市青年(嬉游者)。

自称俗人,本身就意味着谋求在对话中处于优势地位:当“我”把自己贬损为低级、低等和卑俗的人(包括俗人、流氓或痞子等)时,就无形中甩掉了原本十分沉重的道德负担,而变得内在地轻松自如和外在地蛮不讲理,即便是任何激进或极端的反常规举动也可能被认为具有“合理”性;而处在对立面的精英人物,则等于接过了被俗人抛弃的沉重道德负担,为维护高雅、崇高或神圣面具而不得不步履艰难、备受煎熬。简单讲,作为俗人乱道的调侃式语言仿佛是粗俗的“俗人”之间夹杂着脏话、粗话或秽语的恣意笑骂或嘲弄。由此看来,调侃式语言就是在总体上充满调侃语言或以调侃为特色的语言形态,具体说,是那种以运用言语去嘲弄对象为主要特色的语言形态。在王朔的小说语言中,无论是叙述人的叙述话语还是故事中人物的对话,调侃式语言都显得十分突出,以至成了王朔的语言形象的典型标记。也就是说,由于王朔语言在总体上具有调侃意味,我们不妨把它视为一种调侃式语言,从这个特定角度去加以把握。至于王朔语言中的其他特点,这里暂不涉及。调侃式语言在语言上有着明确要求:形成不同于常规的特殊的语言组织,这一语言组织才能够造成特别的嘲弄效果。既然如此,调侃是否成功,关键就取决于语言组织的修辞效果。

二、作为生存状态的调侃

人们一提起王朔,往往立即就能想到调侃。其中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调侃在王朔作品中并不只是人物的外在或表面特征,而直接地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这些自称“顽主”、“流氓”或“俗人”而嬉游于都市的青年们,其反叛行为总与调侃式对谈、争论或发言等具体调侃活动交织在一起,或者就鲜明地体现为调侃过程。这一特点是如此突出以至成了他们全部行为的基本模式或表征。这群“俗人”行为的狂欢往往也就是或就表现为调侃语言的狂欢———即通过独特的语言行为去反叛现成规范而获得解放的快感。这样,王朔的调侃式语言就具有了一个突出特点:调侃不仅是一种语言行为,而且根本上是一种生存行为或生存状态。也就是说,对这群“俗人”而言,语言上的调侃也就是生存上的调侃。调侃成了他们独特的生存状态的基本标志。这是我们在考察调侃式语言时首先需要了解的。忽略了这点就等于忽略了王朔调侃中最重要的东西,也就难以窥见这一语言神话的深层奥秘。这一特点在《顽主》中表现得颇为典型。马青等三人在承受了赵尧舜的一番“训导”后,憋闷和愤怒得想打人解恨,索性就去挑衅那些“穿着体面、白白胖胖的绅士”:“街上,三个人肆意冲撞着那些头发整齐、裤线笔挺、郁郁寡欢的中年人,撞过去便一齐回头盯着对方,只等对方稍一抱怨便预备围上去朝脸打,可那些腰身已粗的中年人无一例外地毫无反应……如此含忍不露彼此差不多的表现使三人更有屡屡得手所向披靡的良好感觉。马青兴冲冲地走到了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那他妈谁敢惹咱俩?'”如果借助法国心理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想像界、象征界和现实界三角结构,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发生了与调侃行为紧密结合的三类人之间的较量。一类是“俗人”。马青们本来并无什么真本事,属于社会的“弱者”,但由于“无赖”和有意挑衅,起初竟似乎格外强大而无任何对手,显然具有想像界错觉,即错误地以为自己十分强大。他们是弱而强的一类。

