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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算吗？香蕉人算吗？对于汉奸和香蕉人，笔者以为血统上算，文化上不算。热爱中国的海外华人算吗？血统上算，文化上算，现代国籍意义上不算。但笔者觉得海外华人也是“中国人”。今日来、明日去，只为逐利逃避各种责任（税收、兵役等），来来去去的世界公民怎么算？肯定不能算中国人。
我们真的需要引进人才吗？（大规模引进人才政策，是“造不如买”思维在人口领域的开倒车）。我们要引进的是人才、还是人口？当然是人才，而不是人口。人才是百万人口中出一个的天才人物，人口是庸庸碌碌的普通一员。如果是为了引进人才，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进外籍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我们自己人口已经足够多了，不需要普通人再进来抢占资源和地盘。如果真的是心怀天下的博爱，愿意承受地球人来中国，那么我想说：大规模引进人才，造成了其他国家人才短缺发展落后，这算不算一种掠夺？这样干有道德吗？如此自私自利这是博爱吗？根据网上公布的相关数据和移民局遣返人数比例来推算，现在在中国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口估计在20万到50万之间。这些人都清理了吗？都管理好了吗？有丰富治理实践经验了吗？引进一个人，亲属一起来怎么办？就他这一代一个人特别成就突出，后代如果很多都很普通，而且还无法融合，放眼百年时间，对于整体国家到底是是否有益（用老百姓百话说就是——引进人才的长期成本和他带来的收益衡量后，到底合算吗？）到底什么是人才？野鸡大学博士学历？寂寂无名某院校的教授职称？还是身怀最先进的科研工程技术的人？驾驶F22临时起意逃到中国来的飞行员算不算？长得高算吗？长得俊算吗？长得丑算吗？头发很长算吗？会说十国外语算吗？会没人说的拉丁语算吗？会说十种放眼算吗？人才引进来怎么融合？有什么具体举措。有无超国民待遇、有无计划生育、有无抢占紧张的教育医疗资源等。如果引进的不是特别突出的人才，而是普通的人才，这种吸引成本（包含未来融合同化的百年时间甚至更久等社会成本）与其对国家的贡献，是否可以衡量比拟？花费如此社会成本极高的大规模普通人才引进所引发的后续问题太多，还不如自己多鼓励生育好好培养自己本国人民的孩子来得更值得。行政部门有无相应人员配备，以应对大规模的移民人口治理？引进来无法融合导致子子孙孙无穷匮也，长期来看怎么治理？**族类，**必异，这句话在历史上有多少真实注解？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
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
——《徙戎论》
《条例初稿》之所以引发争论，关键在于大范围降低了永久居留中国的门槛，其间有无数的操作漏洞，无数的曲折道路，给中国未来人口问题埋下了无数现实风险，为未来中国埋下了无数纷争冲突的地雷。
前车之鉴：欧美移民国家几十年来已经饱受种族纷争之困扰，各种矛盾积怨极深，文化隔阂太深，平时各民族之间形同陌路，几十年来一直无法融合，主体民族生育率持续下降，移民人口生育率极高，主体民族已经近乎于变成少数民族，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根本没有有效措施能够从根本上化解。欧美移民国家上述问题，已经有了很多的教训，已经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借鉴意义。凡是移民国家，没有一个好结果！
背后阴谋：如果中国大规模开展移民，未来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各种社会矛盾。全世界主体民族国家（比如美国，比如欧洲法国德国等等）越来越趋于一盘散沙，种族冲突越加严重，政府治理能力越来越低效扯皮，整个社会日趋原子化，于是隐藏在全球最深层的大资本家却越来越好统治全球人民了。这些大资本家，就是高度集中、世袭、传承数百年的那些犹太大资本家族，他们通过跨国大公司、各种基金会、各种跨国大银行等隐秘操纵世界走向。（参阅美国是个彻底的资本控制的奴隶国家）
好了，我的核心观点陈述完毕。看完上述分析，您是否觉得这个条例没有出台的必要了呢？如果时间紧迫，您可以直接滑到结尾点赞并分享到朋友圈了。如果您有点时间，谢谢您拨冗继续阅读。下文专门阐述什么是中国人。如果问到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中国人，这在古代叫做夷夏之辨，也叫作华夷之辩。中国自古以来即有华夷之辩，每逢乱世，这个问题就会被学界和民间有识之士重新拿出来思考。有明确信史记载自春秋时代孔子起，一直到清末民国时期的梁启超，都曾就这个重大问题发表过专门思考和研究论断。
1、孔子最早提出夷夏之辨，儒家历史上一直在结合国家世道变化深入研讨夷夏之辨
春秋之时、中原混战，则有义渠入秦、陆浑入晋、鄋瞒入齐宋。意思是：若没有管仲和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则礼乐不再、中华变夷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之核心，是夷夏之间的对峙与融合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家中，对夷夏关系问题为核心的民族思想的发展作出最重要贡献者，首推作为中华道统真正传承人的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儒家以十三经为学习传承对象，并贯彻到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是理所当然中国文化道统传承者）。