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鲁巴维尔：合谋的沉默

合谋的沉默

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文
胡缠／译

伊维塔·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现为罗格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他在认知社会学领域声望卓著，著有《七日周期》（The Seven-Day Circle，1985）、《完美界线》（The Fine Line，1991）、《时间地图》（Time Maps，2003）等。

▍公开的秘密
　　

有一个著名的流传于14世纪西班牙卡斯提地区的故事，讲述一个摩尔人的国王是如何被三名骗子愚弄，说服他相信他们在为他编织一件华丽的新装，该衣服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如果一个人是私生子，那么他就看不到这件衣服。国王打发他的一名仆人去做监工，由于羞于承认自己看不到正在编织的华丽衣料，他向国王报道说：一切进展顺利。派出去的第二名仆人回来后再次确认了这个消息。国王于是决定亲自去看一看。由于担心一旦承认了自己什么都看不见，就会失去他的血统纯正性和王位，国王对看不见的衣料大加赞赏。他之后的皇家总管，显然也担心说实话会让自己名誉扫地，于是也对衣料大肆赞扬。当然，他这么做使得国王更加羞愧和尴尬。
　　

当又一个谄媚的家伙，因为害怕承认自已什么都看不到而向国王撒谎后，国王骄傲地驱车来到市集，向众人展示这件想象中的新衣服。“尽管没有人看得见这件衣服，但是每个人都猜想他们的邻居一定是看得到的。所以如果他们说了实话，就会从此抬不起头来。”只有一个勇敢的人最终站出来，他对国王说“要么我就是瞎子，要么就是您什么都没穿”，随即“每个人都说了实话，直到国王和其他人都不再害怕，也说出自己所见。”
　　

5个世纪以后，这个调子明快的故事被安徒生重新改写，从此家喻户晓。安徒生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故事情节，只是做了一些微小改动。比如，他把看不见布料的人从私生子改为蠢人，并且把西方文学中的揭发者原型从一个有意挑衅的非洲人改写为一个天真的孩子。和该故事的原作者唐·胡安·曼努（Don Juan Manuel）一样，安徒生也被故事中所具有的那种内在张力所吸引，即他在文中所生动描述的，私下每个人所见和公开场合每个人所承认的这两者之间的张力。“这太华丽了！美！真是棒极了！”大家异口同声，但没有一双眼睛看到任何东西。正是这种鲜明的内心与外在表现的不一致，以及所感知的和所表达的不一致，使得“皇帝的新衣”成为了一个迷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彰显了一个有意思的社会现象，通常被我们称之为“合谋的沉默”，即一群人形成默契心照不宣，在公开场合有意忽略某种他们私下全都清楚的事实，例如战争前美国南方奴隶主与黑奴之间的性关系，或者今日美国校园中普遍存在的，半文盲的运动员学生现象，等等。（这些实际上人尽皆知，但却几乎从不公开谈论的，不能说不能提的东西是一种“公开的秘密”，引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话来说，是“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令人不安的真相”。
　　

这种“沉默的目击”的鲜明特点，是每一个同谋者都对该人尽皆知的秘密有所认识，但同时又都不愿意公开讨论此事。这样一种在明了与承认之间，在私下体察与公开表达之间的基本张力，使得“皇帝的新衣”为社会生活做出了引人深思的注解。

▍不看，不听，不说
　　

为了更好地理解一个人是如何能够意识到，但是同时（至少公开地）又意识不到某些事物的存在，有必要援引“否认”这概念进来。这里借用弗洛伊德所使用过的这个词，该词本来是被严格用于个体内在现象的，但我要把这个词向外拓展，因为我更关心社会学而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否认。
　　

我们可以看到，否认既可以是个体努力的结果，也可能经由群体的努力形成。在凯瑟琳·哈里森（Kathy Harrison）的回忆录《罪之吻》（The Kiss）中，她试图通过“选择性的自我麻木”来
　　

压抑自己和父亲的关系中增长的性意味。这么做使得她“对某些事清醒，对某些事麻木”，她应用的否认机制明显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但当她男友显然因为对她描述的这些事情感到不安，而秘密协助她忘掉这些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目睹一场合谋下的共同忽视。心理学家们试图解释人的内在力量如何阻止特定的信息进入个人意识，我的目标在这里是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力量是如何阻止这些信息进入公开话语的。
　　

