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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重要的是松动被权力固化的土壤
我相信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有所坚持的。之前在国外看了很多的美术馆、博物馆，有些时候一个美术馆的展览或者公共项目可能要持续二三十年的时间。甚至有些时候馆都不在了，新项目还在以其他方式运行着。我觉得这对于一个有生命力的项目和机构来说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我自然就会慢下来，自然就会沉下来，我也自然会继续坚持这种开放与持续。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态。
“童年”的概念诞生，儿童的某种特性开始成立。只有在这个阶段，人类才会有这样的观察视角、观察维度或行为方式，这对个体的人和对未来社会都会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或好、或坏、或没有意义，都有可能发生。
2019年，iSTART发展到第五届时开始做一些“社会动员”，让更多人加入进来。我们开始主动去连接生态，让儿童艺术节的运行像艺术的生态一样有生态组成的系统来循环支持。我认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远远比一个单一化的系列展览更有生命力。
孩子未必需要那么多复杂的物质上的支持，他们能用很多方式产生连接。孩子也是非常敏感的反馈者，一旦有问题会马上提示你。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孩子的初始状态是愿意互动、乐意交流的。
iSTART开放了更多社会空间给到孩子。并不是说我们为孩子做什么，而是因为孩子本该去享有，人应该享有着更多的权利。这并不是说你要有多大权力，才能让渡你的权利给别人。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去用有限的能力，微微地改变一些权力固化的东西。
看到孩子不想做作业，家长可能突然一下就“老师”附身了，说这是“学生”必须做的。其实我们也完全可以问他为什么不想做，或者和他的老师沟通情况。期间大家都没有对话过，直接就这么想了。这当中，我们不仅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还放弃了这个孩子本应有的表达权利。即使这么小一件事情，也能发现里面都有很多的道理，能延伸出很多的问题。
在做儿童项目的过程中，如果强行把城市的方法或者价值观移植到乡村，向那里的孩子传递：“你看城市多好”“你应该像我一样好”之类的话。这最后带给他们的其实是一种极大的困扰：他们既有可能无法认知自己的家乡，或者自己原来的文化，也可能会怀疑自己现在的文化。乡村老师所有的教学和跟那些孩子日常的相处，它是嵌在在地的生态里的。一旦打破平衡，我们倒是收获到了我们的目的，满足了我们作为施与者的自我感动，但真实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却会非常困扰。
我认为孩子是很复杂的，或者每个人都很复杂，也有不同的力量。对于大人的世界和规则，孩子们其实自带“防火墙”。他们会去判断哪些东西是没道理的。另一方面，他们也会为了有一口饭吃，得活下去，所以得满足大人的虚荣，演给大人看。
简单来说就是少对孩子说一个“不”字，多跟他一起做一件事。但只有这种意识还不够，你得学会跟他们一起对话。你得认知孩子的语言，这个语言是很多元的，有肢体的，视觉的，语言的，声音的，也有暗示的，各种各样的表达。你要通过海量的孩子的观察和跟他们的对话，开始去走进他们的世界，孩子是能感觉到你的善意的。
我的孩子之前看鬼故事，他觉得很害怕，但也觉得有点过瘾，他向我表达很多复杂的认知，包括他的恐惧来源，他对黑暗的不解，他对死而复生的理解。而今天，我们往往会觉得孩子小时候应该当一个鹌鹑，然后爸爸妈妈帮你遮风挡雨，你只需要去做一个好学生就可以了。这个里面其实看不到孩子的真实状态。
公共的表达不是艺术家的专利，但某种意义上来说，美术馆提供了公共空间里面为数不多的，能够给更多人开放性视野和公共表达的一个渠道。这个渠道如果变成艺术家的专利，变成策展人的战场，或者成为一种所谓资本的试金石，我会觉得太狭隘，美术馆就成了一个在内循环中不断自我裹挟的，变成一个日趋垄断的、自我边缘化的一个封闭空间。
比如今年雾都孤儿项目的孩子们通过读狄更斯的名著去探寻维多利亚时期儿童的历史；嘎嘎国的孩子们通过创造一个文明来展开对国家的想象；乡村的孩子们透过诗歌的游戏和城市的孩子们成为朋友；天生失明的孩子通过触觉绘画重新认知自己的绘画天赋。这里面看似触及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疗愈等等领域，但很多孩子对这些概念是全然不知的。而他们对于这些知识之上却有一种敏锐的总体洞察，他们会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过去的孩子会被拐卖，虐待，现在还会有吗？”“为什么大人们创造的国家翻来覆去就这么几种样子？”“为什么诗歌要学会好语文才能写？”“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一名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