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1689年1月18日－1755年2月10日）1689年1月18日，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诞生。在“法国启蒙运动三剑客”之中，我们最了解的是宣扬“主权在民”的卢梭，而为建立“普遍价值”体系做出巨大贡献的孟德斯鸠，国人对其思想却知之不详。谨以此文，致敬这位自由主义的启蒙大师。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出了大国治理的不易。因此，强大的国家一定有强大的原因，根据现代国家学说的要义，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作为现代国家学说的奠基人、法国启蒙运动三剑客之一，孟德斯鸠的理论，尤其是分权与法治，对18世纪西方国家的思想解放与政治体制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孟德斯鸠生平的同时期，正是大清的康雍乾“盛世”。倘若这三位中国的“明君”也听到了孟德斯鸠的理论，估计会毫不留情地把他拉黑，甚至还有可能投诉。因为，孟德斯鸠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被后世称为“孟德斯鸠定律”，所有看明白这个定律的皇帝，估计都会崩溃。孟德斯鸠认为，大清是个地道的专制国家，且毫无改变之心：“人们曾想使法律与专制并行，但任何东西和专制联系起来，便失掉了力量。大清的专制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事实上，它用锁链武装了自己，变得更为凶暴。”什么叫专制国家？孟德斯鸠将政体分为三类：共和、君主、专制，“在共和政体，人民整体或部分拥有主权；在君主政体，只有一个人统治，但依据确定的法律；在专制政体，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意志统治一切，既没有法律，也没有规则。”政体不同，统治原则自然也不相同：共和制的原则是美德——人们要有对国家的热爱，要有为公共利益献身的精神，如果没有美德，共和政体就无法维系。君主制的原则是荣宠。因为，“君主政体意味着地位优越、门庭显赫，乃至高贵的出身。荣宠的性质是索求优遇和赏赐，所以能在君主政体中占一席之地。”专制的原则是恐惧。孟德斯鸠说，“人们越是心存恐惧，这个政体就越完善。”因为，“专制政体下君主的权力全部转交给受委托的那些人，自认为不同凡响的人有可能造反，因此，必须以畏惧窒息一切勇气。”古装剧常讲“天威莫测”“伴君如伴虎”，在专断的权力面前，你永远无法预料你的行为会引起什么反应——专制权力就是靠这种不可预期，达到有效的控制，如果可预期，它就完蛋了。因此，专制国家必然要求和产生一种极端服从，“人如同牲畜一样，只有本能、服从和惩罚，自然情感完全不起作用。”
“不同的政体，和国家规模直接相关。共和制只在小国才能生存，中等规模国家更适合君主制，而大国只有专制才能维持。”肯定会有很多人反对。因为，美国既是共和制，也是大国。但康雍乾听了肯定很受用。倘若只听到这里就转身，他们也许会把孟德斯鸠塑成神像，供在孔子旁边。不过，孟德斯鸠还有后话——应该是让皇帝们很心塞的话。
“孟德斯鸠定律”首先基于，大国“倘若不实行极端的奴役，就会形成自然条件难以承受的割据局面”，并且，大国必然积聚大量财富，引起更多人的觊觎，埋伏更多的战争机会，“因而温和精神式微，而在小国，公共利益更为直观，更为人所知，更贴近每一个公民，公权滥用则不那么普遍，因而也不那么容易受到保护。”孟德斯鸠是在为大国专制背书吗？当然不是。作为法国人当中少见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他的温和渐进理性更像英国的柏克，而和法国本土的激进性格形同陌路。他对英国政治的推崇，从以下两句话中可见一斑：“在英国，一个第二天就将被绞死的人，也比欧洲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位公民更自由。”“英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国王无权伤害任何人，因为国王的权力受一项文件的限制。”如此阐释自由，怎么可能为大清皇帝背书？孟德斯鸠不同于我们所知的很多思想家，他的职业历练非常丰富，是最早进入司法政治运作体系的著名学者。纵观一生，他都是从亲身经历和细致观察中提炼问题、寻求答案，其最大特点就是富有极强的经验感，这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的共同特质，而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的主义。事实上，孟德斯鸠随后就唱起了专制的挽歌：“如果它太小，它会被外国武力所摧毁；如果它太大，它会被自己内部的恶习所摧毁。”为什么一定会被摧毁？孟德斯鸠说：“有权力的人会使用权力，一直遇到界限为止。”界限，是指民众的忍受极限，当权力欲极度高炽，天花板必会出现。至此，孟德斯鸠给出了他所认为的终极答案：“人类最终不得不永远生活在一人统治的政府之下（君主制）——假如，他们不能设计一种宪法，使其同时具有共和政体的所有内部优势，和君主政体的外部力量。”这是什么？这就是美国的联邦制。