通常我们会把麻木作为一种象征，即当我们表达否认时，一般总包含有类似于封闭感官的意思在里面。如同传统的暗喻“盲区”以及“顾左右而言他”或“视而不见”，这些说法仿佛在指出，我们倾向于把不在视野之内和不在意识之内划等号。所以当我们把否认和失明相关联，也没什么可吃惊的。（一名乱伦关系的受害者描述她的家庭无视她的处境时，她说“在我爸爸的房子里，所有人都是瞎子”。）事实上，俄狄浦斯正是由于意识到他自己否认现实的程度之深，才毁了自己的双目。我们也会使用“充耳不闻”的说法，以及有时候我们会把耳朵堵住，仿佛如此就可以阻挡特定的信息进入我们的意识，这些也都是我们用封闭感官来阻止意识的例子。
　　

同时，我们用有形手段阻断获得信息的途径，也同样反映出我们是如何用该方式避免把信息传递给他人。比如“管住你的舌头”的形象化表达，以及在说出某些不该说的话时，人们会捂嘴的习俗都似乎在表明，拒绝承认我们对某些事物有所感知的最简单方式，就是保持沉默。的确，最公开的否认，其形式就是沉默。
　　

合谋沉默预设双方都将否认，这需要至少两个人一起合作，以避免对某事的供认。这方面最恰当的例子，当属美国军方对于同性恋话题采取“不能问，不许说”的策略。“至少得俩人，才能共舞一曲同谋的探戈——一个不说，另一个也不问。”L．F．斯通如是说。确实，这样的合谋通常是以“三不猴”的形象出现的——它们不看，不听，不说。

著名的日本传统图像“三不猴”完美地体现了盲、聋和哑之间的象征关系。事实上，三只猴总是一起出现，看起来正是在指向社会体系的组成，比如家庭组织和社区，并可以此自然形成的结构来硏究合谋沉默。关注“否认”的独特的社会结构，实际上也可突显社会关系的不同特点（比如他们的等级关系差异程度）以及社会处境（比如他们公开的程度）是如何影响实际合谋的可能性的。正如伊丽莎白·毛瑞森和弗朗西斯·米立肯所注意到的设想有一个组织，其总裁没穿衣服。这一事实对于所有人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雇员们都缄默不语。在重门深锁的掩护下，他们会窃窃私语，讨论他们头儿没穿衣服的事实。但是只有傻瓜和幼稚的人才敢于公开谈论它。”（简言之，作为最典型的在公开场合否认的表达形式，合谋沉默有其明显的社会化模式。

▍恐惧和尴尬
　　

根据许多心理学家的说法，否认源于我们逃避痛苦的需要。当意识到某种令人难过的事情在威胁我们的心理健康时，我们通常会启动内在的防洪闸，以阻挡令人不快的消息进入我们的意识。这一点在电影《父女情》（Music Box）中有着细腻的表达，我们看到忠诚的女儿是如何百般努力，为战争中犯下了残忍罪行的父亲推搪罪责的。
　　

作为一种否认的形式，沉默肯定有助于我们避免痛苦。事实上，某样东西被视为“太可怕以至于言语无法形容”时，确实通常也是无法如实用语言描述的。这解释了为什么深重的沉默总与暴行相伴。“我们不讨论这些事，因为他们太可怕了。”举例来说，很多大屠杀后的幸存者，就拒绝和他们的孩子谈论自己遭受过的可怕经历，以避免谈及而引发的巨大痛苦。于是，在那些“不堪回首”岁月中故去的祖父以及手足同胞就此长眠，湮灭于沉默之中。
　　

纳粹集中营中的一些生还者，把他们所度过的那段恐怖岁月泛称为“战争年代”。因此去识别这样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并且通过特别关注被他们视之为不堪提及的过去是什么，也许有助于揭开这种合谋的沉默。当然，通过仔细审视这些遁词，我们也约略可以看到，创痛仅仅是制造沉默的诸多因素之一。事实上，大多数我们会用遁词形容的合谋式沉默，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它们是恐惧和尴尬。
　　

当面对一个可怖的情形时，我们通常会求助于否认。事实上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早期报道，就曾被很多在欧洲的犹太人视为彻底的谎言而嗤之以鼻。正因为如此，可怕的消息通常就成为了实际上不能讨论的消息。生活在一个警察国家的人们会越来越不愿意和他人谈论身边发生的惨事，其中一个令人心寒的例子，就是曾有无数旁观者对纳粹公然执行的“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保持沉默。恐惧是人们大量使用遁词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人们在提到绝症的时候避而不谈（只说“等这件事过去之后”），提到死者也如是（会说“过世”，“不在了”），这方面的例子还包括笼罩着可怕核战争的，死一般的沉默。
　　

性，由于通常会被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威胁性，因此同样被视为不能提及的主题。一位前神学院学生描述到，在他的生活中只要涉及天主教牧师性生活的话题，都会有种令人压抑的沉默气氛（遑论这种性生活形式往往是同性恋），他说：

