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如果想要理解一个人的审美和智识，就看他读什么书。这个道理大致也适合国家：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性格和精神，就看她推崇什么样的思想，以及尊奉什么样的人为伟人。在被世界公认为最能体现法国精神的先贤祠里，安葬着对法国乃至世界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70多位伟人：包括思想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大仲马、居里夫妇等法兰西的骄傲自然被置于显著位置。在先贤祠正殿门廊的石柱之上，镌刻着一行铭文：“Auxgrandshommes,laPatriereconnaissante”（伟人们，祖国感念你们）
这座由路易十五建筑的大教堂，后来被改为埋葬法兰西民族伟人的地方。因空间所限，大多伟人“共居”一室，唯有伏尔泰和卢梭例外——他们不仅在最显著的位置，而且分别享有一个偌大的墓室，这两位生前一直争吵不休的思想巨匠，却在死后被葬于一处，享尽哀荣。
然而，法国历史上还有几位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不仅无缘于先贤祠，有的甚至很少被法国人提及；他们的思想底色，迥异于伏尔泰和卢梭的理性激进主义，他们的思想在法国长期被边缘化，但却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定海神针，他们是先贤祠外的先知。
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卢梭一起，并称为“法国启蒙运动三剑客”。然而，孟德斯鸠的影响，早已超越了18世纪的法兰西。在人类文明史上，孟德斯鸠是现代国家学说的奠基人。1689年，孟德斯鸠出生于一个法国贵族家庭。彼时的法国正处于巨变的前夜：工业革命渐次兴起，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从发展高峰急剧没落，政治、经济危机在法国愈演愈烈。为此，很多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全新的理论，为国家的现代性寻找出路。如今，很多理论早已从历史的故纸堆中消失，唯有孟德斯鸠历时20年完成的巨著《论法的精神》，其地位迄今无人撼动。
孟德斯鸠认为，“要让人不滥用权力，制度安排必须让权力制约权力”。在洛克分权理论的基础上，孟德斯鸠明确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最重要的权力必须分立。不止如此，他还预见了“联邦共和国”的可能性。孟德斯鸠的理论在法国虽属异类，但却成为美国建制的理论来源。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就曾说，美国宪法的理论来源就是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
孟德斯鸠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但是，对于自由，他没有像其他法国思想家那样激情四溢，以至狂热。相反，孟德斯鸠认为，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做所有法律允许之事的权利”。因为，“如果一个公民可以做法律禁止的事情，那么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将具有同样的权力。”孟德斯鸠崇尚自由，厌恶专制，尽管他的语言透露着法国人少有的温和，追求的也是一种温和的政体，但他的洞察却处处闪烁着犀利的光芒。
对于学术界外的人，贡斯当是个陌生的名字。然而，当论及政治学说史或自由史时，他都是绕不过的存在。邦雅曼·贡斯当是法国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自由主义奠基者之一。毫不夸张地说，贡斯当一生的政治思考都是围绕着法国大革命展开的。在拿破仑无限风光的时候，他因对拿破仑独裁统治的激烈批评而被流放。同时，他被视为对卢梭激进主义思想最有力的批评者，甚至可以说，卢梭是他所有著作里最主要的批判对象。古代人的自由，是指斯巴达人和罗马人那种”让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自由”。在古罗马时期，只有当一个人享有参与制定公共决策的权利时才是自由的；
现代人的自由，则是指只受法律约束的自由，即是说，只要法律允许，每个人都有权利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不受干预。
之所以区分两种自由，源于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起初，贡斯当是法国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当看到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人们以自由之名剥夺了万千生命时，他转变为严厉的批评者。他谴责大革命为追求“故纸堆”中的古代人的自由，而牺牲了强调个体独立的现代人的自由，是在以自由之名扼杀自由之实。贡斯当在1819年做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的演讲，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这次演讲奠定了贡斯当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伯林，对贡斯当推崇备至，并沿着“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路径，将自由进一步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后所有关于“自由与平等关系”的讨论，无不受这一区分的影响。“僭主政治”比“专制政治”更糟糕
