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改革的命运系于开放

改革的命运系于开放

文｜张维迎

本文首发于2006年《新青年·权衡》杂志

谈到中国的对外开放，一般人想到的是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国际人才等。的确，从经济上讲，开放使得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国可以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使全球总财富增加，福利提高。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很多人忽略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开放的促动下进行的。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改革的成功。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学者和官员持这样的观点：不是计划经济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是因为我们老在搞政运，没有真正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如果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并在制定计划时尊重价值规律，计划经济是能搞好的。而在这之前，更多的人相信，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幸福的国家，世界上有2/3受苦受难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

打开国门之后才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是何等的落后，国民经济处在岌岌可危之中。当时舆论界有一个很大的思潮认为：中国从明朝开始封闭自守，到清朝初期继续闭关锁国，不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技术，导致落后挨打。所以，中国要发展，必须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而日本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样，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开放逐渐成为一种强大的信念。

▍步履艰难的开放

中国的经济开放是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的，而这种开放并非一帆风顺。

中央政府对经济特区实行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政策，导致的一个问题是特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在进出口贸易上的利益冲突，这一问题导致一些人的质疑，他们认为，特区的发展来自其他地区的财富转移，而非真正的财富创造。

当时的政策规定，出口商品所得外汇，深圳等经济特区百分之百可以自留，而内陆城市只能留一小部分，大致20％、30％左右，其他大部分都得上缴国家。上缴之后，中国银行给你结汇，例如上缴1美元，中国银行付你1.5人民币。当时这个美元价格是低估的，低于许多出口产品的换汇成本。比如你是陕西企业，出口得到1美元，交给国家，国家按照牌价给你1.5人民币，而为了出口这1美元的商品，收购的价格可能达到2块钱，所以出口越多亏得越多。

而在深圳的公司，出口商品换得外汇1美元，不需要交到中国银行；它可以再进口商品，到国内可能卖到3块、5块钱。这样的话，同样的东西在深圳出口能赚钱，在内地就不可以赚钱，或者深圳赚得比内地高多了。所以内地的商品都往深圳跑，深圳那些公司也来内地抢购土特产什么的。这样就引起一些反弹，内地和沿海的矛盾很大。当时很多人骂深圳人赚了内地的钱。

现在来看，深圳和别的地方几乎没有区别。为什么当初不这样做呢？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深圳退回来，也是把外汇百分之百交给中国银行，那就没有贸易，谁都不愿意做，财富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二是我们都按照深圳的政策一视同仁，包括西安、郑州都按照深圳去做，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初人的观念没有到这地步。就像1990年代之前开放上海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计划经济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或者说上海是我们维持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库房，好多消费品的供应都依靠上海。

从权利意义上讲，当时的情况是给哪一个城市进行国际贸易的权利，就等于给他一个特权。如果没有意识形态、计划经济管理的束缚，不需要给任何一个地方特权，所有地方一视同仁，那可能更好，但是做不到。所以你只能走这个次优，部分地方开放了以后，然后是农村包围城市，逐渐的开放。开放是给一部分人特权，然后逐渐瓦解这个体制，当特权普及到每一个地方，就没有了特权。

▍以开放促改革

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经常受到利益集团的阻碍。过去有些体制改革走不动的时候，也会借助于开放去推动。

我记得1984年的外贸体制改革，就受到了外经贸部和进出口公司的抵制。那个时候的外贸体制是国家有十家大的垄断性专业化贸易公司，所有生产企业根本不允许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所以也不了解国际市场，外国企业也不知道中国的市场。所有的进出口贸易都是通过这十家贸易公司做，他们不欢迎其他企业和地区与国际市场有任何的接触。

当时出台的外贸体制改革就是想打破这种垄断，让更多的企业可以自己出口，或者成立地方性的贸易公司。但这对于垄断性国际贸易公司和他们的主管部门外经贸部来说，是动饭碗的问题，自然不能支持。但对中央出台的改革，他们又不敢公开反对，于是开始想各种办法暗中抵制，让改革自然流产。

如果以积极的态度支持外贸改革，外贸部和原来的垄断性贸易公司应该把海外的客户信息告诉新的贸易公司，或者向各省开放。但这样的话，旧贸易公司的利益就没了，所以他们选择了封锁信息和贸易渠道的办法。新成立的那些地方贸易公司、自营出口公司从来没有在国际市场上跟人家打过交道，就两眼一摸黑，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闯到了像钢。

于是像钢也出现一批新的贸易代理公司，跟他们打交道。但这就侵害到向钢传统代理商的利益，因为这些代理商是跟北京的旧贸易公司专做大陆生意的。贸易公司多了以后，没有了垄断地位，他们的利益就受到损害。于是他们就来北京找最高领导人叫喊，说外贸体制改革把市场搞乱了，很多公司互相杀价，“肥水流入外人田”，国家利益受损害了。他们的声音对政府很有影响力，结果，中央又出台新的文件：外贸体制三年不动。改革又收回来了。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改革领导人的策略是，搞一个新的办法，在沿海开放14个城市。不是贸易公司垄断没办法吗？那开放城市，给这14城市进出口自主权。旧体制不能从正面突破，就通过侧面迂回突破。这就是以开放促改革，我们的体制改革就是这么过来的。

▍珍惜今日开放

更重要的是，改革和政治过程是相连的，中国好几次改革遭受挫折的政运都是因为开放导致的压力被弱化。比如说，1983年大陆发起“反精神污染”运动，许多改革措施搁浅，导致好多外国人不敢跟我们做贸易，对中央产生了压力，才使得政动不了了之；1987年的反自化运动，有一些比较“左”的、信奉传统计划经济的人，想利用这次政治运动走回头路，也是由于开放了没法倒退；甚至89年之后，也有些比前两次更凶猛的左派，想利用这次风波来否定改革，但是因为开放没有办法做到。

中央领导在这个方面是非常理性、明智的，包括加入WTO的决策。我们这几年在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的权力、废除审批制度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使得市场经济的建立取得了重大进步。如果没有加入WTO的压力，这些变化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有了WTO，我们要跟国际接轨，那就不可以自己关门瞎来了。原来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符合WTO承诺的东西，都要逐一去掉。所以开放是推动我们改革很重要的因素，没有开放不会有改革。

我之所以强调开放对中国改革的重要性，是因为历史经常被遗忘，人们对拥有的东西往往不觉得珍贵。在当前关于外资并购的讨论中，希望这些经验引起大家的反思：极端民族主义可以带来心理上的满足，但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与时俱进地调整一些政策的是必要的，但千万不要走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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