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谁是最爱国的人？岳飞！你会回答。我说不对。当时最“爱国”的，我以为恰恰是杀了岳飞的那个著名的昏君宋高宗赵构。先别瞪眼！听我再问：宋朝的时候谁是最大的卖国贼？秦桧！你会回答。又错了。当时最大的卖国贼不是别人，还是那个宋高宗赵构。至于秦桧当然不是好东西，但他不过是奉赵构之命进行卖国活动的一个工具。当年给岳飞平反昭雪的是赵构的养子宋孝宗，他不能派老爹的不是，便只能把冤案的责任全推到秦桧头上。其实正如明人文征明那首著名的《满江红》所云：“量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赵构）欲”耳！最“爱国”的人同时又是最大的卖国贼？不是开玩笑吧？在民-主制度下爱国与卖国当然是冰炭不可同器。但在“家天下”的时代，宋朝这个“国”是谁的？当然是赵家的，不是岳飞的。如果赵构自己都不爱这“国”，那谁还会去爱呢？岳飞当然十分忠君爱国。如今有人挑剔说：爱国是好的，忠君就糊涂了。这道理放在今天自然没错。在当时，这“国”又不是他岳飞的，如果他不“忠君”，犯得着去爱这个国吗？正因为忠君，所以“忠”屋及乌，也就热爱君之国了。别人再怎么“忠”，最忠于君的还是君自己，最爱君之国的自然也是君自己。在那个“朕即国家”的时代，国之兴衰存亡，于君之身家性命、切身利益可谓二位一体。对寻常百姓而言，如果不是思想境界特别高的话，“国”之易手不过是奴隶换了个主人而已。新主人有时比旧主苛刻，但有时也比旧主宽宏，谁知道呢？至于变革之际的兵荒马乱，烧杀淫掠，那是战争本身之害。内战与外战，哪个更残酷战祸更烈，官军、流寇与胡虏夷狄，哪个糟践百姓更厉害，也是没有一定的。对于老百姓来说，“战争与和平”问题之关切利害，实远甚于“国”之存亡问题。所以老百姓反战爱和平大概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否“爱国”就难说了。而对于君主就大不相同了。国家之亡对于他，是确确实实地意味着由主子变成了奴隶，“亡国奴”之说端的名副其实。看看记载北宋灭亡后徽钦二帝及其皇族家人们悲惨遭遇的那些“北狩”史料，真是血泪斑斑哪。居国失国，祸福如此，你说他怎能不“爱国”呢？
昏庸如南唐李后主，亡国后那“垂泪对宫娥”、“问君能有几多愁”的词句成为千古绝唱，没有切肤之痛岂能写得出来！而一般南唐百姓在多大程度上有“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的痛感，委实不得而知。蜀汉刘后主亡国后作超然状，晋帝问他思蜀否，他答：“此间乐，不思蜀”。这个“乐不思蜀”的典故令后人斥其昏庸。然而李后主难道不昏庸？昏君就没有爱国之心、不知亡国之痛？据史书记载，刘禅的儿孙颇有在蜀亡时自杀者。刘禅固然怕死而愿意苟活，但说他能木然到如此地步是悖于常理的。其实我看他不过是知道“思蜀”会招来杀身之祸，故而强颜欢笑，那种有痛不敢言的悲苦恐怕不亚于李后主吧。刘禅“乐不思蜀”的典故令后人斥其昏庸，但难道昏君就没有爱国之心、不知亡国之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是说的老百姓。而商君——就连那个同样昏暴的亡国之主纣王，还不是举火自焚，也算是“壮烈殉国”了。谁能说商君不知亡国恨？其实对“家天下”的君主而言，爱国就是爱家，就是爱自己。昏君暴君又不是舍己为人之辈，其爱己利己之心不亚于他人，则爱自家之国又怎么会亚于他人？昏君与明君之别在于是否善于治国，而不在于“爱”不“爱”国。而暴君与贤君之别在于是否爱惜臣民，同样不在于是否“爱国”的。诸位要说宋高宗“爱民如子”，打死了我也不信。但要说这个昏君“爱国如宝”，那我是一百个相信哪！假如金邦非要彻底亡宋，置赵构于徽钦之境，则举南宋全国军民血肉之躯以赴汤火而换赵家之国不亡，我想赵构先生绝对是在所不惜的。问题在于：“爱国”最甚者就不能或不会“卖国”吗？大不然也。