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童年 | 梁铨：一个人解放了，就成人了
小学六年级，前排左为梁铨。
受访：梁铨
采访、编辑：黄紫枫、陈思敏、张麦、劳秀汶
我的童年
梁铨口述
用画来唱哀歌，是对逝去事物的一种悼念
我祖籍广东，1948年出生在上海，属于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查尔斯王储也是四八年生，他还在准备上岗中，我己退休十多年了，人和人真不一样的。人生中经历动乱很可怕，好在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到现在还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乱。
二战前上海的广东人都集中住在四川路桥下，在霍元甲精武门附近，属于日租界。一九三几年，日本飞机丢炸弹把这个地方给炸了，以后广东人就分散了，我妈和亲戚们进到上海的时候，广东人已经遍布在上海各区。
我祖母那一辈就去上海了，因为父亲是广东人，经常提到家乡的事情，亲戚来上海了，带点家乡吃的东西，父亲、伯伯、姑姑、祖母和我们讲上海话、广东话，广东话我虽然不会说，听没有问题。对老家一直有向往和想象，认为那里是到处可见香蕉的富饶之地，加上很多广东人都有亲戚在香港，对香港还是有些了解的。文革的时候，一个广东同乡同学家里寄来了一本香港的挂历，我和弟弟看得都傻掉了，借了一晚上，到家里跟弟弟拿着放大镜看，维多利亚港旁几栋高楼一点点地看，第二天还回去。上次去香港还在中环看到了那栋楼，窗子是圆的，印象太深了。
妈妈和她的同事们。前排左为妈妈，小学老师；后排左边我小学班主任沈老师
我从小听就妈说战乱逃难的事，日本打过来了，他们从安徽走路走到到了四川，每天要走几十里、几百里路逃难。路上千幸万苦。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人投降，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大量外来人口涌进了上海，其中就包括做“农民工”的外婆和妈妈，还有一批四川湖南的亲朋好友。刚到上海不久，他们只能靠打工维生，外婆给人做针线、缝衣服；我妈找了教书的活，白天在学校教语文和历史，晚上在沪江大学读夜校。她学的是会计，想考一个执照，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后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一星期上几次课，只修了几科，结果内战中，国民党撤退前在上海发起运动，要求全民支持国民党，包括沪江大学在内的一些上海大专院校都发表声明全校加入国民党，走读生的妈妈对此根本不知情。建国后历次运动，我妈都因为这事要检讨解释自己身份，一辈子都被这件事搞得很狼狈。
共产党解放上海的时候，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当年围困上海，三个月不让进出，整个上海都没有菜吃，那三个月上海人天天吃黄鱼、咸黄鱼、黄鱼干，现在倒成为了忆苦思甜的玩笑话。
我爸妈都是小职员，小时候记得我爸经常下班回家叹气：“今天某科长批评我了。”从小我就觉得全世界最大的是科长，因为科长专门管我爸。有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大概四五岁的一个冬天，外婆叫醒午睡中的我和弟弟，和我妈一起带着我们去到一个人家。天很冷，我和弟弟穿着棉长袍在外面等了很久，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问起妈妈这件事，她告诉我，那时候我爸在外滩的糖业烟酒公司上班，附近是卖旧货有名的中央商场，我爸当时估计也就三十岁，爱漂亮，到商场里面买了一双高帮的美国军用皮鞋，又怕我外婆骂他，不敢拿回家里穿，便把鞋子放在办公室里。每天上班时间穿皮鞋，下班就换回来。有一天我爸上班时候，发现皮鞋被科长放在了他的桌上，吓死了，回家去就跟我妈说，完了，运动要搞他了。全家都很害怕，外婆第二天就带着我们去找算命先生，看看能不能过这一关。那天下午就是去提蓝桥附近找的算命先生的。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上海小市民生活。
