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网易特约足球专栏作家朱渊，目前常住英格兰谢菲尔德
没有足球，没有体育，过去的这个周末，世界体坛一片寂静，英超也未能例外。
目前已有6支英超球队因新冠疫情遭遇集体隔离，酝酿已久的首届英超名人堂活动也随即推迟。BBC在原本属于王牌足球节目《比赛日》(Match of the Day）的时间段，重放了一集情景喜剧《布朗夫人的儿子们》。但布朗家族成员间的幽默温情，并不能掩盖英国疫情不容乐观的事实。
如此情况下，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坚称英国不会采取遏制策略，而是寄望于“群体免疫”度过难关。此言一出，引发争议无数。
一种激烈的观点认为，2020年的英国是在重复14世纪，欧洲对抗“黑死病”时的落后策略，可见英国仍然活在过去。
事实上，对大部分在英国生活的外国人而言，英国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活在过去。这里的建筑和道路，与几百年前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假如伊萨克-牛顿明天突然在剑桥的三一学院复活，他老人家甚至都不会迷路。和剑桥一样，英国大部分地区的整体格局自牛顿离世后（1727年），都没什么显著变化。2012年，考古学家还在莱斯特市中心的一个地下停车场里，挖掘出了理查德三世的遗骸——4年后，当地球迷还将“莱斯特城奇迹”，与理查德三世在天之灵扯上关系——这证明英国足球同样是一项古老且迷信的运动。
1727年至今，这片安宁的土地上再也没经历过征服、独裁和革命，更没有饥荒和内战。海洋隔绝了侵略，煤炭引发了工业革命，大多数人活得安稳且传统，只有极少数“异类”才会有你死我活的强烈意识形态。
然而情况在近几年开始发生变化。脱欧引发的骚乱，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安宁。最近一个“行为举止滑稽的家伙”当上了首相，他会暂停议会，还会强力推行“无协议脱欧”，哪怕他自己的智囊团反复警告：这会引发粮食市场的混乱，以及药品和淡水的紧缺。“群体免疫论”一出，众多专家及意见领袖在报纸上发文质疑，半退役状态的鲁尼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专栏中指责政府让百姓充当“小白鼠”，就连退役意大利球星莱罗塔列也“隔空”大骂英国政府无能；但更多人则选择不闻不问，我行我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转变为何来得如此突然？我怀疑正是这个国家长时间的安稳，使得当下的许多英国人对眼前的危机漠不关心。他们似乎忘了，历史的伤疤有多疼。
但其他国家记得。在我有限的人生中（1989年出生），中国经历过至少四次重大自然灾害，每一次都会付出生命和金钱的双重代价；我的几位巴西朋友，经历过军政府独裁，他们也清楚一个国家糟糕起来究竟有多可怕；因为从事足球工作，我目前还会经常去前苏联国家出差，就在几年前，那里还会有人会吃饭问题发愁。
英国太久没经历过类似的创伤。糟糕的事情，的确时有发生，但主要在穷人和劳工阶级身上——而这就是英国社会长期以来默认的运作方式。
因工作关系，我先后住过利物浦和谢菲尔德。前者是破旧港口，后者是破旧钢铁城。利物浦的物价很便宜，这当然是城市经济崩盘的结果。整座城市的色调是灰暗的，即便在阳光下也弥漫着一股破旧和衰败的气息。
我遇到的每个利物浦人似乎都很喜欢谈论历史，这主要因为现在令人失望。利物浦队最死忠的球迷是一群生活窘迫、活在回忆中的劳工阶级。在英国这样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他们的生活毫无希望，急需足球队为自己失败的人生扳回一城。久而久之，红军成了他们的信仰。
谢菲尔德的情况与利物浦类似。刚毕业那会儿，我住在市区边缘，每天步行加火车去上班。从火车站走到我住处的一条必经之路上，市中心被诡异地割裂成了两个世界：向右是改造后的市中心购物街，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向左则是成片的废弃工厂，走近一些，似乎还能闻到铁锈夹杂着发霉的气味。
足球同样是此地的信仰，谢菲尔德联近两年的崛起，让一大批生活不如意的约克郡人多了几分底气，从而暂时忽略了依旧居高不下的本地人失业率。
