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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当每年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对这场空前的人类浩劫进行很深刻的反思；一个驱之不去的问题，也是反复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像德意志这样古老而优秀的民族，为人类贡献了那么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出现了康德、歌德、贝多芬、托马斯·曼等等文化巨人的民族，怎么竟出了一个混世魔王希特勒，致使几乎整个欧洲都陷于惨绝人寰的水深火热之中？今年（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60周年，这个老问题仍然不能回避；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的反思更加深入，更加要追根问底。这诚然特别是一个欧洲问题，但是，有些深层问题，可能也应该对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有相当的教益。所以且让我们暂时放一放希特勒，翻一翻日耳曼这个民族的历史。2005年5月，德国民众举着反对纳粹的标语牌参加纪念德国解放60周年集会。当日耳曼民族在19世纪的欧洲国际舞台上相当活跃，普鲁士甚至在同英国、法国、奥地利、俄罗斯等列强争雄的时候，恩格斯曾对这个民族还在生成时期的特征作了深刻的解剖，说到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爱好自由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它具有一种冲决性的“生命力”和“想象力”，可以才可能使垂死的罗马世界年轻起来。在中世纪的后半期，日耳曼民族在西欧腹地俨然成了散见各地的“主人”。松散的“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尽管裂变为众多的邦国，但它们由于共同的民族性而凝成的特殊的“民族主义”却是在这个条件下形成的。“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对外情绪，眼看着欧罗巴有很大分量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西都率先建成了享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就连一些“边缘”小国如荷兰等地也已自成一体了，只有日耳曼民族（当然还有意大利）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成不了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为许多参战国划了界，唯德意志却更加分裂了。所以，民族统一就成为全民族的头等政治夙愿，成了德意志人的一块心病，以致伟大的诗人歌德慨叹道：“德国？她在哪里？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她的整体？德国人是博学多才的，但是这个国家却是另一回事。”当法国人在孕育和发动革命的时候，德国人正在运用大脑，构建“哲学体系”；革命的消息传来，使德国人顿感兴奋。但不久拿破仑的大军却开到耶拿和柏林来了。
康德的学生费希特对法国革命的热情立刻化为对拿破仑的抗议，他连续发表了13篇《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为“复兴德意志”而呐喊。他呼吁德国人要做“当之无愧的德意志人”，要“自强”，负起“民族责任”，他说德意志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最优秀的民族，它的文化是出类拔萃的，就连它的语言，尽管有人讥讽它“奇特古怪”，也是最杰出的人类语言，他提出要把德意志的精神传播到其他地方……费希特是哲学家，而这些演讲却俨然是富有激情的民族主义宣言，用人人能懂的语言反映了、也符合了当时德意志的民族心声。
19世纪中叶，欧洲各地发生了一场连锁反应的“革命”，并以失败告终。发生在德意志土地上的革命也失败了。这场革命的目标即如诗人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在1840年创作的，在民众当中流行的《德意志人之歌》的一句歌词：“统一和法律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在20世纪的“冷战”期间，德国一分为二，互为“敌国”，在联邦德国一方北方古城吕贝克的东西交界处树立起一块非常醒目的大路牌，路牌两面写着同样的字“统一和法律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这里，必须谈一谈德意志（或日耳曼）民族主义的特殊性。从上面所说的来看，有一点十分明显，就是德意志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弥漫于各邦国的社会上的，几乎遍及上中下各阶层。上层，尤其是执政层对内追求权力的集中，对外推行军国主义，“国家主义”表现得尤其彻底。参与“反法联盟”打败拿破仑之后，民族野心急剧膨胀，先后通过普丹、普奥和普法战争，趁势第一次统一了德国，建立了以俾斯麦为首相的德意志帝国。诚然俾斯麦的专政不断受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尖锐批判，然而他实现了“统一”，搞了一部“帝国宪法”，还搞了当时号称先进的“福利政策”和以军工为主的工业化，使德国厕身强国之列，却是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民族的自骄心理的。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阶段，威廉二世扩张主义的“世界政策”赢得了全国普遍的“拥护”，连当时代表先进力量的社会民主党在上下一致的战争狂热中，也不敢或不能多说什么。而下层的所谓“平民民族主义”，却表现为极端的狂热和非理性，在相宜的气候下勇往直前以至于不顾一切，在另外的气候下又可以表现为悲观失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德国士兵在前期的激昂与后期德军连连失利的颓丧便形成了同一民族主义的两种极端。德意志民族本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即汲取教训，觉悟到上层的对内专制对外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与下层的狂热、躁动，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一旦在特定的情况下结合起来，相互激荡，就必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一战后德国没有足够的反思。从1919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是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孱弱气力的“共和国”。当时十分沉重的战争赔款等条款使已然筋疲力尽的德国人民不堪重负，也加重了他们的民族情绪。以致民族主义由失望转向了渴望出现“救星”式的极权人物以解危困的情绪，加上朦胧而又原始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上无控制无引导的漫游浮动，于是就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提供了可以滋生的土壤。希特勒又一次成功地实现了上层的独裁和扩张的民族主义和下层的蒙昧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的结合，比以往更加变本加厉，把民族主义推向极其反动而残忍的种族主义。伴随着整齐划一的“嗨，希特勒！”