小时候我们三兄弟喜欢看故事，想订一份《小朋友》杂志，我妈给我们订了，后来我们想再订一份《儿童时代》，我妈就说没有钱了，钱要省下来来订《红旗》杂志、“支部生活”杂志，尽管父母都不是党员，尽管家里经济不宽裕，还是要订阅进步的杂志，要追求进步。我偶尔能看到我妈从单位借来的《参考消息》，我看完第二天就拿走，文革前这些都是内部刊物，只有党员才能看的。
《童年的后花园》（3），2017年
抗战前日本人在上海租界有很多纺织厂，我们家的房子就是日本人留下来的纺织厂职员宿舍。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把日产、敌产全部收为党产、国产，“东洋纺织”更名为“中华纺织”，宿舍则改作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宿舍了。我妈是纺织学校的老师，也分配到了房子。那个院子很大，几乎有半个梅林一村那么大。前院种满了樱花，后院是一片大草坪，还种了很多大树，春天的时候樱花特别美，每年有一个星期，地上全是白的落花，一路上走着像是雪印一样。
1953、1954年中日关系恶化，所有的樱花树都在一个晚上被砍光了。到了大跃进的时候大炼钢铁，后花园的铁门、铁架子全被拆了用来炼钢铁，记忆中的一切都被破坏了，现在只见一片水泥地，很多时候历史并不是越来越好的。某一天在画画的过程中，画面上无意中有了一种小时候的感觉，很想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做了《童年的后花园》这幅作品。可能也有一种文化上的思考吧，用画来唱哀歌，对逝去事物的一种悼念。
画得越深入，经验越丰富，看到的调子就越来越多
我们这一代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时间，从小有饥饿的记忆，物质要抢，每一件事情都要靠争取得到，不努力就没有了。小时候，我就像任何一个小孩一样喜欢画画，画得最多的就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关公、张飞、吕布这些小人书上的古代人物，生活并不丰富，任何娱乐都是有局限的，但绘画没有局限，一根线可以冲到天上去，也是一种发泄了。小孩子画画实际上是一种自娱的行为，这个过程中不会受到任何的束缚，比生活中更自由更幸福。
文革前上海还有一些自由的小商贩可以在马路边上开小人书摊，书摊不大，一个门板就能开起一个小摊，一本小人书卖一两毛钱，很厚的那种要四毛钱，我们也买不起，就借。商贩会把很厚的小人书一裁为二，一本一本摆好挂在门板的架子上，我们拿着钱去租书，一分钱看一本，坐在马路边上仔细地翻看，看完一本还掉再借另一本。
刚开始也没有留意是谁画的，看多了，再加上去少年宫学习，听老师和学长讲就知道哪个人画得好了。不懂，对好坏的标准很简单——就是像人：形画得准，男的英俊，女的漂亮，画面丰富，动作自然，就是画得好；木讷的、概念的、动作僵化的，就是画得差。后来，我对画得好的画家会比较关注，像上海的贺友直、华三川、顾炳鑫、赵宏本，汪观淸等先生。他们都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工作室里的创业人员。
1958年大跃进，我大概读小学四年级，少年宫给了学校两个画画班的名额，美术老师就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去报名。那时上海每个区都开始创办少年宫，有画画班、音乐班、芭蕾班……活动都是免费的。画画班又分为西画班、花鸟班和山水班。其实我喜欢山水画，但山水班的老师不让我去，我就去了西画班。
我一生最早参加过的一次反帝游行，我后来查过，似乎是当年美国人英国人侵犯苏伊士运河。我们两个老师在大宣纸上画了一个中国人抱着拳头站在两个戴美国帽子的山姆大叔面前，大约二张八尺宣，把宣纸钉在板上，老师抬着去游行，我们就跟在后边喊口号。