学校教导我们要贞洁时，会对我们警告、诱导、威胁和讽刺，但从不对我们具体描述。我们对被严令禁止的这件事本身反倒一无所知。这种关于性爱的令人别扭的沉默，在有人被开除的时候最为突出。当某人因为不贞行为被学校开除时，几乎听不到有关这方面的解释。这些学生就这样消失了。唱诗班留下的空缺被填满，房间和宿舍的床被打扫一新，然后其他人搬进来……（性这种事儿）太可怕，丑陋，让人不安，还是不要讨论为好。

与性有关的沉默，常见的还有那些被遮掩的私生子身份，少女怀孕和不忠等，这种沉默也与耻辱感有关，这同样能解释二战大屠杀时人们为什么保持沉默。（举例来说，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代，德国家庭中的孩子通常都避免追问自己的父亲“战争”年代在做什么，而学校讲德国历史，也往往停留在俾斯麦的普鲁士时代。）
　　

比耻辱感来得要温和一些的尴尬，也常会导致沉默。比如让一群学者对他们中一位人缘很好，但业绩平平的同仁作出评价时；或当牧师发现自己教区发生家庭暴力事件时；又或者当同事们看到年迈的医师丧失了他们的临床诊断力时。生活中还有一些真相被遮掩也是出于尴尬：比如涉及自杀、心理疾病或家庭成员酗酒——当一个孩子“和妈妈弟弟一起回家时，发现爸爸人事不省地躺在客厅，家具凌乱，杯盘在身边碎了一地……大家一起默默地打扫，没人说一句话……第二天一早也是一样。”与此类似的还有，以色列官方对其在独立战争期间摧毁阿拉伯的村落一事保持缄默，在报道爱尔兰裔美国人经济援助爱尔兰恐怖主义在英国的活动，以及美国参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为前三K党成员的身份上，美国媒体也都相当吝啬笔墨。此外，西方知识分子们对1930年代斯大林时期的恐怖集体噤声（同样还有阿拉伯知识分子对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野蛮占领的沉默），而非洲领导人们明显不情愿公开承认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在津巴布韦并不光彩的人权记录。
　　

不消说，把由痛楚、恐惧、羞耻和尴尬所导致的合谋沉默区别开来，纯粹是为了方便分析起见。毕竟，如我们所见，以纳粹大屠杀中人们的沉默为例，就是融合了痛苦、恐惧和耻辱的产物。而恐惧和尴尬的组合也会产生沉默，比如当某平庸无能的同事恰好是老板的儿子时。

▍重重的沉默之声
　　

语言学家和其他研究人类交流体系的学者多次指出，沉默，实际上和讲话类似，“是我们交流体系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明确积极的表现。它包含的“既不是无言，也不仅仅是无声”，它填满了“我们讲话过程中所有的停顿和语言的空隙”。确实，正像保罗·西蒙（Paul Simon）在他那首有名的歌中唱的那样，沉默是一种明白无误的声音，也好比我们在传统意义上会用“厚重的”、“振聋发聩的”、“沉重的”，或者“回荡着的”这些词儿来形容沉默，这似乎也暗示着沉默比话语更有力量。一名二战大屠杀后幸存者的女儿，多年来一直要求她母亲讲一讲被纳粹所杀害的亲人的情况，最后收到的却是母亲寄给她的四张几乎空白的纸张。
　　

确实，沉默往往就包含了无言的对话。“她不肯说的那些，究竟是什么呢？”另一位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对妈妈的沉默百思不解。在电影《等待弥赛亚》（Waiting for the Messiah）中，当儿子询问父亲如何解决家里经济困难的时候，爸爸回答说：“不要告诉妈妈，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在莱奥尼德·安德列夫（Leonid Andreyev）的短篇小说《沉默》（Silence）中，他把安静，“即仅仅是没有噪音”，和沉默做了对比，“这意味着那些保持沉默的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是本来可以说些什么的。”保持沉默因此包含的绝非不做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是在积极地避免提及那些让我们沉默以对的事情。举例来说，那种在自由派言论中小心翼翼地避免明确地贴种族标签的做法，正是在刻意地压制我们对种族的意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刻意回避有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正如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在电影《乡下姑娘》［The Country Gir］接近结尾处，突然意识到他的妻子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已经有多么亲近的时候，讽刺地说“比两个人互相深情凝望更清楚地表明他们关系的，是这两个人避免这么做”。）
　　

