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东京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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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中国人吃够两个民族的亏：早先是蒙古人，近世是日本人—— 坦白交代，我最近又去内蒙，又去了日本。
五月长假，偷闲去日本一周。我久不愿去日本，想起倭寇造的孽，心里有障碍。几次经过，成田机场待一待，顶多住一夜，就转机走了。为什么呢，我晓得日本厉害，看了会沮丧。去年是给叫去神户参加个什么会议，总算第一次进入日本，才三天，没游览。今次算是去玩耍，东京、京都，各三天。
忽然是在万恶的日本国——女儿没来过，去年我来过，三月在纽约商量好，五月到东京呆几天。
４月３０日
４月３０日午后两点抵达成田机场，三点到东京市区，当即转车去旅馆所在的ｓｈｉｂｕｙａ区。进车，满座。跟前坐一位万恶的日本老太太，白发苍苍，整洁端丽，活像小津安二郎影片中的老主角。我正打量她，忽然她站起，给门边一位万恶的日本男青年让座，原来青年抱着婴儿。青年频频摇头，俩人谦让一分钟，老太太又坐回去了。
我向老太太问路。她直起腰来，如临大事，与身边另两位万恶的日本老太太热心研究三分钟，用万恶的日本话和类似敬礼的手势告诉我：错了，该坐对面那条线路，下一站换车。
换车，有座了。对面坐位孤苦老头，手里紧抱一布娃娃。抱着也就罢了，那布娃内部大概有什么电子装置，不断发出半大婴儿的奶声，在行进的车轮声中清脆嘹亮，咯咯啼笑。
四看车中广告，忽然瞥见提香那幅著名的画（傅雷翻译成“铁相”。刚上美院时，春节猜灯谜，“卖花姑娘：打一画家名”。同学们齐声叫道：“提香 ”）。哪幅画呢？就是那位音乐师边弹琴，边回头赏看卧塌上肥美的裸妇人。这幅画不是在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么！看广告词，果然：东京都美术馆。三月至五月。普拉多美术馆作品展。
万恶的欧洲帝国主义！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只肯借给北京那件提香的小小的次要肖像，重要的经典却借给日本！广告上印一幅，来展的必有多幅。好啊！
到了。跟路边一位万恶的日本警察问路。哈咿！欠身，他摘下警帽，随手从里面捻出一份地图——清秀，斯文，戴眼睛，无表情，这位警察活像清华园里的博士生。
ｓｈｉｂｕｙａ，即大前年美国电影《迷失东京》开始一景的拍摄点：下班时分，红灯、绿灯，满街熙熙攘攘密密麻麻万恶的日本人。
旅馆叫做“Ｔｕｂｏ”。所有职员欠身“哈咿”，如临大敌。两小时后，闺女，还有她的表妹和妹夫，从纽约飞到了。
５月１日
劳动节。五一长假。北京人山人海。我醒来，发现在东京。
为什么到处这么干净？当年美国空军真的从中国起飞，飞来轰炸东京么？
大晴。上午去附近公园参观“明治神宫”。步行距离。近公园门口，忽见一辆大车当街停好，彩旗飘飘，车首赫然一排鲜红大字：“日本共产党”，为首赫然一条大标语：“教育基本法恶反对！”翻译过来，就是“强烈反对教育基本法”。
一根红色电线从彩车肚子里蜿蜒伸出，连着话筒，捏在一位西装革履的日本共产党党员手里，面向路人大声宣讲：“咕噜咕噜，泥咕笃诺，茨古瓦……”
游人如织，绿树如阴。第一次望见古代日本大牌坊：像“门”字，像“开”字，原木，整木，风霜雨露几百年。我忽然感动了。
走进去，走进去，进到正殿，忽然撞见一种愈百人的仪式正举行，安静极了。被中庭此端的围栏隔开，我们向内殿的阴影望过去，仪式已经开始一会儿了。
