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红岭实验小学的半户外剧场空间，摄影：张超
受访：何健翔
采访：劳秀汶 陈颖
在上次我们与张唐的聊天中，景观设计师唐子颖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假设：如果能做一次调查，把全国儿童的日程表列出来，再跟他们父母的日程对照，究竟谁更忙？接着她就笑说，估计100%的儿童要比成人忙多了。
这个“为什么”，并不难追问，或许每个人都能轻易说上那么些原因。
一个加速奔跑的世界，一个越发不允许人自在闲逛的社会，还有可能培养出有想象力、有思考力、有创造力的儿童吗？高密度、直线型、没有缝隙、没有曲折、无法偷摸着干点什么、把玩点什么的空间，还能如何给孩子一个真正自由探索与体验的童年？
对于同样被卷进这个加速系统的学校，规训与透明在其中，好像达成了某种完美的共谋。
带着一种似乎有些悲观的情绪，我们把问题抛给了建筑师何健翔，聊起他们做过的校园建筑。其中，引起广泛热议和关注的一个学校设计，就是深圳的红岭实验小学。在他看来，现在的校园建筑，已经远远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速度，它没有被重新诊断与评估，更没有从教育理念与体系中及时反思，只是在传统校园类型上，不断被复制，不断被加高、加密。做红岭实验小学的建筑设计，是他们一次突破旧有模式的契机，而在这个高密度校园的营建过程里，也带出他们对儿童、对城市的诸多观察和理解。
事实上，儿童需要的，从来不是“四平八稳”的空间，相反，始终都是那些充满着秘密与未知、允许情绪发酵、有着各种人与人关系的张力的地方。
按照惯例，文章发表前经受访人审校。
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中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特许会员。1972年生于广东新会。1991年至1996年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攻读建筑学取得学士学位，之后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取得两个研究型硕士学位，并继续在比利时西弗拉芒省工作两年半后回到中国南方。2007年与蒋滢共同创建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开始独立的设计和研究工作。
ARTDBG：深圳红岭实验小学是你们近年一个最受关注和好评的校园设计，从中你们想要回应学校目前存在的哪些问题与需求？何健翔：做学校，对我们未必是一个完全计划内的事情。我们以前觉得，类似学校或者医院这种空间，比较死板，都很标准化。过去的学校建设，很流程化，在这种模式底下产生的学校，没有太多创新可言。在深圳，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学位紧张所带来的高密度。就校园的建筑面积来说，深圳的标准比国家标准要高，最终同样面积的建设用地的容积率基本是常规学校的两倍以上。如果只是套用旧的模式营建学校，就会产生各种问题。做红岭实验小学，我们思考的基础点在于两方面。一是基于自身对城市的关心。在我们城市开发的过程中，旧的事物和状态总是被一并抹去，城市发展没有系统性和延续性，也没有思考，完全是一种标准化生产。虽然小学所在地是个新的区块，但我觉得需要建立有一个城市层面的新立足点进行考量，即高密度的新学校在城市里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二是基于使用的主体。实际上不只是学校，大部分的建筑设计，都只追求标准、数据，而不是以使用者为中心。如何满足规范，快速设计好，快速进行报建，快速通过报建，快速被建造，大家都是围绕这么一个事情在做，所以根本就没有时间和机会，考虑如何运用空间，塑造未来我们人的性格，甚至是整体社会的性格。在这点上，我们希望把6到12岁的小孩，重新作为校园空间的主体，来思考校园建筑的问题。ARTDBG：巨大的学位缺口和极高的建筑容积率，是很多超大城市在建设学校时会面临的难题，这在深圳尤为突出，你们应对这些难题所形成的经验是什么？有哪些？何健翔：在这之前，深圳建了不少高密度的学校，但一般只是在旧有的“行列式校园”的基础上，局部地把某栋建筑加高，低层为日常教学空间，高层用于非教学活动。这是当时的一种模式和经验，并未形成系统的想法和探讨。对于这样一个容积率过高的极端命题，我们着手设计红岭实验小学时，给自己定下一个规则，就做在24米以下的多层建筑。这在建筑规范里，多层跟高层很不一样。比如楼梯，高层建筑得带有封闭的前室，但多层建筑没有这个限制，可以实现完全开放的状态。对小朋友来说，如果天天都要经历防火门的一开一关，空间体验就会非常受限。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没有门，上下层可以连通。相比垂直运动，出于年龄上的考虑，6到12岁的孩子更适合水平运动。