贡斯当指出，卢梭所说的人民主权一旦与集体相联结，就会走向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是一种与传统君主制截然不同的独裁制度，贡斯当将其称为“僭主政治”。贡斯当认为，僭主政治比专制政治更糟糕。比如，专制政治最起码给人保留了沉默的权利，而僭主政治却强迫人“自由”的讲话，迫使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进行人性的摧残。贡斯当关于僭主政治的理论是西方思想史上对极权主义最早的讨论，他“批评的核心不在于大革命导致自由，而在于大革命所追求的人民主权、多数统治扼杀了个人的自由，以集体主义取代了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作者李强语）
近些年，要说在中国突然“爆红”的思想家，非19世纪法国的托克维尔莫属——这源自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高层推荐。托克维尔被誉为革命年代的先知、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1805年，托克维尔出生于一个法国贵族家庭，当时的法国正处于大革命后的动荡不安中。早在15年前，托克维尔的家族就经受了一场腥风血雨：他的曾外祖父因为挺身为国王路易十六辩护，而被雅各宾派送上了断头台，几位亲人因此被株连入狱，其中5人被处死。托克维尔的父亲也被判了死刑，等待处决，后来因发生“热月政变”，幸而获释。就连托克维尔自己，也曾经因为反对路易·波拿巴的复辟而入狱。
法国大革命
然而，这并未让托克维尔变得愤世嫉俗。相反，他认为大革命扫荡了旧的封建等级制度，恢复并重建了地方自治制度，这充分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的政治首创精神。托克维尔清醒地认识到，大革命势在必行，只是，法兰西的革命者想打开自由民主大门的时候，却误进了另外一扇门。托克维尔一生经历了四个王朝、两个共和国，五部宪法、七个政权，曾担任过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外交部部长。这种看似不如意，但却有别于其他学者的政治生涯，让托克维尔进入政治系统内部观察政治，形成敏锐的洞察力。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不仅法国，整个西方世界都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大变革，而他正是这个大时代冷静而睿智的思想者。众所周知，自由和民主是现代文明的两种基本价值。然而，两种价值在内在机理上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民主很可能蜕变为民粹，从而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专制——多数人的暴政。大革命后的法国仍处于动荡之中，旧制度已经被推翻，新制度还未建立起来，大革命消灭了贵族阶层，“人人平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民主社会即将到来。然而，托克维尔却敏锐地洞察到民主社会绝非前景光明，而是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民主既可能与自由结合，也可能与专制结合。当民主与自由结合，就会实现“民主的自由”；而当民主与专制结合，就会出现“民主的暴政”，前者如美国，后者如法国。
仅凭这一伟大洞察，托克维尔便可跻身杰出的政治学者之列。然而，他并没有止步于自己提出的洞见，而是用一生去求解这一命题：两种结果的内在机理到底是什么，以及“民主的暴政”能否避免？托克维尔思考的答案，正是让他名声大噪的两部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近200年后的今天，他的作品在与法国万里之遥的中国还能洛阳纸贵，这足以说明，托克维尔所思所想的，绝非仅仅法国和美国的命题，而是关乎人类自由的，永恒的、普遍的问题。
另一个让托克维尔名声大噪，甚至被奉为“先知”的原因，是他在19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两个世纪预言。第一个预言：大众民主时代必将到来。托克维尔的预言虽然针对的是欧洲文明，然而，亚洲后来的发展也是如此。他准确总结出了现代文明中整个社会政治的总体特点（任剑涛语）。第二个预言：美国将领导世界。当时，英国仍是世界霸主，而美国刚建国50年而已。然而，一百多年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托克维尔的预言成为现实。对托克维尔的评价，没有比美国著名作家约瑟夫·艾普斯坦更中肯的了，他说：托克维尔作为民主论的集大成者，始终无人能够超越。没有人能比他更全面地论述民主的优缺点；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民主政府的能耐。现代社会平等的出现是有所得也有所失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托克维尔知道如何“权衡”；而他之后恐怕没有人能更深入地阐释了。
对很多人来讲，雷蒙·阿隆的名字可能比较陌生，但提起他大学时的同窗好友、成名后的对手，诺奖得主保罗·萨特，却如雷贯耳。同为法国人，并在20世纪后半叶分别代表着法国思想界的左右两翼，左翼的萨特在法国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那位“从纳粹手中拯救法国”的戴高乐将军，而阿隆的影响力，即便在今天，也仅限于学院之内。萨特向左，阿隆向右