儒家最早最系统地提出了以“夷夏之辨”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思想。孔子认为，在夷狄与诸夏关系中，诸夏代表着文明和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夷狄的野蛮，“以夏变夷”，即诸夏文明不断辐射拓展，使原先落后野蛮的夷狄逐渐向文明先进过渡，最终达到诸夏的文明进化水准，实现大同的理想。《论语·八佾篇》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朱熹《四书集注》引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又《论语·子罕篇》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更显示出孔子的纳异心态，即认为夷狄可以通过文明熏陶教化，而进之为华夏。相反，诸夏如果僭乱，君不君，臣不臣，则可以转向野蛮，退为夷狄。《公羊传》的作者也一脉相承了孔子有关区分夷狄与诸夏的原则。即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而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在《公羊传》那里，所谓的“中国”、“夏”与“夷狄”，既不是狭隘的种族概念，也不是特定的地理范畴，而是定义于政治与文化的水平。文明程度低下，无礼义文教者谓之夷狄；文明程度发达，有礼义文教育谓之“中国”与“诸夏”。总之，野蛮与文明是确定和贯彻“夷夏之辨”的唯一标准。《公羊传》的作者根据孔子的理论，将仁义道德视为文明的最基本要素。凡是言行符合仁义道德的，《公羊传》即中国之；凡是言行不符合仁义道德的，《公羊传》则夷狄之。可见它虽然确立了“夷狄”与“中国”的畛域；然而又没有将这种界限凝固化、绝对化。以仁义道德划线，则夷狄可以进为“中国”，华夏也可以退为夷狄，一切均以文明程度高低为标准。如《春秋经》宣公十二年载：“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传》曰：“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按：楚本夷狄，然胜郑而不取其地，与晋战而逸晋师，笃礼薄利而有仁人之心，故与楚子为礼而中国之。反之，晋本诸夏，然当郑危已解情况下，欲乘楚师淹病而击之，无仁爱礼义之心，故不与晋为礼而夷狄之。如《春秋经》昭公二十三年云：“（秋，七月），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传》曰：“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可见，“中国”如有夷狄之行，也是新夷狄，夷狄固不能主中国，那么实质上已为新夷狄的“中国”同样不能够主中国。由此可知，《公羊传》作者“夷夏之辨”民族思想全面而深刻，其对孔子民族观的继承和发挥也合乎孔子本义。它的价值在于既保持了华夏文化的本位性，又摆脱了狭隘的种族概念，而以文明发展程度作为“夷夏之辨”的标准。以这种标准来区分夷夏，就为夷狄进于中国，实现民族融合提供了逻辑上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公羊学》的民族思想是超越种族概念与地理畛域的进步学说，它有利于国内各民族以华夏文化为鹄的，在摆脱野蛮、趋于文明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大融合。秦汉时期其他思想家的民族观，大体而言，都是依违于《公羊传》“别夷夏”与“进夷狄”两端而生发衍化。复杂的民族关系不可能以抽象的仁义道德加以解决，民族交流与融合往往伴随着残酷的战争。然而，秦汉时期学者不把华夏与夷狄简单加以绝对对立，提倡互相包容，共臻文明，主张“王者博爱远施”，从而达到“外内合同，四海各以其职来祭”的目的，显然是可贵的卓识远见。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从思想倾向而言，无疑是正宗的儒家，他的民族观显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拘泥于“夷夏之防”，主张汉族与少数民族（主要指匈奴）相隔绝：“隔以山谷，雍于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人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但是，鉴于现实，他同样提倡“王者无外”、沟通夷夏的观点。对有关隔绝匈奴的言论予以了自我否定，积极倡导实行交流、施惠的政策，促使夷夏之间友好往来，和睦相处：“绝之未知其利，通之不闻其害，设后北虏稍强，能为风尘，方复求为交通，将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为策近长”。这在当时诚属开明远见的民族意识。至于东汉末年今文经学大师何休积极倡导的“夷狄进至于爵”，天下一家的民族融合主张，更将秦汉时期“王者无外”、夷夏一体的进步民族观念发展到了极致。何休继承《公羊》学先师有关“夷夏之辨”非种族与地理之辨，而为道德文明之辨的观点，并加以充分的发展。何休强调指出：夷狄如果能慕仁义，行礼乐便可以摆脱野蛮状态，逐渐融入文明社会，成为中国和诸夏的一分子。这样，何休便从夷夏对立的现实大地上一举而升华到了夷夏混同，“王道太平”的理想境界，为未来的“大一统”社会描绘出一幅美好灿烂的图画：“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之于爵，天下小大远近若一。”毫无疑义，何休这一思想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时代文化意义。首先，它超越了狭隘的夷夏之防，肯定了夷狄向文明进化的历史必然性。其次，它清除了夷夏之间绝对对立的界限，强调了夷夏关系的可变性。其三，它完整地描绘了大一统理想政治之下的民族平等局面，“天下小大远近若一”。