再说，只有十分钟的课间，孩子要上下几层楼才能运动，这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就必须突破旧有的校园建筑类型，把空间往水平方向扩展，这等于要把原来做成的垂直空间压扁，压到一个更密的环境里。就深圳来说，增加空间密度是可行的，因为它的管理水平相对高，并且它跟北方的日照情况还不太一样，在南方，很多时候不是要尽可能采光，相反，需要适度遮蔽日光。对于设计高密度的校园建筑，我们总结出几个原则。一个是尽可能多层，不设高层。第二，加密之后的建筑，要有多异的空间。第三，在垂直方向上，可以增加多些绿植，因为南方的湿度、温度都特别高，非常支持大面积的绿植培育，而且绿化给人带来的层次感体验，在性价比上，也是最高的。ARTDBG：你对设计过的学校的使用状态满意吗？你认为一个“好用”的学校具备哪些特征？何健翔：大部分时候还是比较满意的。现在的家长和学校都很谨慎，出于安全管理，有的时候，学生还不能完全自由在学校里玩耍。比如有人担心孩子爬、跳栏杆，于是栏杆不断被加高。这就像是一个悖论，栏杆越加高，表面上安全了，但背后，其实是让小孩心理变得更不健康。我们在设计不同学校的时候，的确感觉到大家越来越保守。一个学校，不能单纯说好不好用，这因人而异，但大部分人只会把“好用”，落实到很现实的效益部分。现在的很多学校，太过于从管理的角度看设计，认为横平竖直的空间形态最好管，尤其对校长和老师来说，一眼看到头，全看住了，就不会出乱子。可是对于儿童而言，最好可以躲躲闪闪，有属于自己的空格键。做校园建筑，虽然说是从儿童入手，但如果只是问一问小孩子喜欢什么，他未必能表达出来，一旦要正式去问，他还可能做出一些貌似成人的回应方式，这都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更愿意看孩子使用学校的状态，怎么活动，怎么交流。通过观察得到的信息，有时远比直接问他们有用。ARTDBG：2017年前后开始做校园建筑，你自己的小孩也刚好在这个时间出生，所以你们会不会有一个理想的图景，想象孩子会在怎样的学校里长大？何健翔：没错，正好就是在我们做学校的时候，看着自己的小朋友在成长，包括红岭实验小学项目的主创建筑师也一样，他家小朋友几乎跟我们家小孩同龄，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感触地在做这件事情。所有对空间、环境、材质的处理，跟自己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抽离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经常设想如果我是小孩，或者我们的孩子就在这所学校，会需要一个怎样的空间？以红岭实验小学为例。如果是由已经被过度规训的建筑师来做设计，他可能很少会考虑到场景，更多是以数据为准，比如课室的长宽应该要多少、哪里放讲台、椅子怎么布置、灯光如何编排等等，会有一套特定的规则在里面。我们设计课室，其实是首先设想，小朋友会做哪些活动。再结合未来教育，教室就不该像以前那样座椅连着排列，而是要有很多形式，可能是学生围坐在地上，老师在中间，也可能自由移动桌椅，学生分成很多小组，每个小组有各自的内容在讨论，甚至可能是两个班合在一起，讨论同一个课题，共享同一个空间。我们设想的，都是非常具体的情景，以及它们如何能够在校园里发生。当然一个好的校园建筑，不仅仅是由这些情景堆积起来，它还需要结构，需要交通，需要考虑经济性和合理性，如何真的把所有场景搭建起来之后，依然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系统。除了这些场景之外，像走廊、卫生间等辅助性空间，同样也是这个有效系统的重要部分。ARTDBG：从过往的校园建筑里，都能看到你们对空间路径体验的强调，这是为什么？何健翔：柯布讲过一句名言，建筑是生活的机器。但很多时候，这句话会被变成现代主义的某种教条，大家把房子当作机器，很讲实效，很讲简洁，到最后，就只有苍白，只有功能，只有效率。城市和建筑，本来应该是个有机体，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无生命的机器。如果是一个机械型建筑，它会很明确地分出主要和次要的交通线，从A点到B点，基本上就只有一种路径方式。现在有很多小朋友生活在城市里，他们从小面对的，就是一个层级非常明确的环境，从学校到住宅小区，有主路，有次道，先到小区大门，再到每栋楼、每个单元的楼梯间，最后到家，几乎每天都是一样的行动路径，只能这么无限重复。但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小城镇，那是另外一种空间形态，跟我们自上而下规划出来的城市跟建筑，完全不一样，它很多元，很多样，甚至我们还会迷路。人走在其中，会有很多可能性，有很多意外，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一种空间体验。ARTDBG：不只是小孩，甚至我们成人现在也是这样，去到一个地方，直接导航一条最佳路线就好了，但同时会缺少自己去探索和发现的过程。何健翔：所以我想还给小朋友这么一个体验的机会。