和沉默一样，否认含有积极回避的意味。与其说仅仅是简单地没能关注某件事，不如说这里面就包括了刻意地去努力回避关注这件事。进一步说，某些事物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人们却拒绝承认其存在。因此，这是在提醒我们合谋的沉默并不是围绕着那些大多为我们所忽视了的事物，与此相反，它恰恰是围绕着那些明显之极的事物，我们只是对其进行了有意的回避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大象这个意象，被越来越多的用于比喻此种合谋。比如，针对2000年美国总统竞选中集体否认的行为，有这样一段辛辣的描述：新闻媒体当然只字不提，但是却有一只大象在把这个舒适房间的氧气耗尽：

近期在这里，踌躇满志的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正在进行着一场让人呵欠连天，字斟句酌的辩论……这头大象不是别人，正是玛丽·切尼（Mary Dick）的“化身”，这位迪克副总统的女儿，她曾经大方地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但是最近，却不仅仅在道德论域中，甚至连实际生活中都从人们视线中消失掉了。这头幽灵般的大象就坐在两位候选人中间，不停地卷起和甩开它庞大的象鼻子，直到这个重要的问题被大象吼叫出来为止：“参议员，来聊聊性取向。”但是这两位候选人，还有那位极有派头儿的主持人，CNN的伯纳德·萧（Bernard Shaw）以及全国的新闻界，全都假装她不存在。

这方面同样引人思考的，是一本帮助酗酒者子女的手册，书名就是恰如其分的《客厅里的大象》（An Elephant in the Living Room）。它把家庭中的酗酒问题形容为一头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大象，然而家庭成员对此却集体否认：

想象一下，在一个普通的客厅——椅子、沙发、咖啡桌、一台电视机，然后，在房间中央，一头巨大的、灰色的大象……再想象下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们：一个小孩，跟妈妈爸爸，也许还有兄弟姐妹。这么一大家子人一天中多次路过客厅，然后这个孩子就会看到，家里人是怎样非常地……小心地……绕过……那头……巨大的大象。每个人都得躲着不时挥动的象鼻子和庞大的象腿。因为人人都不提有大象这码事，这个孩子就知道看来这件事是不该说的。于是她就绝口不提，对谁也不说。

正是由于大象的巨型身躯过于明显，无法忽视，因此它也成就了很多笑话，比如“你怎么知道冰箱里是否有一头大象？哦，看看黄油上的脚印就知道了”，还有一个场景来自电影《江湖女》（Billy Rose\' s Jumbo），剧中吉米·杜兰特企图把大象藏起来但被当场抓获，当有人问到那头大象的时候，他（徒劳地）回答：“哪有什么大象？”正是大象之巨，使得无论是企图把它藏到冰箱，还是藏到无人知道的地方都显得悲惨而滑稽。
　　

和故事里皇帝光着的身子一样，谚语中的“房间里的大象”对每个人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人们愿意，哪怕只睁一只眼看一下。因此，如果有人没看到，那只能是有意为之的结果，不然，是不可能注意不到的。事实上，忽视大象即忽视真相。
　　

于是，“房间里的大象”对于任何一种人们私下心知肚明，但公开场合拒不承认的话题和事物都具有相关的比喻义。因此，这个谚语已经成为一个常用的文化表达方式，用来形容与合谋性沉默相关联的“人尽皆知的秘密”。
　　

可以预见，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竭力避免的，通常也正是我们在学术领域内不会给予太多关注的，（合谋性沉默也因此仍然是一个理论不完善、研究不充分的现象。此外，由于这些现象的典型特征是关于没发生的事，因此可以想见，观察起来就相当困难。毕竟研究人们讨论了什么，要比研究没讨论什么容易得多（不消说，这里还有一个判断难题，即究竟是仅仅不谈论某事，还是刻意避免谈论该事）。
　　

尽管有这些困难，但仍然有一些对合谋性沉默的尝试性研究工作。迄今为止，这些研究毫无例外，都把焦点放到了一些容易被我们所共同回避的特定问题，比如种族问题、同性恋问题、核毁灭和纳粹大屠杀问题等。但是超越这些具体话题，从而把合谋当做一个整体现象来进行审视和研究的努力还很少。令人遗憾的是，那些研究家庭隐私的学者和研究国家秘密的学者之间缺少对话，而那些女性主义者在写到有关沉默的著作时，则通常会忽视它的无性别视角。这当然会阻碍我们注意到，在夫妻之间，组织之中甚至一国之内，人们共同努力否认他们生活中存在的大象时，其方式上具有令人震惊的相似性。去辨识这些相似性，则需要我们忽视合谋性沉默的具体内容，转而把注意力放在他们那些方式的特性上来。
　　