少年宫的老师都是一些艺术学校的毕业生，一个星期一晚上，画几何石膏，老师再讲两句话，一次课就结束了。上课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画这些石膏，画得也不像，只是觉得它们线条简单，比较适合小朋友画，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可分解为这些基础的形体。小孩子能把黑白两块颜色画出来就很了不起了，画得越深入，经验越丰富，看到的调子就会越来越多，明暗有交界线，黑里面能看到反光，白里面还看到一点点投影。
其实在少年宫学到的并不仅是老师所教的东西，更多的是跟着同学一起看到、听到的一些知识。有很多年长的同学，他们见多识广，有时跟着他们一起去一些从国外回来的老画家那里，听他们讲一讲，就能知道外边是怎么回事，开阔了眼界，了解到也学到了一些的东西。
档案中报考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的表格
学画是一个调整思维并形成独立的艺术见解的过程
少年宫的这段经历让我有了一个固定的兴趣，开始喜欢画了。看到一张好的画，像是看到贺友直的《山乡巨变》，就会临摹学习画里的表现手法。1964年春，我看到报纸上“浙江美院附中招生”的小广告，按耐不住了，想报考一下试试看。附中招生比考高中早两个月，考不上也可以再考高中，可以很放松，当时我只是很喜欢画画，根本没有考虑长远的发展。我妈不支持报考，我们吵了一个下午后她才同意让我试试看，后来考上了也就让我去了。
直到现在每到人生一个关键时刻，我都会问问自己当初考美院学美术的目的是什么——画得好，参加展览，让大家喜欢，这是我学美术的初心。我的人生不是为了当官，不是要发财或其他事，就会单纯许多了。
对我来说，从1964年去杭州读书住校开始，离家，再也不能靠父母了，童年就没了。想家，星期六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火车站看火车，想想家里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其实那个时候上海杭州来回只要六块钱，但哪里有那么多钱？不能回去，老师要批评的，资产阶级思想。
我在附中的班一共29人，有10个上海人。上海人赶时髦，一直到文革前都是这样。当年有一位作家说过，上海的女人眼光特别毒，从马路对面朝你走过来，你全身上下已经被她打量过了——衣服上面搭线是不是平整、领子样式怎么样，瞬间把你打个分就走过去了。不过那个年代上海的时髦都很小，比如蓝布做的衣服，那蓝要是非常鲜艳的蓝才好看；扣子大家都是黑胶的扣子，讲究的人就会换成有机玻璃的扣子；还有一阵子流行过大领子的尖领衬衫。至于喇叭裤，我们在父母不注意的时候把裤子扯一下，裤腿加大一点，我爸一看到就说，“这叫什么喇叭裤，1945年美国海军到上海的时候全都是’喇叭裤’，早就看过了”。
现在想起来我们上海人，从小有一个很坏的习惯，认为所有外地人都是乡下人。来到杭州，觉得杭州的三轮车很土，车头放一个橡皮球，碰到一个人一按就响，不像上海，上海都是打铃的。其实我的外婆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工盲流，我们每家的背景都是农村人，但是从小在上海的环境下长大，十几岁的小孩子就认为全世界上海最厉害，那种优越感闹了很多的笑话，现在想想都难为情。
1964年八月去杭州读书前，上海家门口。后排右为梁铨。
上附中的时候，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已经有点左了。九月份开学，八月份我就听说毛主席批评了周扬，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我们又不懂，朦朦胧胧地知道宣传口很复杂。我家的成份是职员，不算红，在班上几乎没有发言权，我讲话又很随便，嘴臭。记得有一天晚自习停电了，一下子教室伸手不见五指，我随口一说：“黑暗世界”。灯亮后一位同学狠狠地盯着我，瞬间知道自己说错话了，至今忘不了那道目光。我对身边的风向还是敏感的，艺术家嘛。知道自已在班上被划入不进步阵营，清楚自己不可能有读大学的机会了，就早早开始收集资料，做好了自学的准备。