很多人认为孟德斯鸠的最大贡献是分权制衡，但联邦制其实并非美国立宪者的独创，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为联邦主义者提供了可以转换为现实的灵感。孟德斯鸠去世32年之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获得批准，根据这部宪法，美国成为由各主权州组成的联邦国家。
1787年，华盛顿主持制宪会议
制定了沿用至今的美国宪法
孟德斯鸠的构想之所以能这么快实现，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帝国的基本特征和必然趋势。
孟德斯鸠的理论提出不久，就受到来自东方的挑战。很多来华的传教士把大清夸成了花，并认为其治国原则融恐惧、荣宠和美德为一体。多么完美！但孟德斯鸠断然否定。他认为大清根本不具有美德和荣宠，只有“一以贯之的暴政”和“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性摧残”，传教士们是为表面秩序所蒙蔽，实际上，大清完全是以恐惧为原则的专制国家。什么样的“表面秩序”？孟德斯鸠抛出一个词：普遍精神，即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一个民族“受气候、宗教、法律、政体准则、风俗、仪表等许多因素的统治，由此形成了普遍精神。”但对各民族来说，总会有一种力量更大：“野蛮人只受自然和气候的支配，日本人受暴虐法律的支配，风俗为斯巴达定了基调，政体准则为罗马定了基调，中国人则受仪表的支配。”何为仪表？“法律不曾、不能，也不意图确立的习惯行为。”如果说法律着眼于“公民”行为，仪表关注的则是“人”的行为。大清的政治教化工具是什么？传统的礼教——“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等。因此，民众所受的礼教熏陶，从娘胎里就碾压了法律的教育，是一种对“人”而不是对“公民”的培养，其核心是一套复杂的礼仪规则。孟德斯鸠认为，中国古代统治者之所以能够两千多年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套礼仪功不可没。然而，这是帝制的安定，却非朝代的太平。来自治家理念的礼，从一开始就与“官长和属下””皇帝和臣民”挂上了钩。由此，动物般的本能服从，开始压倒对父辈的孝敬、对妻儿的疼爱等自然情感，因为专制政体的教育，就是要降低人的心智——把国视为放大了若干倍的家，这种逻辑首先就是错误的。但就是这套礼仪，构成了大清的普遍精神，帮助皇帝实现着他的梦。比如，削弱父亲的权威，等于削弱对官长的敬重，继续放大就等于对皇帝不敬。这可是砍头的罪过。因此，儿媳每天早晨是否去问候婆婆，本身当然无关紧要，可正是这种感情延续着大清的普遍精神，很多时候，道德大棒的力量甚至超过真正的棍子，当全社会都对一个“不孝”儿媳口诛笔伐时，我们会明白，所谓礼仪，没有一件不是在为帝国服务！孟德斯鸠没有来过清朝，但他对清朝的认识，超过多数西方学者。他的一个重要洞见是：礼教对人的捆绑与腐蚀，与法律下人与人的理性结合，存在天壤之别。礼教养成的感情，而非法律约束的意志，就是大清子民的普遍精神，也就是“中华帝国的统治精神”。真正的自由，是受法律保障的自由；大清的“自由”，则是受“道德”保障的自由——你需要听话、懂事，而不是具备独立思想和叛逆思维。表面看来，家家户户“尊老爱幼”，但一切都在三纲五常的前提下。倘有“忤逆”，父亲打死儿子，皇帝杖毙大臣，这样的悲剧常常发生。说到底，专制的根本特征就是法律的缺失：“专制政体也是一人单独执政的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则，全由他的个人意志和喜怒无常的心情处置一切。”然而，两千多年来，“民众的忍受极限”时常被撞击，政体却从来都固若金汤，偶尔只是城头变幻了大王旗。无论它是一种特色，还是一种宿命，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孟德斯鸠说：自古至今，之所以大多数民族屈从于专制政体，原因是，创立一个“宽和政府”，需要整合并调控各种力量，这是“一项立法的杰作”。它自然是一项杰作。换言之，与其说专制政体适于东方人的国民性，不如说它是立法失败的结果。比如，貌似并不复杂的分权制衡，为何在民主国家印度总是枝蔓横生？作为孟德斯鸠定律的超级样板，美国的繁荣富庶让无数人羡慕，尽管多年来美国提供了颇多经验，但有哪个国家“复制”成功了？水到，渠成。凡变化来临之前，都必有微观的集体演化。对一国、一民族来说，一种新的普遍精神能否逐渐养成，至关重要。就像大地干渴，需要的是雨露浸润，再大的惊雷也没用。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惊雷，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是绵延不绝的雨露。我们需要它，不是因为政治的诱惑，实在是我们自身生活的召唤。与其他很多思想类经典最大的不同，这是一部所有人都需要了解的书。为此，我们诚意为您推荐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阅读本书一点不会感到乏味，它充满了智慧，但却通俗易懂，书中时不时跳出来的格言，在当代仍然熠熠闪光。识别下方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