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此存照：和军国主义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们｜马国川

文章摘自：《国家的歧路》，马国川/著

转自：友朋说，图片引自网络，在此鸣谢

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战争，即使意识到战局不利后仍然站在军国主义一边，高呼“一亿玉碎”的疯狂口号。后人以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抵抗战争的狂热和非理性的最后堡垒，可是，这一代日本知识分子几乎都浑身涂满了耻辱的污泥。

“偷袭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日本各地的公园里民众集会欢庆，饭店里客人们举杯祝贺，大街上的陌生人也相互道贺，东京皇居外的广场上则挤满了跪在地上感谢天皇的人群。日本国民就像吃了致幻剂一样，沉迷在胜利的狂欢之中。

后来人们回头看，才知道这是多么可笑，多么悲哀。本来，自从4年前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以来，经济状况越来越差，货架上的商品越来越少，不得不对顾客实行限购。政府提倡节约运动，宣扬“奢侈是敌”“真正的日本经不起放纵”。后来食品也出现了短缺，家庭餐桌上的米饭口感干涩，难以下咽。“偷袭珍珠港”意味着中国战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日本又多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只要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这是更大灾难的开始。可是在当时，支撑民众思考的材料来自经过“审查”和“自我审查”的报纸和广播，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一旦人们只能接受违背事实的信息和违背常识的说教，认知必然被扭曲，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事实上，保持常识的人还是有的。他们要么厌倦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战争，要么担心自己的家人可能被送往战场。据《日本大败局》一书记载，在距离东京约70公里的一个种植水稻的村庄，一位9岁男孩放学回家后得知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他看到母亲流着眼泪哭喊道：“又打仗了。”她没有欢欣，只是担心可能会被迫参军的儿子的安危。

当然，绝大多数民众很容易被政府和媒体的宣传牵着走。就像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所说：“大众没有辨别能力，因而无法判断事情的真伪。许多经不起推敲的观点，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普遍赞同。”所以，“乌合之众”将希望寄托于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知道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和辨别，不能盲从。确实，普通民众不由自主地被时代风浪裹挟其中，载浮载沉，读书明理的知识分子应该洞见风浪背后的狰狞真相，至少独立思考，不追赶潮流。那么，在那样的历史时刻，日本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认识“偷袭珍珠港”的呢?

一、历史被创造出来了！

12月8日夜，我和既是同事又是文艺评论家的寺冈峰夫一起，在因灯火管制而一团漆黑的银座大街上，一边兴奋地大声说着话，一边走着……(第二天早上）给许多作家发出约稿信，希望他们以“战斗的意志”为题给杂志写稿。没有一个作家拒绝我的约稿，我对自己的编辑计划亦没有半点儿怀疑。这是战后一位编辑的回忆。战争爆发时，他在著名的《文艺》杂志编辑部工作。此前，他和文艺界的朋友们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一直抱有抵抗的意识，可是“偷袭珍珠港”却让他们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我们一夜之间仿佛自我麻醉一般，丢掉了抵抗意识，被一种圣战意识牢牢操控”，“这以后，我们的手便渐渐地龌龊了……”。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作家拒绝他的约稿。也就是说，那么多作家都和他一样，站在军国主义一边。一位文艺评论家的文字，反映了当时作家们的典型心理反应——向英美宣战的消息公布了。这只能说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我还记得战胜的捷报在胸中鸣响。这是何等巨大的构想和图景啊。突然美国英国变得渺小起来。如我们这样有着绝对可以信赖的皇军之国民多么幸福啊。而今，日本真是伟大的国家。

这位评论家名叫青野季吉，战后曾任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早年他参加日本共产党，1938年因为“人民战线事件”被捕，转变立场后保释出狱。“转向”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案底”的，在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下，青野季吉发表上述言论，或许可以理解。可是那些并无这样压力的作家们，也同样为战争而欢呼。请看下文：光荣的秋天终于来临了。我们的帝国直至开战的堂堂正正的态度，时至今日才终于可以领悟的政府方针政策及步骤的周密性，特别是开战便传来的辉煌战果，都是令所有国民感到心中欢喜的事态。此时此刻乃一亿国民再生之日。而且，这心情并非外部强迫使然，如前所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促使我们自然而然于胸中升腾起这般感情。我们怀着这样的感情，守候在天皇陛下身边，我们时刻等待着被召唤，准备着尽卑微之力，化作盾牌保卫陛下。无论如何如无此等事态发生，我们难以感到这种心情的存在。我并非是在绝望之下昂奋起来，才说出这般话的，我为自己心底真实的明快之情而欢喜不已。“太平洋的暗云”这一词语，想来乃是符合长期以来腐朽之状态的词语。若说今日之开战此暗云终于云开雾散，或者有些言过其实亦未可知，不过在我的感情上，确实可以说是云开雾散。比之战争的纯净，混沌暗淡的和平真是浑浊而令人不快之物！这篇名为《光荣之日》的文章，是文艺评论家河上彻太郎在开战第二天一气呵成写就的。文章刊登在1942年1月出版的《文学界》上。它不仅是其个人体验，而且也代表了更为广泛的日本知识阶层。