30年前的希尔斯堡惨案，更是这两座城市矛盾和社会体系问题的集大成者。当时，大批利物浦球迷前往谢菲尔德观看自己球队的足总杯半决赛。谁料，由于警方和球场管理的严重纰漏，最终酿成了惨案。96位远道而来的利物浦球迷在这场惨案中永远失去了生命，这其中就包括利物浦传奇杰拉德的表哥。但英国政府却第一时间选择推卸责任，《太阳报》随即跟进，将惨案的矛头直指口碑不佳的利物浦球迷。整座利物浦城黯然神伤，《太阳报》从此成了利物浦城的违禁品。2016年，英国政府承认自己当初的错误，将惨案的起因归咎于玩忽职守的南约克郡警察。但这份迟来的正义已无济于事，阶级裂痕早已产生。
至今仍有许多优越感十足的英格兰人会嘲讽利物浦管理混乱或压根疏于管理。却选择性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贫穷从不是问题的根源，制度才是。
新冠病毒在英国蔓延的初期，许多亚洲人仅仅因为戴口罩便遭受到了莫名其妙的歧视和暴力。在亚裔集中的米德兰地区，一些机智的亚洲女性，将自己打扮成阿拉伯人才躲过一劫。
对此，我一点也不意外。英国对自己的历史，有着一种独立于世界的强烈自我认同，以至于对任何新生事物都抱有怀疑和抗拒态度。难怪执政党就取名：保守党。
英国的统治阶级尤其怀旧，因为他们活在辉煌的过去：出生于家族传下来的乡村大房子里，进入古老的公学读书，而后就读牛津或剑桥，最终在威斯敏斯特工作。英国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安宁和谐，压根不需要宪法的大花园——是的，英国没有宪法，只有宪法性文件。
当然，将英国人的漠不关心全部怪罪于精英，确实有失公允。因为这种冷漠，早已延伸到了社会各个阶层。长久以来，英国人对国家决策抱着一种戏谑的调侃态度，报纸无论说什么他们都认为在撒谎——这也使得英国人对于小报格外热衷。4年前去世的英国国宝级摇滚歌手大卫-鲍耶曾调侃道：以前人们还会关心哲学，思考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但现在人们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只在乎电视上那些高耸的胸脯和坚挺的下体。我们到底怎么了？
英国人还善于自我安慰，“群体免疫论”抛出后的第二天，就有人坚信鲍里斯-约翰逊的做法是近乎无情的科学理性。而事实是，无协议脱欧协议的代价来得如此之快：食物、药品和淡水，真的开始缺货。
同样的情况在近几年的文化市场上早已显现：明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经历至暗时刻、损失惨重，却也被重新塑造成了大英帝国的辉煌时刻。关键是，大部分人真信，不仅为相关电影买单，还在图书市场贡献了不少钱。
一种观点认为，战后的英国人可能是这个保守国家史上最保守的一代人。投票选择脱欧时，他们的口号出奇干脆：“为什么不呢？”而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同样的一批人继续高喊：“事情应该不会更糟了！”任何一个意大利人或者韩国人都可以用亲身经历证明他们错得离谱。
围观英国下议院吵架，如今已成了一项全球性娱乐活动。议会竟然可以被延期，两党领袖竟然用足球术语（比如上赛季利物浦逆转巴塞罗那的欧冠比赛），来阐明自己的脱欧立场；议会发言人竟然会用对待宠物般的口吻，去说服兰卡斯特大法官：“做个好孩子，乖！”大多数国家早已丢弃了这种惯例，或者早已升级。
为什么这种搞笑的场景会频频上演？爱尔兰左翼作家芬坦-奥图尔认为：“这个国家有一种自满情绪，并深深地与英国例外论捆绑在一起。其症状表现为‘这破事儿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但绝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这是一种可悲的盲目。因为即便在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后，“英国例外论”仍旧到处蔓延。我支持的佩尼斯通教堂队，一支参加北部东郡制足球联赛（等同于全英格兰第十级别）的地区型球队，几天前还给我发来了一张比赛照片：客场与巴顿镇（Barton Town)0-0握手言和。现场共有203人见证了这场平局，盛况空前（因为职业联赛都停了），一票难求，场内外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就在“群体免疫论”抛出的第二天，我的好友，英国作家汤姆-瓦特跟我讲了一则趣闻：在他居住的西南小镇切尔滕纳姆，一名富商的老婆和一个普通家庭主妇，因抢夺所剩无几的几卷卫生纸，在超市里大打出手。
事实证明这一次，再将糟糕的事情推卸到穷人身上的做法，已经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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