不知道这是不是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以前我们家住在江门新会一个老城，小孩子都会在街巷里穿来穿去，大人怎么都找不着。除了水平的巷道之外，因为以前的房子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有空还会往上爬，爬到天台，翻到别人家的屋顶，再从屋顶下来，特别好玩。其实小朋友根本不需要大空间，更多是需要小的、有编织的空间。我们做学校也一样，再小的建筑，都要有点交织感，多向，没有一个确定的路径，孩子们每天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行动方向，每次都能有不同的体验。在我看来，这就像做设计、做创意，你得有一定的复杂度，光是空想肯定不行。所以从小培养孩子对空间、对光线、对自然的复杂感知，这点相当重要，在一个机械化的空间里，没有了这些体验做积累，我不太能够设想，如何培养出真正有创造力的下一代。所以我们会非常坚决地把这种交织的、多路径穿行的空间，放到学校里来。红岭实验小学课室外的绿化廊道与倾斜空间，摄影：张超ARTDBG：对于建筑设计而言，你觉得一个“看见童年”的学校是怎样的？何健翔：儿童画都是很有创造力的，他们画的空间、城市，完全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那样。所以“看见童年”，我觉得至少要部分地还原他们想像的空间。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是教育，还是设计，我都非常反对教条，我们一定是要回到现实、现场本身去做事情。孩子不需要一个四平八稳、很干净的场地，他需要的，都是非正式的、能够玩的地方。在一个校园里，孩子本该就是可以滑，可以跑，可以斜着躺，这样一些场景，才可以说是所谓看得见的童年，这也是他们的身体所需。平的，直的，没有任何特点的空间，就不会鼓励孩子，做出任何创造性的活动。我一直觉得，课间十分钟非常重要，孩子要是能尽情地运动、尽情地“发泄”，反而会获得平静，就能专心做下一件事情，否则，课间没跑够，下一堂课很容易上不好。ARTDBG：在一个陌生人社会的城市里生活，很多孩子与他人的连接是碎片的、短暂的，学校之外，也许就很难再交到长期的朋友，你觉得校园建筑可以做好这种“缝合关系”的工作吗？何健翔：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以前那种邻里交往的关系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空间组织不一样。其中人的流动性是一个问题，但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城市里机械的、单向的空间过多了。比如，我们从主路开车进小区，到停车场之后，马上就钻到电梯，往家走，人和人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交往。这就是所谓原子化空间造成的结果。所以私密空间之外的非正式空间，相当重要，用效益的原则判断，它们确实没什么用，但却是能够真切产生交往的地方，远比所谓广场有用得多。因为广场不会产生真的交往，只会产生仪式。相反，非正式的空间，不用很大，人跟人可以随时偶遇，不经意间产生的偶遇过程，才最有趣，最有意义。在校园建筑里，大概有40%到45%都是交通空间，这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无用空间。比如学校的走廊，它非常清晰，一眼望到头，挺无趣的。一条直直的走廊本身，并不产生交往，隔个50米，都能清楚看到两个人在干嘛，这会让人不自在，不自然。而一旦走廊产生了曲折之后，它就很可能成为一个可交往的场地。另外，在一些风景特别好的局部，同样能够“不经意”地释放出一些空间来。一定是要把机械性的东西给打碎，让它溶解在我们的行为里，才会产生交往。ARTDBG：有不少学校的操场，在晚间会开放给周边居民使用，你怎么看待学校在城市生活当中的位置跟作用？何健翔：像深圳这样的城市，我觉得完全有条件，把学校开放给周边的居民使用。大部分时候，高密度校园的操场都是被抬升建造的，抬升之后，不仅只是操场，甚至是半地下的图书馆、餐厅、小剧场等一类空间，都是能够做到对社区开放的。我觉得未来学校，不只是面向小朋友，而是真正能够成为一个跟周边社区共享的公共场所。至少在我们设计学校的时候，都这么看待，学校就是个公共类型的建筑。所以不管是今天的红岭实验小学，还是后面我们设计的一些学校，只要管理上允许，随时都可以把围栏拆除，成为城市里一个有意义的公共空间。ARTDBG：面对高密度的城市开发，很多建筑师都会提倡微城市形态的校园营建，与此对比的是，以前孩子的上学生活，往往不只是局限在校园之内，而是跟街道生活、城市的公共空间紧密互动。这种相对独立、专属于儿童的微城市空间，是面向当下城市环境一种“不得已”的做法吗？何健翔：为什么学校要做微城市？因为它周边的很大部分，不太是一个为人而建的城市，充其量只是为汽车而建，显然它不适合人走动，不适合人去体验。做微城市的校园营建，至少从积极的层面来说，我们是在公共建筑里实现我们心目中的城市理想，希望通过学校这个公共社区的建立，能够影响到周边，慢慢让它变成某种程度上的再城市化，植入更多的公共内容。