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商主播”到“直播销售员”，直播带货像线下导购一样面临规范

作者 | 赵天成

7月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了9个新职业，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莫过于“互联网营销师”。

而“互联网营销师”下面又增设了“直播销售员”，这意味着，我们通常所称的“电商主播”“带货网红”，终于有了国家认可的正式称谓。

从电商主播或者带货网红到“直播销售员”，不仅仅是称谓的变化，也同样意味着主播在带货过程中的的角色、行为、权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带货的网红和主播，本质上就是“销售员”

最初的主播和网红，并不是为“带货”而生。但是当主播获得巨大流量之后就成为了网红，网红自然就需要考虑流量如何变现，于是“电商+直播”模式应运而生。这本质上是流量在电商交易中变现方式的迭代。

而“电商+直播”模式的火爆，吸引更多主播和明星加入带货军团。这里面既有李佳琦、薇娅、罗永浩这样的带货顶流，也有李湘、柳岩、郭富城这样的明星天团，当然也包括散落在各个直播间的素人导购。

这些大大小小的主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千亿级消费市场。“直播带货”更是成了各大电商平台的“标配”。

在过去，“带货直播”强调的更多是流量变现，是从直播向电商导流促成成交的一种模式，而新称谓“直播销售员”则明确定位为是“销售员”，只不过销售的模式是通过“直播”。

从导流到“销售员”，称谓的变化也意味着权责发生了变化。

直播售货员、商家、直播平台，构成了一个整个交易链条中售前、售中和售后环节三个重要角色，这就需要厘清这三者之间的分工、责任和义务，加大监管力度，督促其自觉诚信、规范经营。

“直播销售员”将像线下导购一样得到规范

作为一种流行的商业模式，“直播带货”实现了低成本流量变现的同时带来了超高的GMV（成交总额）转化率。头部主播一场直播，动辄破亿的成交额就是明证。

同时，带货直播的低门槛，也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在疫情影响严重的今年显得尤为突出。

但同时，主播素质良莠不齐，直播平台把控不严，导致一些不良主播以虚假宣传、夸张描述甚至欺骗的做法，一再消耗着消费者对直播购物的信任。

7月1日刚刚实施的《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作为国内首个关于网络视频营销活动的专门自律规范，已经明确对直播电商中主播、商家、直播平台的相关行为都作了全面的定义和规范。

比如，主播向商家、网络直播营销平台等提供的营销数据应当真实，不得采取任何形式进行流量等数据造假，不得采取虚假购买和事后退货等方式骗取商家的佣金。

也就是说，以后坑位费几十万，人气几百万，结果只卖出几十单的情况将得到规范。

比如，商家应当依法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积极履行自身作出的承诺，依法提供退换货保障等售后服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播销售员”将跟线下导购一样得到规范，而商家也需要积极履行承诺，保障退换货等售后服务。

直播带货不再是“一锤子买卖”

如今政策在约束，电商平台在监管，带货的网红也需要自律，“直播带货”无可厚非，但千万别把粉丝带到坑里，更别让这一商业模式成了“一锤子买卖”。

如果产品本身不过硬、售后服务跟不上，直播“带货”很可能成为“欺诈”。

赵本山徒弟胖丫（赵丹）就因为通过直播卖假减肥药被罚款50万元，判处有期徒刑3年。

虽然胖丫直播带货被抓只是特例，但网红带货问题早已层出不穷。

很多用户在购买网红产品后，都对产品和服务产生质疑，吐槽、投诉不在少数。这不仅直接影响带货网红的公众形象，而且也消耗着网络用户的信任度。长此以往，必将危害直播带货这一商业模式的良性运转，甚至走上“电视购物”的老路。

过去，无数个直播间则像一个个无人监管（其实是数量太多监管不过来）的网络电视台，网红们忽悠网友买东西的样子，甚至比电视购物还要更加没有底线。

现在，国家从称谓到法规，都在逐步规范直播带货。

此前，广电总局也曾下发通知，要求：网络直播带货既要遵守广告管理法律法规，也要符合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相关规定，而且用语要文明、规范，不得夸大其辞，不得欺诈和误导消费者。

中国商业联合会制定的《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和《网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指南》将执行。

很显然，政策层面上已经对“直播带货”进行监管，并试图迫使野蛮生长的“网红带货”走上规范化之路。

网红带货作为一种商业行为，以后一旦产品或者服务出现质量差、夸大产品效用、售后服务跟不上等问题，都可以在现行的《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中找到相对应的条款，进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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