当我们从家庭层面上观察到，人们会否认家庭成员有酗酒问题，然后再从国家层面观察到，人们会拒绝承认他们领导人明显无能时，那些合谋的形式上的特性就显现出来了。为了要把超越具体社会情境的总体模式标识出来，我不会对具体的合谋性沉默做任何深度的案例硏究。相反，倒是会汲取广阔真实背景下的大量生动例子。事实上，我选取论据的范围越广泛，我对集体性否认的形成机制和结构的观察就越有概括性。因此，我在贯穿全书的写作中，会游走在大量不同背景中，从中选取材料，以突出合谋性沉默所独有的一般性特征。只有特意忽略掉那些看起来不相干的集体性否认事例中的表面差异，我们才能发现他们之间结构上的相似性。经济学家第默尔·库兰（Timur Kuran）曾说过，“一本致力于分析通行社会进程的书，必须要在不同的背景下都能证实它的理论。而对于那些因为地理位置不同，而暂时不予考量的具体文化事件，必须要能够做到把这些先前视作不相关的事实联系到一起，并把它们纳入到共有的形式中去”。
　　

我首先从审视各种各样的社会规范，习俗和人们关注以及交流的传统入手，观察人们把哪些视为值得关注的和可以讨论的，又有哪些是被视作无关紧要的和可以忽视的。其中，我特别审视了那些约定俗成的，禁止人们去看，去听和去说的习俗，无论是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绝对禁区，还是一些相对更微妙的，世故城府的处世准则。不过，在我们和他人讨论交流中，哪些不能进入我们的意识，又有哪些不能公开承认其存在，这不仅仅受迫于社会规范和习俗的压力，也有来自政治领域的限制。毕竟，权力本身就含有控制人们可介入哪些信息领域的能力，以及他们想要传递哪些信息的能力，由此，也就促成了不同形式的强制性的“盲，聋，哑”的存在。所以，我去审视控制他人可关注领域的各种形式，从正式的内容审查制度，到不那么正式的，转移注意力的手腕都在我关注之列。另外，我还关注了控制人们表达领域的各种手段，从正式的议程议题设置安排，到不那么正式的所谓“沉默守则”。
　　

我还试着标示出合谋性沉默其合作性的特质，记录下每一个合谋者的行为，看他是如何与其他合谋者的行为互为补充的。并且我观察那些使得他们的合谋更有效的各种因素，以展示导致沉默的压力，是如何在共谋者人数增加和时间增长的合力下渐成气候，还有就是展示从什么时候开始连否认这种行为本身也被否认了的。
　　

当然，房间里有大象存在这一事实，并不总是被所有人一致认为应该予以否认。人们通常也会在公开场合的表达中试图打破合谋的沉默，将秘密公之于众。我关注各种打破沉默的方式，从各种委婉的幽默讽刺，到直白的，当面大声疾呼的大规模行动。我也关注公众对那些打破沉默者的反应，其中特别关注那些身份对立的角色（大众先驱和离经叛道的人），以解释由他们所引发的，公众对他们对比鲜明的反应，即对前者仰慕，对后者憎恶。
　　

打破沉默者通常被憎恶，这突显了忽视“大象”所具有的诸般好处。毕竟在社会生活中，某些事情是被预设为不说为妙的，而打破笼罩着这些事情的沉默气氛，也就等于是捣乱和破坏了生活平衡的行为。挑战传统观念中什么才是应该被关注的，以及哪些可以与他人公开讨论的，这样的行为也会动摇某些保证社会一致性的根基。而假装不去关注某些特定的事情，则有助于我们保住他人脸面，去除此种伪装则会使与他们的交流相当尴尬。
　　

然而由于合谋性沉默会引发严重问题，因此有必要去检省其对社会生活的负面效应。考虑到在注意什么和不注意什么这一点上，我们和周围的人几乎不可避免会有不同意见，合谋性沉默通常会使得我们彼此更加缺少信任。而且，合谋沉默加大了我们的真实体验与我们公开承认的事物之间的差距，也会导致道德崩坏。
　　

政治理论家C.弗莱德·奥尔福德（C. Fred Alford）认为，“最有效瓦解道德行为准则的方式，就是不讨论，而且不讨论这种不讨论”。“不谈伦理话题，”他用开玩笑的方式建议说，“而且不谈我不谈伦理话题这件事。”作为有道德感的人类，我们不能够持续不讨论“无法讨论的”。要打破这种恶性的、否认的死循环，则需开展一场对这种不可讨论现象的公开讨论。

本文选自《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泽鲁巴维尔／著，胡缠／译，重庆大出版社，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