全是背影。左端，白煞煞坐满细麻布汉服古装的男子，约五十余，一律汉式高帽；右端，黑森森坐满西服套装的男女，约五十余，女子着裙，座下可见东洋人略呈弯曲的小腿。中间空开，是宫殿阶梯，向内高上去，隐没在更深的内殿。一位汉服古装的老人当阶跪着。全程静默，约半小时，没有语言，没有号令，没有指挥，显然是久经熟练的古老仪式。老人偶或击掌两声，左右座阵依次击掌，老人鞠躬，众人依次鞠躬。老人离去阶梯，两阵随之起立：不是同时起立，而是一排随一排依次起立，状若波浪，肃立少倾，又波浪般依次落座，归复齐整，左端白、右端黑。
间或，有年青的白衣人分别出座，移步阶前，动作一律：先将穿着白袜的左右脚从汉式布鞋中取出，尔后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步履，紧凑地、轻盈地，一脚跟一脚，上一阶，一脚跟一脚，再上一阶，姿影格外虔敬，那真是古时上阶的步态么？只见宽袖、耸领、高帽、下摆，微微颤动，望之飘然——我失神，一时仿佛望见真的汉代，真的汉仪——年轻的背影到了阶上，向内肃立，并不久留，倏然徊身进入偏殿。转瞬，又从另一处现身，迂回归座。
另有四位乐手坐在殿外左翼，静默着，三男一女。他们忽然起奏了，一笛、一琴，及两具为背影遮没的我所不知道的乐器，领众人合唱。并不高声，曲调徐缓，不专业，亦不业余，正是真的庄严的颂唱——待歌声止歇，殿外远远传来公园门口那位日本共产党党员麦克风宣讲，和着轻度的摇滚乐，不响，不吵。我起先没听见，那是殿内的仪式太庄严、太静默。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仪式，也不想知道，我只会看。其间不断有游客进来，只要是日本人，男女老少，都立正，合掌阖首，然后也那么对掌击两声，随即垂手观看，神色肃穆。有位制服笔挺的老年警卫维持秩序，熟练、恭敬，不出声，戴着白手套。
结束了。全体起立。猛听得一声重锤响鼓——急看殿堂右侧，巨大的悬鼓，击鼓的是一位白色汉衣青年，戴眼镜，无表情，活象清华园里的博士生—— 又一击，再一击，每一击间隔数秒，声声单调，均匀而猛烈，于是白衣人鱼贯而出，在鼓声中缓步穿过廊下，连成一线，浴着殿外的阳光树阴，缓缓走远，直到走完，接着黑衣人鱼贯而出，踩着中庭的石砂地，头上是亿万片树叶宁静的响声。
正午。出公园。门口那位日本共产党宣讲者已经换成一位女子，“咕噜咕噜，泥咕笃诺，哈咿……”。回程路经另一公园，彩车停满，看横幅标语，好像是日本共产党第７７回代表大会召开了。
回旅馆，写日记。远处传来一声声日本男女共产党的日语口号，听去既不激昂，也不勉强。他们在嚷嚷什么呢？春日正午，声声在耳，一句听不懂…… 旅馆老妇进来清理。我继续写，临了问我要不要吸尘，Ｎｏ！ｎｏ！我摆手。她躬身退出，同时瘦胳膊从地毯上捻起七八片我看也看不见的碎屑，手势疾速活像鸡啄米。我不由得被传染，频频欠身，同时疾速默数：从她退向门边的半分钟内，朝我鞠了将近二十躬。
５月２日
二号。雨。午后去上野东京都美术馆。
该馆建于１９２６年。同年，中国尚在军阀割据时期，北平发生三一八惨案；翌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又两年，１９２９年，九一八事件，日本侵占东三省；再过八年，即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其时，东京都美术馆建馆１１年。
南京市江苏省美术馆建于１９３５年，迟东京都美术馆９年。论建筑样式，我以为比东京都美术馆大气。时南京为民国首都，同年举办民国年间第一届全国美展。两年后抗战爆发，无以为继，京沪一带重要画家或移居培都，或走避南洋，或滞留上海。１９５９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建中国美术馆，迟东京都美术馆３３年。