强调夷狄一旦告别野蛮，走近文明，就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就能和占主体的华夏民族平等和好地相处。这样，便为后世比较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可见，这是一种具有明显平等意识，视天下为一家的民族观，是秦汉时代民族观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国古代民族思想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这种天下一家的民族观，落实到治国理政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实践呢？我们以明成祖朱棣的经历来看看。明成祖即位的时候，元朝蒙古族被朱元璋赶到北方，由于内外交困，蒙古族内部互相残杀，并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部因“靖难”时“从战有功”，明成祖待之甚厚，永乐年间一直和明朝和睦相处，和明朝对抗的是鞑靼和瓦剌两部。明成祖朱棣一开始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永乐七年，明成祖朱棣曾给鞑靼的大汗本雅失里写信称：“朕主中国，可汗王朔漠，彼此可相安无事”，表达了和平共处的善意。 后来大明使者被鞑靼的大汗本雅失里杀害。朱棣大怒派出了在“靖难之役”中立有首功的丘福率领十万精兵进行讨伐，丘福轻敌冒进，导致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天威震怒，永乐八年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北伐蒙古。明成祖勇武刚毅，还是燕王时，就“屡帅诸将出征”，在近十年间，六次离开北平出征或巡边，金戈铁马，亲历战阵，有“欲威治万方”的抱负，他想要建立“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和汉武唐宗一样的万世功业，带兵所到之处，必“勒之金石，以垂万祀”。明成祖首次北征历时三个多月，纵横二三千公里，虽然末能全歼鞑靼军队，却扫荡了其根据地斡难河、胪朐河一带，促成了鞑靼内讧，致使大汗本雅失里在逃亡途中被瓦剌杀死、太师阿鲁台称臣朝贡（瓦剌首脑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人已经臣服明朝）。明成祖首次北征之后，蒙古草原的大、小封建主基本上已经和明朝建立了隶属关系，主要形式有封王和设卫，按级别对归附者分别授予王、都督、指挥、正副千户、百户等。明朝成了鞑靼与瓦剌两大势力的宗主国，明成祖不仅是中原的帝王，也是蒙古的帝王。明成祖朱棣下诏书称：“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清朝末年以前，中国人自古传承的“天下”概念，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族观念。那么“中华民族”的概念最早是由谁提出的？它的内涵经历了哪些演变？这个概念的形成有何重大意义？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从此中国人才正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梁认为：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救亡图存的热潮迫使思想家去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在“保国、保种”的呼声中，严复的《天演论》传递出一种世界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的族群理念。严复没有进一步介绍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梁启超则沿着严复“保种”、“合群”的思路，渐渐以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来思考问题。1898年秋他流亡日本之后，比较系统的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论著，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许多新见解。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首先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他在评介当时有影响的世界史著作时称这些论著“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乃能言之详尽焉”。又云:“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政策之烦扰错杂”。梁启超从这种民族竞争的理念出发，又大胆地提出了民族主义是近代史学的灵魂。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梁启超在这里反复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宏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其云: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随后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其云: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由“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最早词汇，一直沿用到了今天。