的是兵燹、是战争、是灭绝人性的屠杀；而结局是人所共见的给人类带来空前劫难，他个人也身败名裂。所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没有“断层”，就德国民族主义这一面说没有本质的不同；就战争而论有三点不同：一是参战国的“排列组合”不同；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列强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希特勒纳粹主义的讨伐和把它彻底粉碎；三是结果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国际联盟”的弱点太多，战后遗留问题基本上没有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彻底结束了希特勒的统治，作为战胜国的美，苏，英，法汲取了一战后的经验教训，对战败的德国实行“占领”，一方面加强“管制”，另一方面也扶助其发展。而德国的历史从而有了新起点。“四国占领”使德国一分为二，美英法占领区随后合并成为实行近代市场经济、民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占领区的东半部成为实行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直到40年后苏联东欧解体，民主德国民众一举推倒“柏林墙”，涌向联邦德国，急速地促进了两德的统一进程，最后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民主德国数州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实现统一。这段最近十几年的当代史已是人人皆知的事了。重要的在于不管统一以后由于东西方几十年来在各方面巨大差距而存在许多麻烦，德意志长久的民族夙愿是终于实现了。
60年前希特勒的彻底覆灭，为德意志民族带来了新生的前所未有的契机。中世纪小邦林立的“神圣罗马帝国”、俾斯麦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凡尔赛条约后的魏玛共和国以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等等，都成了历史的陈迹，德意志人从长期的梦魇中苏醒过来，不断反思过去，由浅入深地清算给人类造成深重灾难的狂热的民族主义，以致发展成为极端罪恶的纳粹主义，重新谱写历史。德国人之所以能这样做，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因素，都是决定性的。从国内看，战后在联邦德国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秩序，本来从宗教革命、启蒙时期继承下来的人文传统得以发挥，被希特勒宣布为“非法”的政党政治重建起来了，纳粹统治初期避居国外的反纳粹力量，包括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纷纷回归。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是一个关键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几次代表大会一次比一次明确地提出与纳粹划清界限，宣布德意志的民主力量应该继承和发扬欧洲的理性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传统，实现与其他民族的和解，结束对立。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后，立即出访曾遭受纳粹残酷迫害和屠杀的欧洲国家。1970年12月在波兰，在签订波德合作条约前，他先去了华沙无名烈士墓和华沙犹太区，各献了一个花圈，在冰凉的地上下跪志哀。此举震动了全世界，被世界舆论称为“历史性的一跪”，不仅仅是忏悔，而且是标志着德意志人同过去彻底决裂，从狂热的民族主义回到理性主义上来。1975年联邦总理施密特说，5月8日二战结束是“摆脱纳粹暴力统治”的日子。这种反思的精神一直贯彻下来，在两个德国统一的日子里，当时的科尔总理一再重申托马斯·曼针对德国的扩张主义所说的那句名言：“应该是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统一的德国将留在西方联盟（指北大西洋公约）和欧洲联盟中。不久前在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的那些日子里，德国举国上下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声势浩大。施罗德在凭吊魏玛集中营时说：“虽然历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德国最羞愧的历史一页中学得许多东西……这是德国的道义与政治责任。”这些话代表了德国人民的社会共识。告别了那些长期的良知蒙尘、理性受压的岁月，德意志民族优秀的一面彰显出来了，二战结束以来形成的持续不断的反思文化使德国人民时刻保持着对任何新纳粹苗头的警惕。德国人能这样做，国际条件是不能忽视的。二战后的形势与两次大战之间的形势大大不同了。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开始一段的“占领时期”和相关的国际条约从外部保证了联邦德国实行市场经济和立宪民主体制；第二，欧洲联合的趋势反映了包括新生的德国在内的西欧国家和人民的愿望，以和解和合作代替对抗，成为主流的政治思潮。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急于摆脱“孤立”状态，融入欧洲的呼声十分普遍。阿登纳顺应了新时代的潮流，接受了法国倡议的“煤钢共管”的计划，从此开启了从“欧洲共同体”到今天的“欧洲联盟”的道路。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曾被称为“世仇”的德国和法国的“民族和解”，因为它有典型意义。法国的戴高乐和联邦德国的阿登纳以政治家的远见，捐弃前嫌，在成立“欧洲共同体”的1958年9月14日举行首次会晤，郑重向全世界宣告以“合作”代替“对立”，并说法德合作是“欧洲建设的基础”。从此以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形成习惯和“制度化”。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这类会晤频繁进行，两国历届领导人都要举行这样的高层接触。重要的如1972年蓬皮杜和勃兰特的会谈，1974年吉斯卡尔和施密特的会谈，1982年密特朗和科尔的会谈，等等，更不要说近若干年来希拉克和施罗德的频繁会谈了。这些法德会谈固然反映了国家关系层面沿着“和解和合作”的道路的深入发展，但是它反映出来的则是欧洲民族主义特别是民族对立趋向消解的大局势。60年过去了，时代不同了，世界已经走上了“全球化”进程。对于德意志特有的民族性格，人们还作为善意的谈资时常提起，但它已彻底告别了过去；那些日耳曼民族的优秀传统，包括开头恩格斯所说的古老而原创的民族特征在新时代还在起作用。一个号称哲学民族的民族是善于反思的民族，今天德国早已经是欧洲的一员，曾经被纳粹残害的国家和人民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看待它了。最近，联邦总理施罗德在一次纪念活动中说，勇于作自我批评的人能够赢得朋友。可以说，反思文化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的一个新传统。还在1978年，哈贝马斯邀集50名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的现状”为题撰写文章，文章普遍提到的一点是：德国的民主意识的发展曾经遭受过“历史包袱”的困扰。今天它感到庆幸的是终于决然甩掉了这个“历史包袱”，走出了截至60年前的近一个世纪的民族主义猖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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