出地铁，进上野公园，绿树繁茂，樱花季节才过。四看，才知道东京好几所美术馆都集中散布在公园内——我旅游，事先不爱看着地图找景点，大约选定一处，懵然寻去。错了，再找，找到了：我喜欢这种无知的、迷路的感觉。这或许是少年插队时常在山野荒村胡走乱窜留下的恶习。还有，居然不易走丢，像条草狗，边走边看，去路归路，难有错。
公园口第一座大馆便是日本西洋美术馆。馆藏是日本本国历年收购的欧洲十八、十九世纪名画，印象派诸家每位均有若干作品长期陈列。今年春季的特展是罗丹情人的雕塑与素描展。其他几座美术馆不及细审，公园各处立有各馆时展广告：有卢佛宫藏品展，有拿破仑时代文物绘画展，还有其他几项外展及日本本国艺术展。略看，决定索性不看，径往东京都美术馆看西班牙普拉多特展。
全部展品总共八十一件。其中提香五件、艾尔?格列柯四件、卢本斯四件、戈雅七件、委拉士开支五件：五件都是重要作品，尤以委氏那位坐地翻书的侏儒像最为精雅。这样的展品阵容，中国至今无缘。
日本观众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挤挤挨挨。巡看一圈，出来了。说不出一种感觉，这感觉在北京也有，就是：凡西洋的名作一朝易地，远来亚洲，还是那几幅画，还是那几枚框子，围观的人种变了，气氛变了，再看那几幅画，总觉异样。怎样的异样呢？说不出来——在纽约看赵文敏、看董玄宰，却好似没有这种感觉，大约是因为中国的古画原是藏在宫中或文人的家里，早先并没有“美术馆”文化与“展厅”这一说。而“美术馆”展览方式，在西方出现也才２００多年。
大厅有位女士与一架竖琴，十指拨弄，铮鏦有声，围一圈人。其他各厅另有日本本国与东京本市的当令美术展，不知画得怎样，也不很想知道怎样。我原是特意想寻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日本首批留洋画家的专馆，忽然意兴阑珊，一抬脚，出了馆，外面在下雨。
余下近两小时泡在附近一家旧书店。泡旧书店的好滋味，不必多说了。忽然憋一泡尿——偏是看得兴起，偏是内急相逼，终于熬不住，出去找厕所，华灯初上，恍然发现在我在上野，我在日本。
收获：三册浮士绘春宫画，线装本，不是真迹，七十年代重印，尚可看。
５月３日，大晴
自东京去京都，望见富士山。好看的，壮观的。山体周围数百里没有其他山，缓缓地、缓缓地斜上去，斜上去，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腰间一抹云，其上，是那积雪的著名的峰顶，衬着翠蓝的天——照丹纳说法，自然决定艺术。这富士山似乎“决定”了日本极简的设计的美学。
磁悬浮列车飞快。飞快车速中，富士山不远不近旋转着，旋转着，庄严妩媚，像是美人张开大裙子，转给你看。
这里也是假期，全车满座，走道挤满人。西洋人在旅次中绝少吃饭，要么去餐车，要么捏个小小三文治斯文地嚼。这时日本人就和中国人相近了，座中男女纷纷打开饭盒：鱼片、生菜、晶莹的米粒、介茉、酱油碟。过道中站立的几位白领男士，上好的风衣，锃亮的皮鞋，也那样地捧着饭盒，低头吞咽，一副亚洲人就食的诚恳相——此外便和中国人处处不一样了：虽则拥挤，秩序俨然，不喧哗。一次性小饭盒大抵精制，设计雅隽，木本色，考究得胜于中国制作的礼品盒，可以放上好的山水画手卷。
当然，饭菜干净，像工艺品，我就看他们一口一口吃工艺品。
专有抽烟的车厢，远远望去，浓烟弥漫，象是着火的前夕。从人丛里挤进去，点上烟吸，吐出来，为自己侥幸，替不抽烟的人厌恶这弥漫的烟。窗外是缓缓旋转的富士山。
等车时，队伍壮观，每一行列对准将要停妥的车门，像是见习兵预备上战场。车到前数分钟，身穿粉红号衣的女子清洁队依次到位，如临大事。进站了，她们三个一组，闪进车厢，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打扫一排排其实很干净的座席，更换所有座椅背上的白巾，收取垃圾袋，还将三座一排的长座椅顺手一拧，掉换方向，朝着京都。做这些时，她们脸上个个带着该当如此的神色。当年一批批日本男儿奔赴中国战场当炮灰，大后方一排排女子们——也许就是这些女清洁工的母亲与祖母——守在兵工厂赶制弹药和军需品，个个带着该当如此的神色……几分钟后，我们涌进车厢，说是“涌”，其实一点不乱。