第二类是那些穿着体面的中年绅士,不妨看作为“俗人”所痛恨和蔑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一向被视为社会的“精英”和主要角色,理应是“强者”。但他们习惯于循规蹈矩和明哲保身,面对马青们的侮辱性挑衅竟“含忍不露”地回避,反倒显出“弱者”模样来。在拉康的模式里,他们既缺少想像态错觉,又显出语言上的无能(被迫无言或失语),呈现出现实界那种“唯实者的低能”,属于强而弱的一类。第三类则是那位铁塔般大汉。他一眼就洞穿了马青们的虚伪骗术和中年绅士的明哲保身举动,以坚决的行动和有力的回答接受挑战,打击了马青的锐气,理应成为三类人物较量中的“真英雄”。他兼具强壮的体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似乎可以被不假思索地归入象征界,属于强而强的一类。如果事件发展到此为止,那么可以肯定地宣布,“俗人”在实际行为上遭受了合理的失败,从而无法由此获取胜利的狂欢。但是,这些“俗人”在行为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通过把实际行为转化为语言调侃行为而成功获救。具体讲,当他们在实际行为中受挫或遇险时,往往转而通过其擅长的调侃行为去自救,而且总是奏效,这就保障他们能最终获取语言的狂欢。“那他妈谁敢惹咱俩?”这狐假虎威的小把戏居然收到逢凶化吉奇效,自然会给马青带来巧妙获胜的狂喜。他的秘诀是把“谁敢惹我”之“我”换成“咱俩”,这在语言上属于偷换概念之类诡计。这一调侃行为(诡计)成功地解决了实际行为的危机并带来主体的快乐,从而充分显示出它在“俗人”行为中的首要作用。这里借助语言调侃而实现的化险为夷转化表明,在“俗人”这里,行为的狂欢必然要最终转化为、落实为语言(调侃)的狂欢。他们的行为的狂欢实质上正是语言的狂欢。

由此看来,马青们凭借其在语言上拥有的超出另两类人的明显优势,自然才成为三类人较量中的真正胜利者。不过,应当注意这里发生的角色互换情况。“俗人”能凭调侃行为化险为夷、化敌为友,依赖于如下事实:通过偷换概念诡计而满足了大汉的胜利者虚荣心,使其无意中自愿移位于想像界,陶醉于“我是强者”的想像态错觉中;而“俗人”自己则由于调侃行为的成功而移位于拥有特殊洞察力的象征界,可以尽享象征的眼力带来的喜悦,从而实现了两人之间角色的相互交换。正是由于这种调侃行为导致的角色互换,开初的三角关系结构就发生了内部转化:中年绅士仍属唯实者的低能,而大汉在不觉中被从象征界宝座驱赶到想像界,“俗人”则从想像界升入象征界。这一结果揭示出,“俗人”拥有的克敌制胜和获取狂欢的法宝,除了调侃没有别的。难道可以说,语言上的胜利就能等同于真正的胜利?调侃确实有可能帮助他成功,但当这种语言行为仅仅属主体出于无赖而使出的语言诡计时,就不大可能帮助他获取实质上的胜利了。即便有所谓胜利,恐怕也更多地属于一种由语言诡计制造的想像界错觉。

三、调侃的对象

调侃必须发生在特定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说话人常常占据对话的主体位置去嘲弄对象。但被调侃的对象却是多样的,值得分析。首先,对象可以是听话人。《顽主》写林蓓说自己要和作家宝康结婚时,于观笑眯眯地说,“人家说自杀的办法有一百种,其中一种就是和作家结婚。”这里通过直接嘲弄“作家”而间接取笑了听话人林蓓。其次,对象常常是说话人自己,这应是王朔调侃的一个显著特点。《一点正经没有》中有这样的描述:“谁他妈也别想跟我这儿装大个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呀!”“现在全市的闲散人员都转业进文艺界了,有嗓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我……听存车的老太太嚷嚷:`全市的流氓都转业当作家喽!'”“流氓”竟被“俗人”自己当做生活方式的显著标签。通过主动贬损自己的“流氓”本相,把自己置于不被对手揭露却可随意揭露对手的既安全又主动的优势地带,从而获得了一种高超的言语霸权。这实际上是在以自我贬损的方式达到自我炫耀的效果。第三,对象常常既不是那个(或那群)听话人,也不是说话人自己,而是双方之外的“第三者”。在王朔小说中,这“第三者”主要就是几十年来“政治国家”特有的“政治化生活”传统。这里的“政治化生活”是说,“政治”是那样无所不在地深嵌入中国人的生活中,似乎生活的一切都弥漫着“政治”,就是“政治”。这既是生活的政治化,也是政治的生活化;而与此同时,个体权利、私人空间等属于个人的东西几乎被完全关闭了。