当学校能向街道完全开放，所有的社区都把围栏去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控制，尽量减少车的数量，在城市里尽可能鼓励慢速的交通。不过现在挺无奈的，孩子上学变成了搭电梯下楼，坐车，早读，上课，考试，拿多少分，如何用最短的时间拿最高的分，到最后，就只有这么一种形式了。ARTDBG：你自己如何理解“未来学校”？希望给孩子们带来一种怎样的“未来经验”？何健翔：各行各业都在想如何“做未来”，但不管在商业上，还是在我们的城市发展上，很多时候，我觉得都是为了未来而“做未来”，未来像个标签，而不是一件真实的正在进行、正在塑造的事情。谈校园的未来，反而就是实实在在地去设想，小朋友们在现在这个年龄或者状态里，最需要什么，最适合他们的那种生活、游戏、学习的环境是什么，我觉得这已经是未来了，未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如何把握现在。在当下，我们能够设想出一个最佳状态，觉得自己能做成、做好这件事情，那么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会面向未来，一定是有前瞻性的。
ARTDBG：很好奇，在接受多年建筑学教育之后，你是怎么从传统的训练方法里跳出来，形成自己做建筑的思路跟方法？何健翔：一部分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的体验，从小就成长在自然的、没有被过度现代化的城市空间里，并且我爷爷对我影响也很大。我爷爷算是当地的文人，在我小时候，每个周末，他都带着我，到处跑，所以这造成我后来非常喜欢在野外爬山，去陌生的环境。在这些生活的场景里，它们都不是正式被规训过的空间。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从小到大都喜欢质疑，正统教给我的东西，我都不会全盘接纳，只有我能从中建立起一个逻辑框架，才会接受。这让我对正统的思路和方法，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到了国外读书，确实在外的教育又帮我梳理了对城市历史的重新认识，你会明白，过去这种有意义的、有意思的城市，虽然是自然生长的，但它也有规律，有它一套营造的方法，这种方法就不是我们现在学校里能教的。我小时候的经历加上后期在国外学习，这两者叠加起来，就形成一个基础，当然最重要形成的过程，还是从很小的项目开始做起，一步一步走过来，尺度由小变大，慢慢地，就会在实践中形成一些观念跟方法。ARTDBG：你怎么看待校园建筑跟教育之间的关系？因为各种儿童活动的开展，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一个先于它而存在的空间。何健翔：是，扯开一点，就我的观点、也是很多人的观点来看，空间对人的养育、对人的性情的熏陶很重要。更深层来说，校园空间所需的复杂度跟精细度，不只是一个考虑孩子喜不喜欢或者好不好玩的问题，而真的就是关乎人的性格与心智的塑造。在这之上，我们才是按照空间本身的特质，重新组织课程、组织教学。我们的城市太缺乏有品质的空间了。即便在广州，也是有太多历史的、文化的东西被不断铲除，在这个时候，再看到建造出来的“假古董”，对我而言，就会更加珍惜自己能创造新建筑、创造新校园的机会。我希望能带给下一代的，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能够培养他们独特心智的空间。学校的意义绝不是说，我们把小孩送到里面，最后能考多少分，分数代表不了任何东西，它也绝对不会是孩子以后能走多远的一个标准。ARTDBG：你说希望通过设计能给予一些让大家承载理想的空间，做校园建筑，你希望承载一种怎样的理想？何健翔：我觉得最终的一个理想还是人本身。在做校园建筑的时候，它能链接到的人群是广泛的，不仅只是建筑师，还有学生、老师、管理者甚至是社会各界。因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已经让我们形成太多纸面上的数字跟规则，我们需要不断更新固有的理念，不断更新对人的理解、对城市的理解、以及对社会的理解。如果大家都能通过观察和讨论学校，获取一些新的体验，新的灵感，新的想法，能够让这个社会产生一些新的讨论，新的知识，这就会是一个比较共有的理想。同时，从建筑物本身来看，我也希望校园建筑能够长久地为城市带来价值。这样的建筑，它就不能是机器，而应该是一个有机体，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即便随着社会的演化，它的各类功能和需求不断变化，可是，它始终是有弹性的、灵活的，它能容纳的，就不只是一种行为，各种各样的行为都能在其中发生。*文中用图皆由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惠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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