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是多元混合的。不过，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却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其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才清晰地赋予了较为科学的内涵。其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断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有学者对梁启超的有关论述和研究持保留意见，限于篇幅，本文不再探讨）核心要点：或以文化论，或以血统论，最终两者兼而有之，并以文化为主。如果不以文化为主要根据，那么很多朝代的道统就无法在史书上定位立足。比如网上容易引发争论的元清，在那个年代的民间，特别是刚改朝换代的时候，是不被承认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元朝将近100年时间，汉族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元蒙统治。明朝灭亡后，反清复明的各地此起彼伏，反清复明大旗树立了近百年之久。甚至在清朝改朝换代300年后，孙中山仍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来作为起义大旗凝聚民心。这就是一个朝代是否是正统朝代传承所具有的“名正言顺”的力量。由于历史上入侵中原的那些少数民族本身没有什么文化，不得已最终被汉化。比如，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持续百年的汉化运动，元清朝代的各种规章制度、语言文字、学术研究、政府行文等等都是历朝历代的一脉传承，所以按照文化道统传承视角来看论当然是中国正统朝代。（美国清史研究中心一贯认为元清不是中国，警惕这是为了分裂侮辱中国而进行的别有用心的学术研究——你不是号称五千年历史没有断代过吗？我们偏偏就“研究”出来元清你们断代了，亡国了）一般没有人认为唐朝是和元清类似的朝代吧？我们说起来都是汉唐雄风如何如何，我们大唐如何如何。但是你知道唐太宗李世民逝世的时候史书上怎么记载的吗？辛酉，开府仪同三司、卫国公李靖薨。己巳，上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二。遗诏皇太子即位于柩前，丧纪宜用汉制。秘不发丧。......壬申，发丧。六月甲戌朔，殡于太极殿。八月丙子，百僚上谥曰文皇帝，庙号太宗。庚寅，葬昭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文武圣皇帝。天宝十三载二月，改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为何在惜墨如金的史书上，要特意说明“丧纪宜用汉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古人看来，丧事是人生第一重要的大事，各种规矩绝对不可以乱来。至少从正统历史记载，李世民的母亲祖母都是五胡之一的鲜卑族，李世民的发妻长孙皇后也是鲜卑族。历史书上既然特意记载这一句话，这至少说明在李世民逝世后办理丧事到底是用汉族规矩，还是用胡人规矩，应该是在当时有过反复考虑衡量的。（笔者也有些奇怪，为何会有这么一句记载）3、当代的夷夏之辨（本段摘自当代中学大家孟晓路《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这是2013-2014年讲课录音整理的文字资料）核心概念：当代的夷夏之辨，就是中西之辨，中华是夏，西方是夷。夷夏之辨说是孔子在春秋里提出的；从此以后，此说就成为华夏族群处理自身与其他族群关系的一个根本性见地。一直到晚清，都是如此。我们认为，中国是夏，中国之外的那些周边的藩国是四夷。中国在天下之中央；所以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唯独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家称中国。夷夏之辨一直坚持到晚清，到民国就放弃了夷夏之辨，认同了西方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在坚守夷夏之辨的那些年代没有近代西方的民族概念。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有严格界限的由语言政治血统乃至宗教团聚起来的如原子一样只可消灭不可融合的民族概念，西方的民族主义是欲望文明割裂境界下的错谬见解。中国只有族群以及中国之民四方之民的概念；没有说中国之民是汉族，其他则是藏族回族满族蒙古族等等，根本就没有这些民族的概念。认为四方之民只不过是离我们远些，其实还是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就是一体性见解下的不同于西方民族观念的正确认识。为什么后来放弃了夷夏之辨？因为失去了文化自信。我们武力不行，积贫积弱，连带我们的文化也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需要放弃。所以今天的重要任务就是复兴原本的夷夏之辩。我们今天要走出五四那些伪圣贤的见解，鲁迅、陈独秀、胡适这几位把中国文化摧残得很厉害，其所为就是要让中国文化死无葬身之地！如果我们今天还在颂扬五四，颂扬这些五四斗士，则中国文化没有办法复兴！所以有了资本主义，人类就没有一天好日子可过，若中华文明不复兴，人类注定要毁灭。幸运的是中华已走出了低谷，中华文明注定要复兴！人类还没有到毁灭的时候。