首先从可能性上讲，正是商品的主人，才有可能成为商品的出卖者，别人想卖还没这个门呢。“商女不知亡国恨”，当然谈不上是爱国者，但商女能够成为卖国贼吗？她有卖国之权利吗？她有卖国之机会与条件吗？商之为国，是商女给弄亡的，还是商君给弄亡的？对于君主来说，国家既然是朕的，朕想卖则卖矣，干卿底事？专制时代身为一国之主，赔款与敌不需要经过议会辩论，割让领土更不需要全民公决批准，甚至不需要公诸于众。国人对于国事不仅无参与权，甚至没有知情权。统治者完全可以黑箱作业，国被卖了，国人可能连知都不知道！君主以下，权臣们如秦桧者，也可以奉君之命参与卖国。而那些与君权无关的芸芸众生，无论你爱国也罢，厌国也罢，甚至仇国恨国也罢，要讲卖国，对不起你没权力卖，无资格卖，也不可能卖。有可能未必就有动机呀！国之于君既然可爱如斯，怎么又会有出卖她的动机呢？说来也简单：国既为君有，则君之爱国也，犹如财主爱其财，地主爱其地，资本家爱资本，牧人爱其牛羊，甚至好色主人爱其美妾，得之欣喜若狂，失之痛心疾首。其爱不可谓假，非所以伪装而示人也。然而财主爱财，正在于其财可卖，而且价值不菲，极大之财至有“富可敌国”之说。反过来讲，即国可类富，汉高祖刘邦得国后不是对老父夸耀说“某之产业，孰与仲多”吗？明人黄宗羲则指出，那时国家如产业，君主得而私之，但“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所以君主们都爱之如宝，唯恐别人抢了、偷了去。是故君主爱国，亦正在于其国为一大财富，可卖之价巨矣。若夫空气，阳光之类，虽然人不可须臾缺，却因其不可卖，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也就不为财主们所爱了嘛。国家对于君主既然为一大产业，所以只要出价合适，可爱之国还是可以卖的。甚至国之可爱，就在于国之可卖，而且可卖大价钱。一般说来，君主失国就无法安身立命，所以君主通常是不愿意把国整个儿卖了自己去当亡国奴的。这并不等于他就不能或者说不愿意“零售而不批发”地出卖部分国家利益，以换取他认为值得换的别的利益。比如赵构，他当然不愿落得其父兄徽钦二帝那样的下场，所以他其实爱国爱得要命。但是假如宋军真能如岳飞之豪言，直捣黄龙，灭此朝食，迎还二帝，你道那赵构他愿意？！文征明词谓：“岂不念，疆圻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对赵构的心理刻画得可谓入木三分！对于“疆圻蹙、徽钦辱”之念之惜，换言之，即赵构之“爱国”心恐怕不在任何臣民包括岳飞之下，然而这么可爱之国必须是我的，不是别人、甚至不能是父兄的——否则“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所以与其让父兄重返，把国又拿回去，倒不如把国卖它一部分给金人，换得自己可以安享其余呢。赵构之“爱国”心恐怕不在任何臣民之下，然而这么可爱之国必须是他自己的 。后来的慈禧太后有句遭人唾骂的卖国名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其实这句话换个角度也可以看作“爱国”名言——在讲这句话前不久，慈禧才刚刚因愤恨洋人支持维新、“干涉内政”，而作出了向东西各国列强同时宣战的空前“爱国”壮举吗？慈禧为什么“不与家奴”？倒不全是因为主子蔑视家奴，你看那赵构不是甚至“宁赠友邦，不与父兄”么，父兄可是主子等级的，还是至亲呢，赵构还是不愿给，那都是“爱国”爱的呀！国既然这么可爱，当然是宁可卖一半给“友邦”——无论赵构还是慈禧都是不肯让“友邦”整个把“国”拿走的，自己保住另一半，也不能让“国”整个落到别人手中，不管这“别人”是“家奴”还是父兄，是同胞还是洋人。回说南宋，其实文征明对赵构的心理分析也许稍嫌“超前”，当时赵构担心“徽钦既返”恐怕还在其次，绍兴年间的军事形势远没有乐观到如此程度。但是从太祖开国起，赵宋诸君对武人功高权重就有一种传统的恐惧，岳飞之被诛，韩世忠之退隐，都与此有关。