当时美院的学校领导是从延安过来的，如日中天的都是一批留苏回来的年轻老师。那些从日本、法国回来的老教授处于很边缘的位置，还有一些老师，被打成右派以后降到附中教书打杂。当时创作上要向苏派靠拢表现工农兵题材，老师傅说话小心翼翼，课外的东西也不大敢讲，搞不好就像林风眠、吴大羽一样被打回原籍，不让教书，我们看着那些老教授也觉得他们很吃力。
对于这些老师，我是暗暗的佩服的，我了解他们的为人。虽然年轻人不喜欢他们的作品，但我还是能看得出他们的作品好在哪里，为什么好，以及怎么达到这个好。我知道他们的不容易，艺术上要向前迈进一小步都是很艰难的。我们这些学生的求知欲望很高，经常会问老师很多问题，了解到了许多课堂以外的东西。其实学东西不一定要是通过上课，有时候老师的言传身教也能让学生学到很多。理解了老师，明白了一张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就更加了解画画是怎么一回事。至于东西好不好，那都是自己的判断。
《红爷爷》（合作，梁铨执笔），1977年
附中前两年不分中西画科，两边都要学。据说三年级会分科，但是我上到第三年的时候就文革了，课都停了。之前我只学过西画，到了附中开始接触国画，不是很喜欢。国画和书法太含蓄了，我又坐不住，尤其是工笔画，一朵花要渲染半天，现在想想还很后悔。当时我们也看不到好的中国画，能看到的几个流行的国画“大师”，都是在用速写的画法画中国画，生动是生动，但都不是存粹的中国画，让人觉得新奇而已，中西结合要在文化底蕴上的交融，如果只是形式上杂交一下，还是太浅了。
年轻人喜欢重口味、有爆发力的东西，学校里有许多留苏回来的年轻老师，他们把苏派的作品往墙上一挂，大家都被吸引了。这些作品表现力强，颜色高级，人物又带有异国情调，有洋美女、苏联大胡子，还有苏联的风景，年轻人一看就喜欢上了。
在附中学习画写实的东西都受苏派的影响，表现苦大仇深的立意。像苏里科夫有名的作品《近卫军临刑的早晨》，乞丐、被枪毙的人、皇亲国戚......每个人都画的很深刻，我们觉得这样的场景才是我们学艺术应该追求的。事实上苏派喜欢讲一个故事，教育都是在教我们怎么在画面上讲故事。我们能讲什么故事呢？无非就是书上说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的早上开完会，推开窗子，天空一片黎明，新路线开始了。用苏派的理论表现方式，诠释中国书本中的历史。
在附中素描课，要画石膏，先画石膏几何体、静物，后来再画人物大卫像。每一个学画的人都有一个画大卫的梦想，英俊的带有一点中性美的大卫。进附中看到大卫就很激动，业余时间就动笔画了起来，给老师骂了一顿：“你怎么画大卫？三、四年级才可以画！”不敢画了。后来文革开始了， 我这一辈子再没有机会画大卫。若干年后，到了罗马看到真正的大卫，再想想我们学校里的大卫，早已翻模翻得细节全失，跟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已经是不一样了，不画也罢了。
我当时不懂，以为画素描就是要把杯子画得像杯子，碗画得像碗。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三大面、五大调子”是真理，画素描一定要有这个，暗部要有反光，还要画明暗交际线，现在想想很八股。那时我们要把一个石膏画得像老师说的那样，能“敲得当当响”——要很像一个石膏。
其实学画的过程就是一个调整思维的过程，包括学素描。画素描其实是一个观察思维和自我调整的过程：它并不要求我们画得像，而是要让我们知道怎么观测一个事物。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地调整自己的认知，调整到最后，我们不仅了解了这个杯子，也理解了杯子和周边的关系、杯子和画面的关系、画中杯子和画面的关系。我们会对艺术的完成与否，形成自己的一点点评判，形成自己的艺术见解，时间长了，我们对艺术就会有自己的态度。现在看来，应该这样理解画素描才对。
浙江美术学院附中教学楼
附中和大学同在一个院子里，我们的生活也和大学生在一起。附中的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是9块5，大学生的伙食费是13块5，他们吃得比我们好。我们每天早上都是酱菜、半块霉豆腐，大学生都是半根油条；我们吃饭是站着吃的，大学生有长条凳可以坐下。虽然大家都有汤，但他们的汤里有菜叶子，我们没有，我们会早点过去，在他们的汤里面淘点青菜叶子。