长谷川如是闲

例如，著名的作家长谷川如是闲，是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学生丸山真男是战后最杰出的思想家，对日本法西斯的剖析和批判非常深刻。可是，长谷川1942年初也在《日日新闻》上发表文章宣称：“东亚民族将会以大东亚战争为开端，建立一个共通文化区域，与自中古时期以来的欧洲类似……而第一步就是要将西方影响力逐出东亚。这伟大的任务现在正落到日本的肩膀上。”

还有被吹捧为日本现代最杰出思想家的竹内好。“偷袭珍珠港”一个月之后，时年35岁的竹内好代表“中国文学研究会”发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一文，欢呼“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我们目睹了这一切。我们因感动而战栗着，我们在战栗中用目光追随着那如同彩虹般划破天空的光芒，追随着那光芒的走向，我们感觉到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涌出某种难以名状的、摄人心魄的震撼之力”。这位因研究中国鲁迅而有“竹内鲁迅”之称的知识分子，之前不赞成日本在亚洲扩张。在他看来，日本打着为亚洲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号，却在与亚洲同胞作战，这是自相矛盾的。可是现在他忽然自己说服了自己，认为自己一直误解了日本领导人的真实意图，“我们此前担忧，在‘建设东亚’这样的漂亮口号背后，日本一直在欺凌弱者。（但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祖国日本其实并不畏惧强权。当战刀向强敌扬起的时候，一切都得到了证明……侵略中国作为一个牺牲，不是无法忍受的事情”。他还用鼓动人心的语言写道——12月8日宣战的诏书颁布之时，日本国民的决意汇成一片燃烧的海洋。心情变得畅快了。人们无言地走到街头，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同胞。没有什么需要借助于语言来传达………天空高远，清光四射，我们陈年的积郁被驱散了。我们这才刚刚觉悟到，原来道路就在这里，回头顾盼，昨日的郁结之情早就不见了踪影……不久，黎明就要降临。我们的世界将要在我们的面前，用我们的双手建造出来。诸君，现在我们要在新的决意之下战斗。诸君，让我们并肩战斗。

在战时，报纸杂志受到严密监控，不可能发表反战言论。这些文字或许不能反映知识分子们的真实思想。且看作家们在日记里如何记录自己的认识：时年59岁的斋藤茂吉是日本20世纪著名的诗人，他在目记中写道：“我年迈的热血正焕发新生！…我们袭击了夏威夷！”36岁的小说家伊藤整则在日记中写道：“干得漂亮，日本的战术就像日俄战争时一样令人称道。”

 

二、创造这种意义是我们的工作

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夕，哲学家就登场了。1941年11月26日，四位京都学派的学者举行了一个名为“世界史的立场与目本”的座谈会。这是一次臭名昭著的座谈会，因为它“创造”了这场战争的“意义”。与会者自觉地肩负着“创造这种意义是我们的工作”的神圣使命，声称在此动乱的世界中，日本才是“世界史的中心”，日本要通过战争引领世界史。

这些学者为以学术专业成就“思想报国之一端”而喜出望外。他们认为，“西洋的伦理也曾经有过具有创造历史的意义的时代，但是在现在变成反历史的了。这次战争具有彻底的将非历史形成的东西清楚地揭示出来的意义，将所谓非伦理性的那种真实性进行阐明，是战争的功能。通过战争，将西洋的伦理打上非伦理的烙印”。

副教授高山岩男是哲学界的后起之秀，年仅36岁，已经是海军省的特约顾问，春风得意。他在座谈会上大放厥词——这次总力战，当然在其根底上具有“思想战”的性格。在这次战争中，美英既没有像日本这样堂堂的开战理由，也没有这样的战争目的。如果问这次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就是在敌方接受服从我们所说的新秩序思想的时候，最后的结局就会到来。这时就是美英失败的时候。对此，迫使其在武力上接受是当然的必要的，但最终是要使其在思想上接受。

1942年7月23、24日，也就是成功偷袭珍珠港半年后，一群知识精英在京都一家温泉旅馆召开座谈会，主题是“近代的超克”。这是《文学界》杂志主办的活动，一共有13人到会发言，都是当时日本思想、艺术、科学领域内的代表人物，包括宣称日本有“堂堂的开战理由”的高山岩男，和高呼战争比和平更“纯净”的河上彻太郎。座谈会的宗旨是，讨论知识界如何应对刚刚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希冀以此次讨论会掀起一场精神革命，建设“新日本精神之秩序”，超越西方。