这种西方中心论的伪史，我们要彻底揭开它的画皮，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事实是华夏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历史的主干。所以我们针对西方中心论就提出了中华主干说。西方人明目张胆地主张西方中心论，他们脸皮厚得比城墙还厚，心黑得比锅底还黑。自己根本就是边缘的边缘，却敢说成是世界的中心；而将作为真正中心的中华置于最边缘。空间距离与文化之距离似有正比例关系，地理上中华与西欧相距最远，两者在文化上之差距亦最大。印度距离西方近一点，印度的文化跟西方也就更加近一点。所以要说一个大西方的话，可以把中国以西的地方都划进去，称中西。泛西方可以把印度单列出来，并称中西印。那么泛西洋体系就包括了印度以西的中东、东欧以及西欧，埃及巴比伦东罗马帝国也都在这里面。小西方那就是西欧，其他地方都不算了。也就是说西欧是西方的核心部分，加上东欧中东埃及等就是泛西方，再加上印度就是大西方。总之中国是没在这里边的，中国包不进西方里边去，因为两者截然背道，一个是夏，一个是最荒远野蛮之夷。西方人是主动地把印度包进去的，叫印欧族；由印欧语系成立一个印欧族，所以西方人还是认印度为远亲。但是它不认中国，一来因为中国离他们最远，二来因为中国正是他们要孤立排斥打击的最终对象。所以在西方中心论里面，中国和中华文明，就在最边上。当然在夷夏观里面，西方文明也在最边上，因为这两者截然背道。所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关于世界历史，我总结出来一个夷夏进退春夏秋冬循环的史观。天下在用夏变夷与用夷变夏之间震荡，从而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周而复始的螺旋式循环。春升平世，夏进夷退；夏大同太平世，夏极夷尽（夏将夷化尽覆被全天下）；秋小康世，夷进夏退；冬据乱，夏衰极夷盛极。不断地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这里有一半是上升的，一半是下降的，那么这个世界的历史就既不是直线进步的，也不是直线退步的，它是一个进步退步的螺旋循环。西方近代以来提倡直线进步观，这是大谬并非事实。还是为了支撑西方中心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直线进步观，对于作为近代暴发户的西方人算是事实。西方原来是一片黑暗的文化荒漠，什么也没有，人在森林里茹毛饮血。后来从森林里边出来了，信了基督教，这时候算是有点亮光了，但还是很黑暗。一直到了十二三世纪，英国乡下的贵族住的都是没有窗户的小坯屋，也没有枕头。十年有七年是灾荒，总是吃不饱，经常吃人肉。一直到十九世纪大面积种植土豆以后，饥荒问题才算基本解决了。发现美洲撞了个大彩，成了暴发户。所以西方的历史，似乎就是越往后越好，所以他们编排一个进步观对他们有好处。但是对我们来说可就是大大地贬损了。因为华夏历史在近五千年中一直处在退化段，我们说，伏羲神农是上升段，从黄帝至今都是退化段。几千年以来，我们的文化文明一直在衰退之中。所以若用进步史观来看中华近几千年的历史，正好可以大大贬损中华文明，为西方中心论张目。本来我们是越往前越好，中华长期在各方面遥遥领先，我们只是在这一两百年才不如人；可是在直线进步观看来，你现在差，以前肯定更差；这样西方一直先进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说中华文明在三年余年前西周朝达到极盛时代，这个极盛时代就约略记录在了《周官经》，也就是《周礼》里面。这种极其繁盛的政教文明在成康之治以后就再也没有复现于天地之间。文景贞观虽号为盛世，但是比起成康时代则只是牵补度日而已，已经差得很远。从政治到学术，一直在衰落。在学术文化上，雅斯贝尔斯提出所谓轴心时代说，从退化观这个角度看有其道理，也就是说，在学术上我们没有实际的可能来超越轴心时代那些大师了。学术上是退步的，雅斯贝尔斯能认识到这一点，值得赞叹。我们不赞同的是，他持文化民族主义观点，以为中西印三大文化多元平等，无夷夏之别。在这个轴心时代说里，他是大大的抬高了希腊的地位，其实希腊哪有资格成为轴心时代三强之一强呢？希腊绝没有那个资格！首先，希腊是伪史里面编造出来的。轴心时代的圣贤，希腊的根本不存在，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些人就歇歇吧。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波斯的琐罗亚斯德，这些才是真有的圣贤。其次，即使古希腊三杰真存在，但其出现只在两千五百年前。而中华岂是从两千五百年前才有的文明？中华道统岂是从两千五百年前孔老才开始的道统？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都是孔老前创建中华政教文明的圣王。伏羲至少在今万余年前，神农至少在今七八千年前。所以轴心时代说将中华文明史学术史至少截去八千年而与在伪史里也才有两千五百年的古希腊并列，这是多么荒唐！轴心时代说还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旨在抬高西方，贬损中华。西方有什么轴心人物呢？其伪史编来编去才编了两千五百年！其实他们哪有什么历史呢！在距今七八百年前，也就是我们的宋元时期，他们还在森林里头，过着如狼群一样的生活（伏尔泰语）。所以就鼓足了劲才把自己的历史编到了两千五百年前，觉得已经很远很远了。但是在中华看来，这算什么呢？在今天这种西化的无脑应声虫学术里，西方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一开始他们只承认周朝，我们就只敢从周朝说起。即从周召共和开始说起，只有两千八百年。这两千八百年是我们有精确纪年的历史啊！从周召共和开始，中国有了连续不断的编年史！西方的纪年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充其量四五百年！后来发现了殷墟甲骨文字，这回商朝的存在不容置疑了，也就是在科学教的考古方法里边，也不能抹杀掉了。