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硬汉父亲
父亲病了。
是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的。母亲说：“你爸病了，病了好几天了，还不让我告诉你们。现在他在客厅，我偷偷打个电话给你。好了，我要挂电话了，他要进房间了，不能让他听见。”
父亲不让母亲告诉我，是不想给我添麻烦。他一向是不喜欢麻烦别人的，哪怕是自己的儿子。
其实，我之前看出父亲有些异样，人变瘦了，脸变黄了。问他是否不舒服。他说，最近胃口有些不好，可能是天气太热的缘故，或许等天气转凉了，就好了。
父亲身体一向硬朗，五十岁之前没有打过点滴，偶尔患上伤风感冒，熬一熬就过去了。最厉害的一次咳嗽，自己炖了橙皮、花生米、川贝啥的，吃了一个来月，愣是没好，医生开了一盒神奇枇杷止咳露，吃了一包，第二天就不咳了。
正因为如此，听了父亲的话，我也没太在意。
过了几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医生打来的，叫我去医院，要和我讲讲父亲的病情。我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到了医院，刚好看见父亲从走廊那头过来。他手里拎着一袋药品，腰杆子没有以前那么挺直了，满头的白发特别显眼。
“爸！”我叫了他一声。
一个小护士听见了，急忙伸手扶住他：“爷爷，爷爷，您在这儿坐一下，让医生和您儿子谈谈治疗方案。”
医生把我让进了办公室，我们进了內间。
“老爷子的病情不容乐观。”
“什么情况？”
“癌症指标500多，超出正常值近20倍。”
“什么癌？”
“现在还没有确诊。初步估计是胰腺癌。就是乔布斯那种。”
“第几期？”
“从目前情况来看，应该是晚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估计还有三个月的存活期。”
“什么时候能够确诊？”
“还有几个疑点。明天院内专家会诊一下，分管的副院长也会过来，有了结论，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的。谢谢大夫！”
医生说完后，埋头忙去了。
我心里一片冰凉，泪水一下子涌上来。我稍稍平息了一下情绪，才走出医生办公室。
“医生说什么了？”父亲看我出来了，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没啥。”我故作轻松。“就是把病情详细讲了一下，让我对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心里有数。”
第二天傍晚，医生又来电话了。他说：“老爷子的病情复杂，目前还不能确诊。”
“那怎么办？”
“医院现有的设备已经全都上了，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这种小城市，医疗力量有限，最好是到杭州、上海的大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
晚上，我去父亲那儿，和他商量对策。母亲给我开门，眼眶红红的。父亲正躺在他的破单人沙发里，悠闲地看电视。昏黄的灯光下，他的脸上与手上的皮肤触目惊心的黄。
“爸，你这个病有点儿复杂，看起来是属于疑难杂症一类。医生建议去大医院检查。我们去上海吧？你觉得怎样？”
“我问过了，去上海，属于省外治疗，报销的比例会降低。去省城吧，报销比例不会下降得太低。”
省城那段时间正好要接待一帮大佬开会，只准出，不许进，会议还没有开始，想进省城，还得等上好一段时间。
考虑到病情不等人，我建议父亲还是去上海：“爸，省城的技术和上海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直接去上海吧！”
父亲眼睛盯着电视机，手里揿着遥控器，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着：“再等等吧，没事，我自己知道，一个月之内，我还不会死。”
我知道无法说动父亲。
好吧，只有等。
没想到事情到了第三天，居然出现了转机。
父亲打电话来说：“我要到转染病区去了。”
我大惊：“确诊了？是传染病？”
“没有确诊。主治医生请了一个和他比较要好的传染科医生，那个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病，但是他说只要对症下药就有效果。如果我相信他，就到他那儿去，”
“这会不会太冒险了。还是去上海吧？”
“如果是绝症，去哪儿都一样。如果不是绝症，也不在乎这几天。死马当活马医。我相信他，先让他看着吧。”
既然父亲已经作了决定，那就先看着吧。
进了传染病区之后，好消息不断传来：
第一天，黄疸指数下降两百多；
第二天，黄疸指数下降两百多；
第三天，黄疸指数下降速度放缓，但也有一百多；
……
医生信心满满，说按照这样的进展速度，一周之后，黄疸指数就接近正常值了。
一周以后，黄疸指数真的接近正常值了。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父亲的血糖向来偏高，住院以后，他感觉口渴越来越厉害，就寻思是否每天滴葡萄糖，血糖爆表了。
于是，他主动要求做个血糖检测。不检测不知道，一检测吓一跳，血糖指标30+。父亲就纳闷了，医院每天都抽血化验，难道不知道血糖高得吓人么？
没办法，只好每天降血糖。
一个月后出院，黄疸褪尽，但是每天要靠注射胰岛素才能基本维持血糖正常了。
不管怎样，日子总算恢复了平静。不过，这样的平静没有维持多久，母亲又打电话来了：“你爸又病了。”
“怎么回事？”
“最近他眼睛看东西重影，以为血压太高了，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脑里面有阴影。”