“超克”是日语词汇，对应英语中的“overcome”一词，可以理解为超越、克服，甚至是征服。所谓“近代的超克”，就是超越、克服西方的近代性。对于与会者来讲，近代性意味着西洋化，即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这些主义在当时似乎陷入了行不通的绝境，必须“超克”之。用河上彻太郎的话说：“‘近代的超克’这唯一的指路明灯，尽管有些朦胧，却穿透各种阻碍同时映入我们的眼帘，这是何等喜悦！”“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对外目的是粉碎英美势力，而对内则是近代文明所带来的精神疾患的根本治疗”，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在发言中说，“当然可以认为，我国的古典精神是治疗文明之毒的灵丹妙药。”这代表了许多与会者的共识。他们认为，日本的最大病患，就是过分吸收西欧近代文化和制度而滋生出了毒素。在被近代“污染”以前的日本，古代信仰和以儒学为代表的来自亚洲大陆的“东方精神”浑然融合成了美好的传统，虽历经风雨，但仍在文化、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中保存下来。现在要去除近代的“污染”，必须回到“纯粹的”日本精神传统当中去，要通过日本传统开辟新的道路。

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对美开战并不只是对物质或权力的争夺，而是日本对欧美主导的殖民现代体制及这个体制背后的一整套历史文化观，做一个彻底了断。换句话说，对当时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太平洋战争有其“世界史的意义”，这场战争的抵抗性大于侵略性。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解放亚洲，使其不再受西方操纵的现代主义压迫，重新恢复亚洲社会的和谐。思想工作是整个战争的一部分，应为进行得如火如茶的“圣战”尽一番力量。“近代的超克”就是在文化战争中反抗西方，树立日本的主体性。显然，“超克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权力密不可分，其现实目的，就是要打倒以英、美、法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诸种意识形态，助力日本、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的“世界新秩序”建设，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提供理论支撑。

为了抵抗极权主义，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拥护“近代”一边，可是许多人却站在“近代”的对立面，大唱“超克论”，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政府都大声疾呼，要求全民抛弃堕落无耻的腐化生活方式，用牺牲精神取而代之，称这才是真正的日本“皇道”。讽刺的是，当他们声嘶力竭地喊出“超克近代”的口号时，西方的潮流、品味及习惯已深深打进日本社会，无法割弃。口号虽然叫得震天响，但要打仗，则必须倚赖“近代”的“理性科学”以生产飞机，也要用它来应付生产及战场上的各种需要。

三、除我国以外没有真正的国家

其实早在1936年，文部省就成立“日本诸学振兴委员会”，试图“超克近代”，否定自明治以来学者们从西欧引进的学术，创造属于日本的独特学术。例如东京大学的法学家小野清一郎，就倡导建立“日本法理”。他在论文里说在日本的伦理、日本的政治、经济及其他一切文化部门的学术性研究，必须立足于明确的国体观念……国体作为国家的实体内含着日本文化的一切方面。不过特别是国体，这是日本道义的问题，日本法理的问题。

东京大学教授末弘岩太郎在“天皇机关说事件”中与美浓部同遭右翼抨击，可是现在也抛弃过去的学术和思考，强调日本的特殊性。他发表文章说，我们有必要以日本的道义的自觉为依据来确立日本法理的理念性基础……通过我们的努力，以日本式的法学原理为基础，尽快彻底刷新整个法制，完全除去模仿外国的残渣，同时使我国法学从进口法学的臭味中脱胎换骨，使它真正以日本的姿态站立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法学界应该没有一个人是有异议的。

经济学家也不甘寂寞。新锐经济学家难波田春夫说，日本固有的经济观、劳动观是世界无比的好东西，其理由是日本具有“独特的民族机构”，这种民族结构就是“具有以天皇为中心的血统上、精神上的统一的独特的国家结构即国体”。他写作的《日本的劳动观》一书里说——天皇的本质是“治理天下”，国民的本分是仕奉（奉献服务）…………所谓皇国国民实际上就意味着仕奉天皇………我们皇国国民必须仕奉天皇的根据就因为天皇不是别的而是天降天神之子………我国的劳动是作为皇国国民的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因此从根本上说除了以仕奉为本分之外不可能是别的………因为没有仕奉就没有皇国国民，从而劳动者也就不存在。