我们和大学生成了朋友，能在旁边看他们画画，有时也能讨到一两张画。他们只比我们大四五岁，已经画得非常好了，已经离世的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张桂铭当时就是国画班的，我们入学时他刚毕业，我们很喜欢他的画，还专门去看他留下来的作品。
文革前，学校要查看我们所有人的图书馆借书记录，每个人喜欢看哪些书，当时图书馆里画册质量并不差，西洋画册不少，都是建国以前留下来的好画册，像印象派、罗丹这些法国艺术家的作品。苏联画册一直有进口，很多都是新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会专门有书单给学校，再由文化部统一购买。我们每天晚上也还能去图书馆里看一两个小时的专业书。后来去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到1966年图书馆也关门了。
当时书少，对阅读充满饥渴，只要有字的我都看。能借到的长篇小说很少，只有《苦菜花》、《迎春花》、《青春之歌》这类书，两个小时就能看完了。家里书不多，有一些我妈妈追求进步订的红色杂志，虽然我不是党员，但像《红旗》、《上海党支部生活》这样的杂志，我全都看了。学校也流行看一些追求进步的书，像《雷锋日记》、《怎样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等等，我都听老师的话买了，读了，书上还划了道道。我不懂什么叫世界观，什么叫人生观，去问人，还被批评了，说：“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知道”。不过爱看外国书的人也不少，我就看了不少，《约翰·克里丝朵夫》我都看过。这本书当时不准看，说个人奋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越不给看我越想看，借出来看后被批评了，现在想想这书写得也不怎么样，有些夸张。
看过外面的东西，我就知道我们的一些东西根本不是最好的。苏联画得比我们好。苏联有很多好的画家，像画风景画的库因芝，他画夕阳下森林里的一座白墙：这个白墙一边是红的，一边是绿的，但看起来是白的。因为夕阳的光是红的，红光照到白墙上，所以他用红颜色画这块白墙，森林倒映的光是绿色的，所以他用绿色来画背光的一面。从远处看就是一面白墙。那段时间我们不能说很多，但作品的好坏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两年结束，好像也没学到什么东西，起码是入门了，学到了一些思维方式，知道应该怎么画画。而且认识了一些比较好的老师，这些老师带我进入正道，所以即便在最狂热的时候，我们有专业，知道世界上哪几个画得好，什么是好，我们心里也都明白的。
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我们整个美院一起去到北京，住在中央美院附中。某一天早上不到四点钟就把我们都叫醒，一人发两个馒头、一点咸菜，然后拉到大卡车上，开到了天安门广场。印象中我们是被送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背面，看天安门很远很远，只能看到乌泱泱一片人墙。北京很冷，我们四点就到了。文革后看回忆录，当我们在寒风中等待，读语录，唱红歌的时候，伟人可能刚刚上床。从四点等到六点，六点又等到八点，广播里一下子就响起了东方红，大家开始乱叫毛主席万岁，没来，又停下。东方红唱了几次，灯光啪一下亮了，在白天都感觉很亮，十点多，来了！天安门上出现了一排人，但看不清哪个是他，听了林彪讲话，然后周总理讲话、江青讲话，下面都在喊万岁，接着毛从中心走到两侧，我们只看得见天际线有个芝麻大的人影在挥手，很小，但是我们心情很激动。
当时天安门广场有红卫兵骑着三轮车在卖号外，全是毛各个年代的照片和报纸，很多人排着队买，一边买一边要报上自己家庭成分，我很诚实说：“职员”，红卫兵说：不卖！我就老老实实很失落地走到了一旁，我另外一个同学家里成份是职员，轮到他的时候说：“工人”，红卫兵就卖给他了。我当时想，原来还可以说假话，又去排了另一条队，这回说的工人，就买到了。一毛几分钱，买了一沓毛主席的报纸，珍藏着。