下班后，我急急忙忙赶往父亲那儿。父亲还是躺在他的破单人沙发里，悠闲地看电视，见我去了，欠了欠身，取出一袋胶片，递给我。我朝着灯光照了一照，胶片显示脑部有一颗花生一样的东西，两头大，中间小。
我问父亲：“医生怎么说？”
“可能是肿瘤，也可能是血管畸形，或者是囊肿什么的。目前不好判定。医生说恶性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阴影的边缘很光滑。但是也不能排除恶性的可能。”
“医生的话总是这么模棱两可。”我说，“这种开颅手术最好还是到大医院去做，比较放心。我联系一下，可以吗？”
这次父亲没有表示异议。省城那边大佬们的聚会也早已结束，不再限制进出。
我的运气实在太好，或者说父亲的运气实在太好。我打电话给在上海工作的表妹夫小王，他马上说：“表哥，舅舅要做手术当然得找最好的医生。华山医院有中国最好的脑外科。我现在正在我姐夫家里，他有个同学是脑外科的博士，导师是华山医院的主任医师。我叫我姐夫联系一下，等会儿就打电话给你。”
过了一会儿，小王的电话就回过来了：“联系好了，华山医院的徐斌教授。约好了时间，过几天就过来吧！”
我上网查了一下，徐斌教授可是脑外科的大牛啊，据说不少大佬的手术就是他做的。这样一来，心里的忐忑就减少了几分。
上海。华山医院。人满为患。
小王带着我们上楼，直奔专家特约门诊，花了三百大洋，加了一个徐斌教授的专家号。这个号价值万金，很难想象，没有熟人牵线，能挂到这样的号。除非花大价钱找黄牛。
专家特约门诊部更是人山人海，门厅，通道，满满当当，全是患者与家属。想找个坐下来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从下午一点就开始等，眼看着徐斌教授的诊室里患者进进出出，愣是不敢离开一步。
终于轮到老爸了。我们三人进了诊室，室内只有墙上读胶片的灯亮着，光线昏暗。
小王弯着腰，恭敬地把胶片递给徐教授：“教授，我是X博士的亲戚，这是我舅舅的片子，麻烦您给看看。”
徐教授点点头，说：“哦，小X和我讲过了。”他仔细查看了胶片，说：“初步判断是颅内血管畸形，基本排除肿瘤的可能。”
“教授，那怎么办？”我有些紧张。
“这个病是个定时炸弹，可能一辈子都不发作，但是一旦发作，血管破裂，引发出血，就非常危险了。不管是不是肿瘤，都要开颅，才能把问题解决掉。要不要开刀，你们自己决定。”
“动手术，处理掉。”父亲当机立断。
“徐教授，这个手术有哪些风险？”我忐忑地问，“任何手术都有风险，具体风险术前会有住院部的医生详细对家属讲解。虽然我不能保证手术不出意外，但是可以告诉你们，这样的手术我已经做了几千例了，还没有失败的病例。”
徐教授的话让我心里的压力为之一轻。
徐教授拿出一张纸，“刷刷刷”地写了几个字，递给我们：“明天拿这张条子去国际部找住院部的王大夫，他会帮你们办理住院手续。”
我捧着这张纸条，连声道谢，像捧着一根金条一样，退出诊室。
很快就做完了术前检查，离预定的手术时间还有三天，医生基于为病人节省资金的考虑，建议我们办理出院，等要手术时再重新入院。这样，我和父亲就暂时住在表妹夫家里。
原本我们商定，手术时，弟弟也来上海。我们一起照顾父亲。但是父亲认为人多无益，所以最后决定让弟弟一人来上海。
我马上就要回衢州了。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嗑瓜子——表妹想得很周到，白天他们一家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没有人陪伴父亲，嗑嗑瓜子，看卡电视，不至于太无聊。
我忍不住问父亲：“爸，要做手术了，你怕不怕？”
“有啥好怕的？”父亲傲然说，“要么把病治好，要么干脆就不要下手术台了，歪歪唧唧的活着，自己受累，还要牵连你们兄弟。”
我心头一热，连忙说：“你的病在徐教授看来是小病，肯定没问题的。”
术后第一天，父亲在重症监护室观察，家属有一小会儿的探视时间。
弟弟进去时，父亲正闭着眼睛在休息。听到有响动，他睁开眼睛，一看是弟弟，就问：“你来干啥？”
“我来看一下你。”
“我好得很，不用看的。你可以出去了！”
弟弟只好退了出来。
从重症监护室回到病房的第二天，父亲忽然要起床。弟弟大惊，说：“爸爸，你要干啥？”
“我要起床。”
弟弟手足无措，双手不知道是把老爸按在床上呢，还是扶他起来，只好说：“医生说你不能起来的。”
“我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我可以起来了。我要起床走一下。”
面对倔强的父亲，弟弟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一个劲说：“医生说不行的，医生说不行的……”
正在弟弟焦头烂额时，护士进来了。她看到父亲正挣扎着要起身，急了，连声问：“老爷子，老爷子，你要干啥？”
父亲说：“我要起来！”
“不行啊，你不能起来！你如果起来了，医生会怪罪我的。”
父亲一辈子不愿意给他人增添麻烦，听了护士的话，只得躺下。
我向来以为父亲心硬如铁，却没想到他也有极其柔软的一面。
姑姑和我说，父亲出院之后，她就急于想来探望，与父亲约好了时间。可是，家里突然有事，又推迟了一天。
姑姑打电话告诉父亲，要迟一天才能来看他。
父亲“哦”地应了一声，就挂了电话。可是挂了电话之后，又拨通了姑姑的电话，反复问她是否明天一定来，叮嘱她不要忘记了。
姑姑觉得父亲有些异常——父亲打电话，每次都是三言两语干净利落的，从没有这样千叮咛万嘱咐过。姑姑决定，第二天，不管家里有多么重要的事情，都不能阻挡她来探望父亲的脚步了。
第二天，姑姑见了父亲，哽咽着嗓子，叫了一声：“哥！”
老兄妹俩，相对无言，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