胡兰成说日本是真正的女人国。可是奇怪：母亲在哪里？就我所见，幼儿、童子，十之有九男性携带——右侧那位没座位的男子在人丛中像河北人山西人那样蹲严实了，打开书来，孩子在他怀中歪斜着，打量我，渐渐睡着了。
一半乘客在看书。窗外是旋转的富士山。
下午四时抵达京都。
公元７９０年，时在华夏晚唐，京都建都。此后历一千一百多年，至十九世纪中叶，迁都东京，闹他们的明治维新、现代化。二战美军炸日本，请教梁思成。梁同志划出京都、奈良与大阪，标出古迹的方位，说是人家古城，别轰炸。于是京都宫殿寺庙近三千，大大小小，至今完好，无毁坏。
可恨你日本人啊，干嘛不肯学唐人的后裔，狠狠地拆！
出租车司机也多老年人，面目干净，神情庄重，十之六七身穿制服，配戴肩章，活像军职升任首相、文士出身的武官，“哈伊！”白手套，地图摊开来，详细听你讲——今次的旅舍，是女儿预先在纽约电脑上订的一处民宅。
去年来过京都，才半天，车过之处，无数黑压压小弄堂、小街巷、小铺子，虽然全部日本风，多么像是从前的北京，从前的上海。而且人少，而且宁静。旧是旧的，到处干干净净。落后是落后的，看去自尊而自在。土是土极了，而这里正是日本自家本国的地面——此刻夕阳斜照，檐下浓荫活象六十年代，瓦上闲云活像五十年代——五十年代前怎样呢，白云悠悠，我比不下去了：那时老子还没生出来。
到了。寻得门牌，一家人家。有位五十多岁的男子开开门，一看，怎么像是我小时候弄堂里的老伯伯，忠厚平和，沉默寡言，侧身让这些身份不明的客人走进去。走进去再一看——
迟午。僻静。幽暗。骤然从夕阳强光进到这里，瞳仁渐渐辨出幽暗的室内：席铺地，老书架，陈年的家具、镜框与书画。在看不见的内间，是张爱玲时代的隔壁的无线电，静悄悄的，听出是音量中低的莫扎特——忽然我回到童年时代的上海、弄堂与人家：放学了，同学的家，同学的家长，一样的僻静与幽暗，一样的电灯泡，一样的旧家当，轻轻走进去，里间也开着无线电。
主人领我们走过穿廊。转瞬间，幽暗换成翠绿的浓荫，是廊中杂树，树叶透下夕阳的光点。啊，一方小院子，从前上海中等之家的户庭多有这样的小院子：夹竹桃、梧桐、鸡冠花，水缸，还有去年的落叶……
院中一所二层小楼便是今夜我们歇息的馆舍，老木门横向挪开，声音很响，院子很静。脱鞋登门望进去，更见其僻静而幽暗。两进小间全部席地，有屏风，屏面画着日本画，有案几，有矮凳，席地而坐。原来案下另有放置腿脚的空间，通着电暖气。桌边沿着矮凳置有薄薄的棉被，想是冬季主客围座闲谈，可以披盖御寒。于是想象雪后的庭院……
整面及地的玻璃窗朝向庭院，杂树浓荫下，一具磁桌，四具磁凳，仿宋明而归于日本的造型，如女子腰圆。杂树遮蔽邻家，一只邻家的大猫缘墙走过，也正像童年放学，邻家猫，引我们抬头看。
迟午大静，一具西式老挂钟铛铛回响。几点了？僻静幽暗不报告钟点，如胡兰成所说，中国人不算时间，而是光阴，不提年代，而是岁月。
那本专讲日本人迷恋“阴翳之美”的薄薄的书，早先读过的，有所感，毕竟那是书。此刻我开窗走到庭院里，砂地落叶，点上烟，伤心袭来。不必特意说什么“阴翳之美”，从前的上海北京苏州杭州，有的是弄堂人家，有的是庭院杂树。即便文革闹起来，家给抄了，满地狼籍，清扫干净了，僻静幽暗的下午，鸡毛菜从蓝子倒出来，慢慢地捡——拆了，大片大片拆了。多少市民被撵到郊外公寓，公寓不是家。我此刻仿佛回到家：别人的国，别人的家，我找到久未找到的回家的感觉。
欧洲也这样。人家的家，隔窗望望也好的：街巷纵横，处处庭院，百年的门厅，美树浓荫，老家具，老窗台，老阁楼，考究洁净，处心积虑，现代设施一应俱全，停在下午的阴翳中……
夜里女主人回来，英语甚好，跪着与我们交谈。这是您自家么？哦，当然，我们世家在这里住了１３０多年。京沪人家，今有几家说得出自家在自家的老宅子住了一百多年？