对政治化生活的调侃集中表现为对长期主宰人们生活的“政治话语”的调侃。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政治话语并不只是人们生活的外在修饰,而就是生活的基本方式。正是王朔把对政治话语———政治化生活的调侃发展了:过去政治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成为调侃的似乎取之不竭的言语原料。例如:“不要过早上床熬得不钉了再去睡内裤要宽松买俩铁球一手攥一个黎明即起跑上十公里室内不要挂电影明星画片意念刚开始飘忽就去想河马想刘英俊实在不由自主就当自己是在老山前线一人坚守阵地守得住光荣守不住也光荣。”(《顽主》)于观开导顾客王明水医治手淫习惯,竟用过去人们熟悉的英雄人物“刘英俊”和老山战士做榜样。这类政治调侃在《一点正经没有》里更是一再出现。但不应过高估价这种调侃的意义。当王朔为着调侃———消解目的而再度将“政治话语”从记忆深处提取出来时,其实正披露出人们容易忽略的另外两个事实:一是“政治话语”已深植于他内心,二是它是如此令他熟悉和“念念不忘”以至在今天仍成为他宣告自己“玩文学”胜利的最合适话语。这样,他的调侃的消解意义就是有限的了。“俗人”一方面是要否定“最高指示”及与此相连的政治国家传统,但另一方面却对它充满感激和缅怀之情。因而这种调侃无法不陷入深刻的悖论。还应看到以下可能性:读者大众能够超越作者———叙述人意图而从本文中“读”出自己能够读出的那些东西。与“俗人”的浓烈的缅怀情绪相反,置身在80年代后期的大量读者,却可能从“俗人”调侃中激发和强化对“政治话语”及与此相连的“文革”年代和政治国家体制的喜剧式拒绝姿态。因为他们此时所置身于其中的文化语境已经把否定“文革”及消解政治国家传统的历史性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从而映入他们眼帘的调侃性文字仿佛能处处有效地引燃他们内心郁积的记忆之火。这表明调侃仍可在特定语境中体现不容忽视的消解意义。

四、调侃式语言的几种类型

正是调侃对象的多样性,使得调侃式语言具有宽泛的适用性和容量。王朔在调侃式语言方面作了若干尝试,下面主要分析调侃式语言在辞格形象上的几种基本样式或类型。

1比喻式调侃。

以神圣而庄严的东西去比喻低级或卑俗的东西,从而造成嘲弄效果。这是王朔调侃式语言在修辞上的一个鲜明特点。这种调侃往往表现为以雅喻俗或以俗喻雅,分别达到化俗为雅或化雅为俗的目的。以雅喻俗,就是以本来形容高雅、崇高或庄严的语汇去比喻低级、粗俗、通俗或卑俗的事情。在《顽主》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此激动和奋不顾身地冲向食

物的人群:“衣冠楚楚的男女……像攻进冬宫的赤卫队员们一样黑鸦鸦地移动着……像是国庆检阅时的步兵方阵,对前面桌上的啤酒行注目礼。”他们越走越快,“最后终于撒腿跑起来,冲向所有的长条桌……”当于观等人步入舞会大厅时,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大型庆丰收群雕”,男人们和女人们从堵住嘴遮住脸的倒竖的酒瓶后面露出喜悦的眼睛。“天哪!中国老百姓其实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于观激动地说,“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过奢的要求”。这一镜头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这群当代市民人物,没有什么“过奢的要求”,而只是关心自己基本食欲的满足。如果他们还有某种“崇高”性的话,那“崇高”在这里被比喻为以进攻冬宫的庄严姿态去“进攻”食物。这是一个滑稽的“高雅的低俗”或“崇高的卑俗”场面,它无疑对于经典“高雅”或“崇高”具有调侃效果。另一方面,男女人群为着满足低级的生理和感官需要而集团式地冲向食物的奋不顾身姿态,竟被比喻为进攻冬宫的赤卫队员和国庆阅兵式上步兵方队的庄严英姿。这种以雅喻俗方式,意味着通过比喻性语言把卑俗的、感性的东西神圣化和理性化,既对于人的低级需要有着某种提升作用,又对政治传统中神圣的东西构成消解效果。当然,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这里用了夸张辞格。