196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北京连续八次接见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和院校师生，共计1100-1300万人，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时央美正在举办教员的黑画展，批黄永玉教授。这个展览给我带来很大的震动，展出的作品画得很好。印象中有一张罗工柳先生的画，画的是毛主席独立寒秋：毛一个人，小小的，站在橘子洲头，整个背景是金色的；他身穿一件大衣站在画中间，背着手。画面给人一种很强的形式感，原来还能用金色来画油画，很震撼。其实，班上的同学不少都是去看画的，从早到晚都在看黑画展，大家都不说而已。一手遮天是遮不住的，手指缝里总归有光露出来，当你向往光，就会找到、抓住这些光。
我在附中的学习停在二年级，三年级就文革了，毕业了。当时年轻人唯恐天下不乱，最好马上打仗。杭州还是有武斗的，我们学校斗得不厉害，学校改名为工农兵美术大学，老师全部下乡了，一批工农宣传队住进了学校，不上学，就来改造我们的思想，喜欢找女学生谈心。记得当时叶剑英讲话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过医生的检查，毛主席可以活到140岁，我们都觉得中国有希望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历史观念的，一天到晚学小红书，背毛主席语录，也没有什么书可以看，最多看看鲁迅。
文革中上海还有一两家西餐店，面包要用粮票买，其他菜、肉都不用，比如说一两面包，给他粮券就可以了。最有名的是红房子西餐馆，文革中我和弟弟们去吃过一次。我两个弟弟快要下乡了，分别去的去安徽和崇明，那时我已经有工作拿到钱了，中专毕业，在浙江的工资是38块5，一年时间我和太太一共存了160块钱。我们南京路上走了一圈，我跟我弟说你想买什么就讲，气很足，像现在的大款。最后我们到红房子吃了一顿饭，大概二十几块，我问弟弟怎么样，他说：“我最羡慕那些waiter可以留在上海工作，我们还要下乡。”
我弟弟有一个同学在上海锦江饭店当工人，他把打扫房间时日本人丢掉的5号电池包起来送给我们玩，以前中国的电池都是纸包的，很土，日本的电池都是金属包装的发亮的，虽然没办法用了，但还是觉得好漂亮啊，像糖果一样。香港亲戚回大陆，惠康、百佳、SOGO的塑料袋，一人发一个，拿了在路上还觉得很神气。
我被分配到浙江丽水地区的一个文化站。文化站是搞民众教育的，实际上就是文艺宣传站，画毛主席像和下乡宣传。自己在农村还画了很多农村风景画，天高皇帝远，懂的人不多，我也不会受到批评。当时我清晰地感觉到只要我努力，我可以画得更好。下乡的时候，我带了很多油画颜料和纸，每天白天工作结束，晚上我都要在自己的房间里画画，画了很多头像，也临摹了许多风景画。
当时什么都没有，一心就想着画画，对着照片画，临摹一些画册。西画大部分都被烧掉了，只剩下苏联的画册，上海一些知识分子和工人家里还偷偷留下了一些私人的画册和杂志，大家就轮流交换着看。像是香港的武侠小说，海员带进来的，大家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书，看得很过瘾，偷偷看，睡觉都不睡每人看一晚上，看好了就一个个传下去。
1969年，在文化馆，每天上午去挖防空洞，准备打仗。现在看起来很傻是吧，一人一个洞，以为可以保命。那一年我姑姑从美国寄来了一本费城博物馆的画册，打税都打了大概两百多块钱，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寄到上海来我才拿到这本画册。这是一本彩色画册，书里都是英文，我找了一些懂英文的人来帮我翻译，大概了解了是怎么回事儿。画册里有大约40个画家，包括维米尔、德加，每个人都有一张画，我临摹了其中20来张，每张都是小小的，若干年后我到费城亲眼看到了这些画的时候，很感动。还有一个朋友给了我两页美国《生活》杂志，上面印着塞尚的《玩纸牌的人》，我看到后好感动。我知道塞尚画得很好，是现代艺术之父，但是之前没看过他的画，也不知道他的画好在哪里。所以我把那两张画钉在墙上看了一两年，越看越好，慢慢就知道塞尚是怎么回事儿了。