又在怀旧了。又在散布今不如昔论。我知道我的论调招人厌。
京都。当年新派的人物多来日本亡命存身闹革命：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郭沫若……他们来过京都么？我对日本历史几乎不了解。孩子们当夜兴奋商量明天去哪里，我其实哪里也不想去，就想躲在这不是我家的家，一个人发呆，一个人抽烟。
５月４日，大晴
昨夜去老城区兜了十几条小街，夜来长串灯笼，游人如织，小店铺一家连一家。窄巷中忽遇歌妓开门送客，一身和服，一脸惨白，鞠躬送毕，又将木门挪拢了。
中午顶着太阳去三十三间堂参观千佛殿。森森然，同样的造型、姿势、尺寸，左翼五百，右翼五百，中有大佛，日本是连佛象也如军队般整齐排列…… 午后孩子们自己玩，我又叫车溜回“家”。
太阳只有一个，照在公寓和弄堂，照在新市与旧城，阳光便是不同的阳光，阴影便是不同的阴影。在小巷中拖着自己五六十年代的影子，回到阴翳之“ 家”。庭中磁桌，点上烟，我继续写我月中将在上海讲演的讲稿：《鲁迅与死亡》。
上午醒得迟，孩子们早餐回来，说，隔壁几步路就是一家小小西餐室，咖啡西点，还播放轻轻的古典乐。下午“回家”前进去一坐，咖啡果然好的。店堂很静，客人少，就一位紫脸堂老头子，门牙缺，犬齿亮晶晶，活象日本剧里滑稽善良的老丑角。
果然有音乐，是德彪西的慢板。日本多有店家旅馆终日轻轻地播放欧洲室内乐：不是那种根据经典改编后又甜又腻的轻音乐，是真的朔拿大，真的四重奏。小店内墙，还停着一架真的钢琴在——店主的相貌比马英九粗旷，比高仓健斯文，围着白围单。我进去时，他正吃一碗蛋炒饭，于是起身招待，亲自下厨，我也点了一份蛋。
德彪西，咖啡，小巷的阳光。店主继续吃他的饭，忽儿转身与我搭话了，因为困难的英语而结巴着、害羞着。他活脱是小津影片中恭谨的男主角，又让我想起六十年代上海版本老侠客：真的老侠客多是中年的英俊，给小青年递根烟，三分害羞，七分友善。
我在磁桌上写。树影光斑一点一点。邻家的大猫又过墙头，踟蹰半晌，转脸看我，发现我也看着它。五六十年代我们闹饥荒，小津安二郎的作品在院线一部部放映，黑泽民的初作震惊西方电影人。六七十年代闹文革，书店里摆着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川端康成与三岛由纪夫已经写出他们最重要的作品，在日本作家会议上彼此苦苦谦抑，先后自杀了。当我们的薛箐华大跳《红色娘子军》时，大野洋子与列农结婚，她属于西方第一代实验艺术家。丈夫遇刺后，守着列农那架白色钢琴，继续做她的实验，直到现在。另一位女艺术家草间弥生在六十年代纽约现代美术馆水池子里作出惊人之举，那时，一个东方的异端在欧美尚处于边缘的边缘。不久她回东京，没人在乎她。九十年代末纽约为她举办大型回顾展，她还活着，像孩子般高兴，接受这遥远的来自西方的致敬。
１９９３年纽约古根汉美术馆举办《战后日本当代艺术》大展，我发现二战后的中国艺术没有一个十年能够与日本对应——也就是说，与欧美对应—— 是啊，非得与欧美对应吗？这些日本先锋艺术家也曾冒犯本国公众与民族主义艺术家，也经历过同样的孤立、艰难与困境。还是来排排时间表吧：当五十年代中国油画一致学习苏联的马克西莫夫，日本人在弄抽象画与极简主义；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２年，全国美展中止整整六年，日本兴起硬边艺术和普普艺术，与英美几乎同步；七十年代我们从江青主办的全国美展中仰望何孔德、陈衍宁与陈逸飞，日本人在做装置、行为与影像；八十年代中，我们的蔡国强同志飞临日本……九十年代前后，在北京，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刚刚开始。
同期，我也才刚读到二战前的芥川，他的议论与文笔多少是过时了，不过时的是十世纪的清少纳言，一读之下，大为倾倒——她写道：“难看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只记得一项：“绣花锦缎的反面”……
