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者的痛苦——“汉奸”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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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光东

来源：载2003年3月20日《南方周末》“三个癸未年的抉择”专题之1883

清代第一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然而他的主张不容于当世，下场凄凉，非但生前被唾弃，死去9年后仍有人要开棺鞭尸。社会精英思想的火花就这样一闪即灭。

多年以来，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公元1883年正月初一，65岁的他看着镜中苍老容颜，心绪甚为寥落。在纪年诗中，他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这年距离他卸任大清国驻英、法公使已有4个年头了。自光绪五年（1879年）由伦敦黯然回国后，这位当朝二品大员一直赋闲在湖南老家。

如果不是因为造物弄人，去了一趟洋人的国家，郭嵩焘仍将被士人所尊崇。

出使英国以前，他在国内已是饱学之士，而且久经仕宦历练，并担任过巡抚、侍郎等职，“诏赏二品顶戴”。太平军兴起时，他赞助曾国藩办团练，建立湘军，人称“湘军财神”。击败太平军后，又致力于洋务，力主仿制西器、引进西学、废除科举与鼓励商办工业。在世人眼中，尽管先前的为官路上也有一些坎坷，但凭借其才学以及与朝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的深交，平步仕途、终老一生，当非逆料之事。

不过，后来的出使经历，却毁了他余生的顺境。

梦醒者的痛苦

郭嵩焘是清朝政府正式派出的第一个驻英法公使。当时的大清国里，王公大臣和名士们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外交认识水平，因此把出使看作有损清名的差使。更何况清廷这次派使是为“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他的湖南同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当时，甚至流传一首极为尖刻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但郭嵩焘认定时局正艰，不忍坐视。他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单纯靠义愤填膺和空洞议论是无补于艰危的。如果能多一两个了解洋人情伪、谙习其利病的人，自然可以多一重应变之术。他决心做这样的明白人，到西方去学习他们的“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特别是探究“其所以通民俗而立国本者”。取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由器而学而政教，这说明郭嵩焘的认识的确比当时人要高一筹。

郭嵩焘到英、法等国以后，周咨详访，博览群书，见识与学问都突飞猛进。他不仅认识到西方文化也有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而且把“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士多德）等西哲与“孔夫子”、“孟夫子”等东哲相提并论，而且还特别推崇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他说：“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牛顿）开之，此英国实学（科学）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当然，最为可贵的还是他在政体（国本）方面认识的进步。他逐渐摆脱君权至上的束缚，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之于民，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他曾列席旁听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结果认识到：“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Parliament）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上要议会政治，下要地方自治，这是清末立宪派在20世纪之初的政治纲领，而郭嵩焘在30年以前已经有此初步认识。

经过一段海外生活的实际体验，他逐渐认识到当时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1878年春，英国《泰晤士报》抨击政府近年授波斯国王勋章一事，认为“半文明国家不足以授勋”。他感慨说：西洋人将国家分为文明的、半文明的、野蛮的，而中国被称为半文明的。但汉代以前，只有中国有教化，其余地方中国人都称之为“夷狄”。现在都翻了个，如按文明发展程度区分文野，现在轮到欧洲人视中国为“夷狄”了。中国士大夫到现在还沉浸在“华夏中心”的迷梦中，怎不令人悲伤啊！

三大“罪名”

一个年逾花甲的人，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等“天朝”之类的旧观念，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

也正因为如此，他便为这个社会所不能容忍。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于是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

此前，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一书，名为《使西纪程》，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此事发生后，他的副手刘锡鸿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起而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1.“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居然穿了外国衣服。

2.“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见了外国国王居然站起来。

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听音乐居然拿音乐单。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并又密劾郭嵩焘“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和大权在握，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充满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

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

出使之日，他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之后，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因而又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

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他内心的愤懑和孤寂是不言而喻的。

思想先驱者的命运

思想界的先驱，在其初始阶段总是处于少数地位，而他们的孤独感又总是相通的。

郭嵩焘在返国途中，曾检阅龚自珍集，认为从中可以领悟“处小人治凶顽之道”。刘锡鸿之流不就是鬼蜮与豺狼吗？在这个蝇蚁蚊蚤横行的社会，希望与前途究竟在哪里？船到香港，郭嵩焘曾上岸与正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的王韬晤谈。船开行后，郭嵩焘回忆1855年在上海拜访王韬于英华书屋的情景，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顷阅子潜（王韬）

《瀛土需杂志》，念之恍佛如昨，距今二十五年矣。一日之雅，雨舟之谊，潇潇风雨怃然于心，诵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之句，为增怅悒。“

如果说，郭嵩焘早在甲午战争十多年以前即已批评洋务集团学习西方“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那么，在1884年以原两广总督张树声遗折形式出现的一篇政论，即已对西方国家之本作较为具体的探求，并且明确认为应该着重学习西方富强之本。遗折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同时，此折还有“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等语。

同在1884年，郑观应《南游日记》也有极相类似的语言。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后，洋务运动的内在弱点充分暴露出来，“中体西用”经过实践检验表明局限甚多，因此，后来者如谭嗣同等对其批评也日渐激烈而深刻。因为实质上讲，摆出一副公正持平姿态的“中体西用”说，尽管不再赤裸裸地公开反对向西方近代文明学习，但其貌似维新却在骨子里维护了农业宗法社会安身立命的根本。

而癸未年前后，中国尚处于学习西方的第一个阶段，人们的认识尚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水平，许多清流之士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更何况郭嵩焘的思想明显超出同侪，无怪乎当时的朝野上下不能容他。

郭嵩焘自1879年黯然归国后，晚景甚为凄凉。尽管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并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廷起用。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把官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的郭嵩焘，晚年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但终归化为泡影。本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道而报国的他，在“公论”大潮面前，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此种心境，他只能诉诸笔端，在晚年的一首《戏书小像》诗中，他叹息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他也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1891年，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后半生再未摆脱“汉奸”之名的郭嵩焘郁郁病逝。虽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立传，但朝廷颁旨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直到他死后9年，当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请开棺鞭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

※作者注：本文写作得到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的大力支持，文中部分材料引自其著作《离异与回归》，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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