那段时间算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吗？我们农村乡里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到晚上，大家一起吃完晚饭，吹吹水，就回去各自关上房门听广播了。当时一定要买短波收音机，把天线拉得很长，然后躲在被子里听敌台——BBC、美国之音……大家都在听，这是一种不言说的共同生活，有时候我们还会互相交流有哪些台。有一天，突然听到林彪倒台，不敢继续听了，也不敢说，大家心里都是明白，谁也不说。
有些事情也很难讲，心里很矛盾的，但我觉得我从童年到中年，没有经过战乱，还见证了中国经济上的起飞，中国人开始过上好日子，也算是见证人了。
梁铨的祖母（左）和姑姑梁萍（右），在美国求学期间，梁铨曾住在姑姑家，并由姑姑支持梁铨的学业。
改革开放后，大家都有一种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又不用考托福，不行大不了再回来。我没钱，在旧金山的姑姑给我做经济担保，1980年，就带着二十几块美金到了美国。
开始到美国最震惊的一件事是，我父亲的一个同学在美国，开了一部巨大的别克车来看我，临走的时候打开车厢后盖，拿了一箱可口可乐给我。我才到美国两天，就收到一箱可口可乐，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冲击，我当时觉得美国人生活怎么这么好？我们去的时候工资只有三十几块工资，美国人一送就是一箱可乐。
一开始我住在我姑姑家的车库里，没有钱，还要出去打工。那时我们在旧金山，中国留学生只要一看到招工信息都会互相打电话，“什么地方招工，你快点去”，直到现在我看到饭店外面的招工广告都很感慨。工作主要是在餐馆做黑工，政府规定员工最低工资是3.75美元，但餐厅最多给我们2美元。当时我非常羡慕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她的工作是在奥克兰赌场里收钱：每天上班穿一件大褂子，褂子里放满了各种各样的钱，客人把纸币给她，她再把纸币换成赌币给客人，一小时能拿到7块钱，还管两顿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赌场的自助餐呀！
我们是第一批出去的，因为不知道各种步骤怎么弄，到美国一年半以后才开始申请学校。申请学校的时候，提交作品集，我交了几张我在国内画的，有几张是去到美国利用业余时间画的，一共十张左右。有西画，有水彩画，还有彩墨画，没有油画，最多画点丙烯，油画颜料太贵了，好的一支颜料都要一两美金。我们那个时候留学和现在不一样，温饱都没解决，要打工，穿衣服都很朴素，一看就知道是大陆来的。只有中国人到国外去会穿西装，觉得衣服应该要烫得笔挺的裤子一根线，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三宅一生服装展的时候都傻掉了，根本不知道好在哪里，他所有衣服都这么皱，都像农民穿的一样。
1982年，梁铨在旧金山留学期间
我申请上了学校，但也要靠学校减免一大半的学费才能去读，所以每个学期我都要给学校交一张画来抵学费。美国上课的氛围和附中很不一样，学生各管各，很少有讨论，到了学期末一两个月，各自把作品拿出来讨论一下。平时在学校也不上课，上课的时候到老师面前去报到一下，就可以回自己的创作小空间里画自己的东西。
上学的时候我遇到过很多的困惑，比如当时德国新表现主义在美国很火，但我不是很理解，我们半年画一张画，他二十分钟画一张画，到底好在哪里？当时伯克利美术博物馆藏有Hans Hofmann的画，他是德国人，后来到了美国，在伯克利大学建立了美术系，捐了一批1930、1940年代的作品。他在创作中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有画格子的也有很表现性的，给人一种状态不稳定的感觉。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好的老师，但不一定是个好的画家，他走的方向太多考虑的东西太多了，不够单纯。对于初学者来说，如果能理解的话，他的每张画里都能看出可以推进的可能性。他之后才出现了波洛克、罗斯科这些抽象画家。我开始看不懂这些画，好在这些画是长期陈列的，我没事就去看，看了一两年终于看懂了。