即便徽钦不返，“岳家军”坐大而威胁赵家国，重演陈桥故事，如此前景也会令赵构不寒而栗。风波亭之冤狱，良有以也。至于这样冤杀良将会损害本国，有利金邦，后世斥为卖国，“爱国”心切的赵构先生就顾不得那许多了。正因为这样的“爱国”完全是基于一己之既得利益，它与维护国民利益就远远不是一回事。“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就是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根本特征。而这样的“爱国”与卖国都常常成为国民的灾难。慈禧当年极端“爱国”地屠杀维新派而不许洋人“干涉内政”，煽动百万义和团上京下卫大串联，于攻打各国使馆的同时也在北京城里胡作非为祸害百姓，这场“奉旨造反”杀的洋兵没几个，洋教士死的也不多，而残害的中国教民包括老幼妇孺何止百倍于洋人，更不用说拳民本身的死伤枕籍了。正是这个慈禧，转眼间回过头来又大卖其国，不但反过来大杀义和团讨好洋人，还“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把国人折腾得民穷财尽。这样的统治者同样也可以说是：“爱国”，祸百姓；卖国，祸百姓。“家天下”的时代是如此，并非家天下但仍是专制主义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可以说大致相类。但有一点不同在于：专制统治而又不能世袭，意味着既非“家天下”又非“公天下”。与民-主制下不同，这样的“国家”不是国民的，但与传统王朝的不同在于统治者也不认为是自家的。既然不能传之子孙，则我死后或我下台后哪怕它洪水滔天！所以这样的专制往往更容易趋于短期行为，更不负责任。当统治者“爱国”时，他甚至未必能如赵构、慈禧、李刘诸后主那样把“国”当作自家的贵重财宝来爱，很可能只是镇压反对派维护自己眼前利益的一种借口。换言之，这样的“爱国”比传统君主的爱国可能更虚伪。当其卖国时，更由于反正不能传国于子孙，卖起来更加无所顾忌，也不存在“只零售不批发”的界限，甚至把整个国家卖了换一大笔钱来享受，都是可能的。因为国既不可世袭，财产还是可以传给自家子孙的嘛。加之如今某些外国也没有当年的金邦那么寒冷荒凉、贫穷不堪还种族歧视，不会像当年金邦那样虐待亡宋遗族，甚至还颇为优待“投资移民”。于是“国”就更加显得没有钱可爱了。偏偏这时候对外经济开放又还十分有限，一般国民不可能参与外贸，而只有那些人可以垄断对外交往。于是，损害国家利益，借既无竞争、又不受监督的对外交往大发不义之财，然后把民脂民膏转移国外投资置产，家人先移民，自己一边继续“原始积累”一边留好后路……这等等宋时赵构秦桧们没有条件干的、不折不扣的卖国勾当也就盛行起来。你如果对他们进行批评抵制，那对不起，我代表“国家”，你批评我，你就是反对“国家”，也就是“卖国”！而我镇压了“卖国”者，当然就证明我“爱国”了。于是乎“爱国”者卖国的历史剧不仅仍然上演着，而且这样的“爱国”比传统时代可能更虚伪，这样的卖国比传统也可能更加肆无忌惮了。要改变这种“爱国”与“卖国”的恶性循环，办法也有，那就是要使“国”真正成为国民之国，“国家利益”真正等同于国民利益，“国家主权”也真正以国民的人权为基础为前提。只有这样，国民才会用不着宣传就本能地去爱国护国，主国事者既为爱国之民所托，且为民-权限-政所制，从民意而有爱国之志，受制约而无卖国之机。这样“爱国”与“卖国”的“辩证法”才会消失，而主权与人权才都能得到维护。今天我们爱国当然主要是为了爱护与发展国人的权利、自由与幸福，而不是特意要与什么人作对，但即便只是为了与美国抗衡，仅仅“师夷长技”发展军备，恐怕也是远远不够的，“师夷长制”以推进好的制度是不能回避的事。一句话：“师夷长技以制夷”也许是个不坏的主意，“师夷长制以制夷”更绝对是个好主意。放眼时下，言爱国、言民族主义者众，是真是假，就看你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