东京，五十年代取代二战前大上海的文化优势，成为欧美现代文化——不，如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先进文化”——在亚洲的批发站、集散地与加工厂。战后六十多年，西方重要的雅文化交流项目——美术、音乐、电影、文学、哲学——源源不断进入日本。我们今天熟知而玩耍的所有流行文艺新花样，原创版差不多也都出自东京：卡拉Ｏｋ、ＭＴＶ、电视剧、卡通、时装、广告、青少年文化，包括染头发……我们曾经并正在模仿的香港文化、韩国文化，不过是东京版本的子孙版，以至我们不了解，也不需要了解东京。东京，和纽约一样，近十年略呈疲惫之相，没落之兆，但此行东京，我发现那里仍然和纽约一样，散发着难以估测的活力与创造力。
好象在１９７８年，日本头一回送来大型工艺美术展。其时中日建交满６年，上海展览馆门口延安西路大旗杆上，升起太阳旗。老辈上海人瞧见，心惊肉跳，恨恨语告：日本人又来了！
其实六十年代日本人就来过了，来的是孩子，不是太阳旗——那时我上小学，１９６４年？反正是中日民间经由双方政府暗中策划、公开默许，战后第一批日本孩子进入中国与我们的青少年闹联欢，名义好像是什么“世界青年联欢节”。那年，去战争结束近二十载，战后的婴儿长大了，单眼皮，黑头发，给周恩来廖承志等等首脑接见过，成群结队游逛紫禁城、玄武湖、黄浦江，又是唱啊又是跳，玩儿得好开心。分手的时刻到了，我清清楚楚记得官方黑白记录片播放了火车站告别的场面：我方戴着团徽红领巾，日方则是童花头、学生装或海军大翻领，他（她）们依依不舍手拉手，在站台上哭成一片——六十年代中叶，咱还不太落后，日本没太先进，两国的孩子们哪顾得什么历史与仇恨、战胜与战败，他（她）们以少年人的全部善良与纯真，眉眼扭歪，小嘴咧开，扯在一起哭。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１年，我又在彩色记录片上目击中美乒乓球队员手握臂扶，掰不开，即将要告别。那是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呀！只见他（她）们拥抱了又拥抱，一方穿着人民装，一方晃着喇叭裤，终于被隔开在机场入口的两端。
说来这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同志们：改革开放弄到今天这一步，“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好不容易呢！
５月５日，大晴
中午去看了银阁寺，原来人家是屋里玩儿“阴翳美”，户外玩儿“藓苔美 ”：我眼见寺院的工人在林下泉边仔仔细细擦洗银绿色的藓苔。树影斑斓，苔影也斑斓——迟午，我又溜回“家”里面，磁桌电脑，时而与缘墙的大猫对对眼，写我的《鲁迅与死亡》。
夜里孩子们回来了，我们到弄堂口一家俩老夫妻开的料理店吃生鱼——路过小小咖啡馆，空寂无人，亮着灯，那店主居然在壁角钢琴前独自耸着肩膀弹，围着白围单——小小料理店也象一份好人家，门口挂着灯笼，我们一字排开坐在高脚凳上，看老头子当着客人面捋顺了晶莹闪烁的生鱼肉，细细地切。电视正播放当夜一场拳击赛，一位浑身疙瘩肉的愣小子几下撂倒对手，欢腾过后，忽然在聚光灯下皱眉呶嘴唱起流行歌，全场呼啸，手旗乱晃：这算哪门子路数呢？恐怕又是东京人的创造吧。唱倒是唱得又投入、又专业，一脑门子汗。
这是我看见的日本么？我只是个游客，游客只见表面——清少纳言写的也尽是极浅极浅的表面，正像樱花的花瓣，密集、零乱、轻薄，简直没法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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