同时,这里还体现出典型的狂欢节气氛。按照巴赫金的观点,狂欢节中,人的一向被视为低级而卑俗的肉欲得到满足,而在平时受到压抑的反常规或反礼仪欲望通过特殊行为如调侃式语言行为获得尽情释放,从而享受到个体的极度自由。在这幅狂欢化镜头中,人们的基本而低级的食欲得到释放和满足;而于观等作为旁观者和评论者,则似乎在居高临下地检阅这场肉体感官狂欢节仪式,享受着类似“加冕”国王才有的狂喜感觉。王朔的主人公常常自称只知“饮食男女”的“俗人”,这显然是把肉体享受视为自身的根本追求,并以此去拆解精英话语中那种无视肉体需求的偏颇和虚饰。而当叙述人运用以雅喻俗方式去叙述并造成化俗为雅效果时,我们可以推想他在这种语言行为中获得了何种程度的个体狂欢。

既有以雅喻俗(化俗为雅),也有以俗喻雅(化雅为俗),即以本来形容低级、粗俗、通俗或卑俗的人或事的语汇转而比喻高雅、神圣的东西。一个年轻少妇在家对着“扮演”她丈夫的“三T”公司雇员马青大骂道:“你说你是什么鸟变的?人家有酒瘾棋瘾大烟瘾,什么瘾都说得过去,每听说像你这样有`砍'瘾的,往哪儿一坐就屁股发沉眼儿发光,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喷水,也不管认识不认识听过没听过,早知道有这特长,中苏谈判请你去得了。”(《顽主》)这里把似乎高雅的“砍”(侃)习惯,相反地比喻为“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喷水”,无疑造成一种化雅为俗效果,尖锐地讽刺了那位整天只顾“砍”的丈夫。但当再次把他的“砍才”与中苏谈判联系起来时,则又是以雅喻俗或化俗为雅了。当然,如果过多地堆砌它们,也必然会损害感染效果。

2 戏拟式调侃。

政治性调侃在王朔小说中经常出现以至似乎可以随处发现。不过,造成这种调侃的手段,往往是戏拟,即戏剧性地仿照或摹拟。《玩儿的就是心跳》中充满了这样的政治性戏拟,其中穿插了一个山东快书段子:“当哩个当,当哩个当,你先叫我入了你那个裆,我就叫你入了我这个党。”这里对政党语汇作了变形处理,利用双关语“裆”(党)来达到调侃效果,用其戏拟“顽主”群体的活动方式。这显然是对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中日常口头流行话语的戏拟式引用,“再现”了党内存在着不正之风这一“社会现实”及人们对它的讽刺性批判。从说话人在戏拟式引用中流露的轻松、戏谑的语调看,我们不难领略作者对于现代以政治为中心的文化传统的一种玩世不恭态度。

3 铺陈式调侃。

指由于词语和句子的极端铺陈而造成的调侃,具体说,就是不顾正常表达效果的过量的辞藻堆砌、重叠、反复等。如《千万别把我当人》:坛子胡同一群“百姓”向自己的“恩人”大胖子敬献颂辞。他们的心情是如此感激和激动,语言是如此铺陈、华丽、浮夸,以至元豹妈等四人接力似的一个个先后“累”昏过去都还未完成:“……您日理万机千辛万苦积重难返积劳成疾积习成癖肩挑重担腾云驾雾天马行空扶危济贫匡扶正义去恶除邪祛风湿祛虚寒壮阳补肾补脑补肝调胃解痛镇咳通大便百忙,却还亲身亲自亲临莅临降临光临视察观察纠察检查巡察探察侦查查访访问询问慰问我们胡同,这是对我们胡同的巨大关怀巨大鼓舞巨大鞭策巨大安慰巨大信任巨大体贴巨大荣光巨大抬举。我们这些小民昌民黎民贱民儿子孙子小草小狗小猫群氓愚众大众百姓感到十分幸福十分激动十分不安十分惭愧十分快活十分雀跃十分受宠若惊十分感恩不尽十分热泪盈眶十分心潮澎湃十分不知道说什么好……”由此人们自然可以感受到,这段颂辞达到了极度铺陈:篇幅冗长、乏味,辞藻华丽,过多重复,过于夸张等。这种铺陈显然是对一种浮夸文风的调侃。还应当看到,有些调侃式语言是兼有多种方式、属于多种方式的杂揉。换个角度看,上文的这种铺陈式调侃也可以说是一种戏拟式调侃:在单纯语言学意义上,它是对至今仍在发生影响的古代汉语传统(如汉赋)和已有现代汉语传统(如“文革”颂歌)的一次并不成功的集中戏拟;而在语言学、文学和美学的综合意义上,它则是作者刻意追求的一种汉语形象———对“文革”时期弥漫中国的种种“致敬信”、“颂歌”或“献辞”语汇来一次极度夸张的戏拟;同时,我们在其中仿佛还可以“听”到古代小说、现代武侠小说、现代地下帮会组织及其他场合中下属对上司的肉麻颂辞。这显然是一次对于官方化语言和形形色色的边缘语言的戏拟,由此构成一个“杂语喧哗”的狂欢节氛围。把庄重而神圣的官方化语言(“文革”致敬信或颂歌等)与历来被它视为阴暗、卑俗和非法并加以取缔的黑道语言(边缘语言)戏拟地组接在一起,就在奇特的喧哗声中使两者的隐秘而根本的联系剥露出来,一并成为调侃对象。