大学时的萨特，不闻世事，喜欢形而上的思考，梦想成为大作家，而阿隆，却是个热血的左翼青年，积极参与各种游行活动；随着纳粹的崛起、二战的爆发，萨特被德军俘虏，逃脱之后的萨特投入革命事业，并成为最富盛名的左翼知识分子，而阿隆却与左翼知识分子决裂，右转为理智而清晰的思考者；二战结束后，世界分为两大阵营，萨特选择站在苏联一方，而阿隆坚定地站在了西方阵营一方；萨特成为“英雄”，阿隆成为一个“介入的旁观者”，坚守着“知识分子的责任”；萨特发扬光大了存在主义哲学，还创作了无数经典的文学作品；阿隆并没有创建成体系的理论，但从他对20世纪诸多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和反思中，处处可以感受到阿隆思想的独立与深刻。在《雷蒙·阿隆回忆录》中，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法西斯、二战后的法国“五月风暴”运动、来自苏东阵营的威胁，以及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独立等问题时，阿隆都坚定地、一以贯之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从未向任何流行思潮妥协过。当萨特对苏联发生的一连串极端事件保持沉默，却极力批判法国的资本主义时，阿隆坚定地说：“这未免过于缺乏知识上的诚实，毕竟，奥斯维辛就是奥斯维辛，不管它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知识分子的鸦片
阿隆深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他认为，一个学者首要的职责，是讲明事实，传授知识，而不是编织和灌输信仰。因此，阿隆为自己提出了两项任务：“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的时代，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在阿隆看来，20世纪产生的种种罪恶，要害不在于大规模的杀戮(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从未间断)，而在于这些暴行被披上了各种冠名堂皇的“正义”之名，而制造和鼓吹这些神话的，正是知识分子在“思想智识上的渎职”。
为擦亮世人的眼睛，阿隆写了《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在书中阿隆直接指出：左翼知识分子的鸦片就是激进革命，是一种对乌托邦的迷恋，而用激进革命换来的，很可能不是自由，而是奴役。阿隆进一步解释了在遇到历史的必然性和代表这种必然性的集体意志时，知识分子为何就会放弃常识，心甘情愿地失去对日常善恶的判断力。如果说知识分子代表了一个社会的良知和智识，那么，《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无疑是阿隆站在20世纪历史的废墟上，从思想深处呼唤良知和智识的回归。难怪连一向挑剔的阿隆对自己的这本书也最为满意。阿隆积极介入政治，但他懂得“思想的节制”，他深知政治激情的力量，一旦越过了合理的界限，就会产生极端的暴虐，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能无视现实中的残酷，要懂得节制自己对思想的激情，在智识上达到自我控制，始终保持对激情的警惕，这是知识分子的美德，更是责任。正是这种冷静和节制，让阿隆在整个世界几乎都被左翼激情裹挟的20世纪，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判断。阿隆就像一个逆行者，尽管备受冷落，依然坚定地捍卫着法国人文精神的遗产，也是人类精神的共同遗产：理性与自由。政治家亨利·基辛格，自称为阿隆的学生。基辛格说：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单，而且更空虚。有学者研究称，近代以来，法国向世界输出的，大都是携带危险基因的思想，它们具有极其明显的特征：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情怀，唯理性主义，大政府和福利国家，等等。
法国知识分子以左倾和激进著称，他们在二战后的最初三十年里风光无限，其影响力早已超出法国本土，扩展至整个世界，因此，很多人把“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等同于“法国知识分子”。
显然，文中的四位法国思想家，实属法国思想界的“异类”，他们热爱自由，但反对激进；他们从不认为有一套包治百病的理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他们对“在人间建造天国”的许诺始终保持警惕。
法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实行皇权专制的欧洲大陆国家，但法国却盛产思想和文化名人，这是法国人自信和优越感的主要来源，当美国人认为自己对世界富有使命时，法国人常常会嗤之以鼻。法国媒体嘲讽说：
当对美国人说“五千年文明”时，美国人会不知道“五千”是个多大的数字，因此只能说“五千美元”，他们才能反应过来。
法国是世界上诞生“主义”和思想最多的国家，而法国人最终选择了“疯狂的理性”——他们希望通过理性构建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他们不屑于美国的现实，英国的谨慎，他们从不缺激情，如果不行，就全部推倒重来。
因此，法国人选择了伏尔泰、卢梭，放弃了孟德斯鸠、贡斯当、托克维尔，以及阿隆，这让法国成为第一个在纸面上达到社会平等的国家，人类梦寐千年的美好理想似乎要实现了。
然而，法国大革命在推倒旧制度后，并没有诞生一个完美的新世界，而是陷入了近一个世纪的持续动荡中，直至1958建立现在的法国——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才勉强稳定下来，在这期间，法国又遭遇了两次国耻，曾经雄霸欧洲的法国再也不复往昔的荣光。
不仅如此，法国激进主义思想，从一诞生就越过法兰西的国界，疯狂拷打着整个世界，迄今余波尚未平息。与之相反，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先贤祠外的先知们的思想，虽然在法国被长期冷落，但却在法国之外，塑造了另一种自由秩序。
如果说思想关乎国运，那么能否说，当孟德斯鸠等先贤祠外的先知被重视之日，就是法国，以及和法国有着相似命运的国家自由与繁荣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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