西方人就咬咬牙狠狠心非常不情愿地把中国的历史提前到了商代，夏朝还是不承认。我们为了成立夏朝，就搞一个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中国的历史推到了夏朝，但是洋大人根本不买账。所以在今天的学术界夏朝是否存在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落入了西方的阴谋以后，我们的境遇是如此悲惨，如此可笑！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人的标准呢？以考古为标准对于西方而言实在是不得已，乃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因为西方根本没有史官传统，没有即时实录，所以他们只能依靠地下发掘去推测编造自己的history。但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信史的族群，放着这些根据史官即时实录编写的现成信史不信，要去学西方依靠考古编造所谓历史！此非东施效颦而何！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标准。中国的才是世界的，中国就是世界的标准。要恢复对于史书的信心。我们要以中华信史为标准，以经史子集为依据。易为伏羲所创，保存着中华文明最古老的信息，《尚书》开篇之尧典明确记载了尧重订星历以及禅位的事实。《史记》五帝本记始于黄帝，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徳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书古今人表始于伏羲，将三皇即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即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皆依照先后次序列于上上一栏，所以在史记汉书中都明确肯定伏羲神农等三皇五帝之存在，更不用说夏朝了。只不过那些年代过于久远，只能纪世。也就是说华夏史从周召共和始可以精确纪年，从伏羲始可以精确纪世。伏羲以后经历了多少代的帝王以及帝王的名号都是有据可查的。一个帝王算一世，从伏羲开始华夏能够精确纪世。（参阅中国有记载历史至今共计276万年！）能够精确纪世的华夏史长达万年以上，这是多么珍贵难得！西方能够纪世的历史不超过一千年。所以我们要走出西方中心论，复现天下史的真面目，即华夏主干。公民，通常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并根据该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在我国，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公民资格的取得以是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为标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只能有一个国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如果一个人既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又具有其他国家国籍，那他要么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要么放弃他国国籍，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公民的概念是一个国家中的公民必须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同时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被判刑，包括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只是限制或剥夺部分公民权利，并不影响作为我国公民的法律地位和依法应当享有的其他权利，他们的其他权利仍然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另外，侨居国外的华侨，因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仍然属于我国公民，在国外要受到我国外交机构和我国法律的保护。现代国家公民的概念，是一个法律概念，既不能算是纯粹的血统概念，也不能算是纯粹的文化概念，法律是一个社会道德的概念具体化，而社会道德，则是一个国家主体文明文化浸润抚育的成果体现。有点绕口，总而言之，现代国家公民这个概念，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怪胎概念。以上，我们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粗略回顾了什么是中国人，请记住：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在我个人观念中，在热爱中华的大前提下，不论什么原因，一个中国血统的中国人即使移民出国了，也还是中国人。一个外国人，假如这位朋友很喜欢中国，过来小住一段时间，那还可以接受，如果要永久居住，变成家人，我真得仔细考虑一下。参考资料：
黄朴民：“夷夏观”与“文明圈”——秦汉民族文化问题片论；
李喜所：梁启超最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
孟晓路：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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