如此没有逻辑可言、莫名其妙的东西，竟然也得到了经济学界的赞赏。有人称赞说这本书“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来看是写得非常好的著作”，而且为其辩护说，“皇国劳动观根本上恐怕不是科学的认识而是超越科学认识的东西……作为这样的国民信仰的劳动论，主要是在同西洋劳动观的对比上来论证其绝对优越性，这从时局的角度看当然是有理由的，即使从时代的角度看，也同样是极有理由的”。说这番话的，是资深经济学家森户辰男。1919年，他在担任东京大学副教授时，曾发表论文《克鲁泡特金社会思想之研究》，被以违犯《新闻法》起诉，并被赶出了大学。谁能够想到，一个“文字狱”的受害者，现在也一本正经地论证“日本的劳动观”这样的伪学术。更不可思议的是，森户辰男在“偷袭珍珠港”之前出版的《战争与文化》一书中说：“这项事变(七七事变）的目的在于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并通过这次事变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这是朝野、官民、前线后方所一致确信的。人们可以看到，之所以相信‘日文事变’是‘圣战’的根本理由之一全在于此。”

和从事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比起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们应该会头脑清醒吧，毕竟自然科学有一套严格缜密的规范。其实不然。在整个日本都在叫嚷“日本是世界上无比尊贵的国家”“日本是特殊的”的时代里，科学家们也加入了大合唱。他们认为，无论在工业技术方面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日本都必须与外国不同，日本必须是特殊的。著名工学博士、创办东海大学的松前重义写过一本书《日本技术论》。目录中列有这样几章：“日本式科学技术的确立”“日本式生产体制的确立”“日本式科学思想的确立”。生理学家、医学博士杉靖三郎提倡“日本生理学”。按他的说法，科学与政治、宗教是一体的，因而日本的科学同日本的国体是一体的。哲学家和过哲郎善意提醒他，还是不要叫“日本生理学”为好，这样才能实现普遍性的学术之道。杉靖三郎拒绝改名，他说，这是日本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学说，作为日本人要有掌握真理的自信。他还到处发表演讲，兜售自己的“理论”。他说——……只有需要经过仪器测量的东西才被提出来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它开拓了科学技术的世界……我认为这种观点岂不就是所谓西洋科学的观点吗?与此相对的我国的观点则是，使己为空而去迫近“物”，在那里我们与“物”成为一体就可以接近真实。在这里就存在着日本学术与西洋学术的出发点的差异…在题为“作为生命之学的科学”的讲演中，他如此说——我觉得（外国人)是很可怜的。他们的国家不值得称为国家。从这样的国家观（外国人的国家观）出发来议论我们日本，应当说是冒读，是不道德的。那等于是从动物的生命出发来考虑人的生命，是一种轻率的行动。这里就存在着日本的学术与西洋的学术和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我们日本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无可替代的。从这个意义上应当说除我国以外没有真正的国家。按照这位生理学家的逻辑推论，结论就是：除日本人以外没有真正的人！

四、他们身上涂满了耻辱的污泥

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这场战争持续了4年。深受其害的民众之所以默默忍受，除了暴力机关挥舞恐吓大棒，意识形态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后者恰是知识分子们的“功劳”。他们发挥特长，以自己的“专业”和“学术”对战争进行合理解释和辩护。他们或是著书立说，或是发表演说，到处宣扬这场战争是“伟大”的“圣战”。那些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的说辞，在当时的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青年知识分子从心里说服自己支持和参加战争的根据，因为“爱国”“民族”“国家”“特色”等意识形态神话都是知识分子所喜爱的。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也嗅到了战局越来越不利。可是，他们不敢揭穿真相，依旧随声附和。评论家清泽测在1944年3月的《黑暗日记》里写道：“他们（知识阶层)清楚地知道事态不妙，反对东条内阁——他们是一些两个人在一起时大谈悲观论，四五个人在一起时说这样下去很危险，而十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高唱应以一亿玉碎的精神共赴时艰之徒，其内心是悲观的。”

当然不能说，在战争期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同流合污。有些人为逃避现实而投入到艺术工作及非政治性活动中，少数异议者企图躲过言论检查，发表其批判性看法。但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战争，即使意识到战局不利仍然站在军国主义一边，高呼“一亿玉碎”的疯狂口号。后人以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抵抗战争的狂热和非理性的最后堡垒，可是，这一代日本知识分子几乎都浑身涂满了耻辱的污泥。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那些知识分子的荒诞言论，不仅是为了说明知识分子一旦丧失价值观、放弃理性后会多么可笑，更是为了警醒世人。因为在追赶型的后发国家里，尤其是在经济上崛起的新兴国家里，也经常有知识分子跃跃欲试，有些人甚至在暗暗抄袭上述知识分子的“成果”，只不过把日本换成别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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