刚开始我觉得抽象画是最简单的，随便画一画就可以。事实完全相反，要画好抽象画，难就难在画了第一张就要发展出第二张、第三张……并且要能持续地画下去。比如第一张你随便画了个圆圈，要想持续在这方面发展，就得想怎么在弧形、圆圈或是球形之上表达出趣味，把一个符号或是一种想法拓展开并往深处挖。画好抽象画不仅是在思想上很难，在对画的理解上和画的形式上也很难。当时我有一个美国同学，她专门画各种形式抽象的拱门，学校说她画得好，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后来学校为她在橱窗里办了一个展览，我说：“又是一个拱门！”她听了很不高兴，以为我在批评她，其实我是随便说的，当时的确不大懂。
面对我的困惑，老师一下子也提供不了什么帮助，不过他会告诉我们作品好在哪里。比如说洛杉矶有一位很有名的画家，专门在天空上写几个字，老师会和我们分析他出名的原因、当时洛杉矶的情况，以及洛杉矶的天空状况，他想要表现的内容等等，这之后我慢慢的一点点地明白起来。
看到大家都有自己想表现的主题，我又感到困惑了：该画的东西都给人家画光了，找不到自己要表达的东西。当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陈从周设计的中国园林，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园林，放在古希腊、古埃及文化的旁边时，完全形成了自己的语境，完全做到了不一样，而且很优雅。当时没钱买机票，签证是一次签的也无法回国，我离开家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陈从周设计的园林，让我一下子倍感亲切，从前在课本里中国文学获得的想象一下子都被激起了。
毕业作品我用了水浒页子，色纸都是我当时在印刷厂打工收集的废纸，古籍也是在中国书店买的便宜书，那个时候旧金山有很多中国书店，一两美金就能买一本中国出的书。过去我并不亲近中国画，不过作为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人，天然地对中国文化的气质有所感知，所以最后我找到的主题，还是要去表达中国传统的美术。
我在美国能实践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因为要生活，又没有工作室，材料也很贵，每次画画都像打游击一样，东画一张，西画一张。我一个朋友觉得我的画好，帮我拿了几张给一个画廊看，画廊“nice”“great”乱叫，还真以为great就是伟大了，nice就是很棒，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不咋地，我怎么知道？后来明白了，这条路不是走不通，而是要做准备，要长时间地准备，不是想进就进的。积累了很多想法，无奈没时间和机会落到创作上，直到我回国，在中国美术学院教书，有了一定的经济支持和大量的时间，用实践造成了作品的成熟。
刚回来时，我还是想表现中国的青铜器、碑帖，收集了大量的青铜器的拓片和龙门十二品的碑帖，试图从中国画像砖这类民间美术艺术的形式里找到一种形式来源，找出斑斑驳驳的金石精神，表现一种抽象绘画的感觉。在不断地实践中，我的绘画一点点地脱离，慢慢地开始抽象起来。当我到了确定可以表现抽象，并且在抽象上有了一个可以一点点进步的目标时，我觉得自己突然顿悟了，释然了。过去学校里教给我的一些原则，也突然感觉不是那么重要了，有了新的理解，一个人解放了，就成人了。
梁铨，1948年出生于上海 ，广东中山人。1964年入浙江美术学院附中学习，1980年赴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返国后任浙江美术学院副教授，1995年后生活于深圳、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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