五、以俗戏雅及必然的终结

上述调侃总是充分调动人们熟悉的社会语言资源、尤其是政治话语资源,并以它们为调侃的原料和对象,从而使这种调侃式语言本身成为对深刻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语言的“再现”。这样,调侃式语言就不再是简单的内容空洞的“耍嘴皮”,而是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蕴涵的并产生感染力的语言再现活动。同时,当着丰富多样的社会语言被如此具有感染力地再现出来时,我们自然就能够领略汉语形象的一种新风貌了。可以看到,调侃式语言具有显著的美学功能:一是使说话人自己或听话人在俗人乱道中享受到言语的狂欢,二是对被调侃对象———官方化语言和精英独白产生消解的力量。概括点说,调侃式语言的主要美学功能正是以俗戏雅。以俗戏雅就是以俗人姿态运用俗语(调侃)去戏弄高雅或正统事物。“俗人”代表的是世俗、通俗、粗俗甚至鄙俗姿态,属于俗而真。俗而真就是外表粗俗却实质真实,宣称自己粗俗却实际上内心真实。当一个人公然声称“我是流氓我怕谁”却又并没有通常意义的流氓行为时,他就不过是一个“假流氓”或“口头流氓”而已;或者不如说,这是“俗人”有意采取的一个基本的战略性姿态而已。“俗人”正是以“口头流氓”姿态向“雅人”所代表的虚假的高雅、典雅或神圣姿态(即向雅而假)发出喜剧式或调侃式挑战,在调侃中达到狂欢和消解的效果。作为对立面的“雅而假”,是那种以高雅、典雅或神圣名义而从事的低俗、恶俗或丑陋行为。同时,说话人自己也在这种狂欢和消解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重新整合企图:不是以雅而假的“精英”标准而是以俗而真的“俗人”标准去重新规范基本的日常生活。这种语言呈现的汉语形象是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汉语能够以比喻、戏拟等辞格方式去有效地渲染狂欢氛围,产生消解和整合的力量。所以,调侃式语言显示出强烈的消解和整合功能。这种调侃式语言形象使我们得以想像一种新的“中国”:它正在轻松自如地消解来自精英规范的那种一体化、绝对化或僵化弊端,转而在“俗人”(或市民社会)的价值体系基础上重新整合起来。王朔的调侃式语言的神话般魅力正在这里。

然而,当王朔发端的这种“俗人”姿态成了一种竞相仿效的浅薄的流行时尚时,这种姿态也就开始变味了———真流氓取代了假流氓,失去其原初的合理性。同时,当他本人在调侃式语言方面流于自我复制而少有创新时,这种语言的魅力也就容易消散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基本的文化价值体系上缺少明确的思考和探索,呈现为一片虚空,这种语言在消解旧事物传统(如虚假的高雅)方面可能有力,但在整合未来方面就显得语调乏力了,这从根本上暴露出中国90年代文化在基本价值建构上的贫乏。王朔语言神话在90年代中期走向终结也就是必然的了。当然,由于问题深植在王朔调侃式语言系统内部,因而这种终结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